李玫瑾:高考有历史作用 但我反对现行的专业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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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李玫瑾,中国公安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77级。

本文系凤凰历史历史频道对话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文字实录,采访整理:许晔

凤凰历史:你在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父母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玫瑾:我父母祖上都是大家。我爷爷在日本侵占前去世了,也就是在我父亲大概14岁的时候,就剩他一个儿子了,他就出来打工了,到印刷书局。解放之后印刷书局迁到北京,北京印刷厂的技术骨干基本从上海的印刷书局过来的。解放后鼓励女性找工作,于是我母亲就报名,也来到了北京,进了印刷厂。我父母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识的,我是在北京出生。虽然他们在这样的年代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对我在学习上是要求很严的。

65年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第一件事就是停课,挖防空洞。那时候我太小了,还不会挖。那时候二环就是护城河,那会儿河还在呢,我的学校门口就是一条河,往左边走就是一个路口,这个路口过河有一个小桥,过去那边就是城墙。那时候河床都干了,有石头,我们干的活就是从河底走去对岸,到那边抱上一块城墙砖,然后拿过来。一年级,我曾经抱着那个砖从河坡上滚下去,因为人太小了,砖特别大。后来就停课,串联。

后来到三年级复课,就开始挖防空洞,小学毕业了,林彪的事件出来了,我记得我们延了半年,学习政治文件。上初中的时候,就是72年初,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坐在教室里最安稳的一年多。到了初二之后,张铁生、黄帅造反,后来邓小平又下台了,我们又开始不上课了,我们就开始学农。我们是中学一个分校,在北京的西山,周边都是墓地,我们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分校,我记得拣苗,摘玉米,挖土去盖房子,大概干了四个月。最后一年就是唐山大地震,北京塌了好多房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和泥供砌墙把这些房子都给修建起来。从小学挖防空洞,到中学挖防空洞,我整个上学期间除了初一在教室里坐着,(其他时间)基本全在干活。

凤凰历史:你当时怎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又是怎么准备的呢?

李玫瑾:就这样一直到了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当时有一个政策独生女可以不用去插队,学校当时希望我去插队,但我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于是我在家里玩了,每天和别人打牌。那时候没有电视,又住平房,一排房很多人,只要有闲人就会打牌。我印象特别深,一直打到了大概9月份。我们有一个街坊,我管她叫大姐,她的爱人在中关村物理所工作。她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说李玫瑾你还不去高考?我说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学我考什么考?

那个时候我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分配工作了,当时有两个工作我特别向往,一个就是幼教,一个是护士学校,我其实从小就想当老师。但是我妈妈坚决不让,我说恢复高考你要给我高考去。我说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她说你考不上我养你一辈子,你必须给我考去,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复习,去高考。她说完以后我就没有报(那两份工作)。最后把我分到妈妈那个印刷厂去了。之后我就去学校,跟老师说我想参加高考。老师说你怎么不早点来,人家已经这个班开了快两个月了我才去。因为我在中学也属于一直班干部,也是学习比较优秀,老师就特别喜欢,一听说我要回来参加高考,赶快把复印资料弄了一摞。我记得当时我们教务处长说,你先去听课,不懂的地方你就问,需要补哪个你就告诉我,我给你找老师。于是就加了一个凳子,我记得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孩子都已经开始准备高考了,我们都属于社会待业的,这些人来补课的话没有几个,也就大概六七个人。

我觉得政治、语文、史地对我来讲都不成问题,难就难在数学上。我拿着数学书找老师补课去了。老师就给我翻,我记得好像一共就六本。老师就说太复杂的肯定不考,因为你们恢复高考第一届,不会特别复杂。简单的给我前面几何、代数这些东西补了一下,补习了一个月就去考试去了。

我们考试在现在的西双街外国语学校,考试的时候我正好是第一排的座位,一共有大概六排,我大概是左边的第二行。监考老师总是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写作文他看着,我写历史他看着,唯独我写数学的时候,他每次都是叹口气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这题是不是错了?最后我只知道一个总分,好像是300,单项分里语文可能是最高的。

我当时不会填志愿,爸爸妈妈没有上过大学,我妈妈的好朋友家里来一个客人,老先生是已经退休的中学老师,教历史的。(我妈妈)说你去找他吧,他懂得怎么去报志愿。于是我就找这个老先生,老先生给我看半天,当时北京就五所院校,说不要报师范,他说你就北大吧。北大看半天,他说图书馆原来是个专科,现在升到本科,估计没什么人报,你可以报这个。我说那行,我也愿意看书嘛。他说你不要报中文系,中文人太多了。他说中文新闻这都是热门,恢复高考,你又没有把握,你不要报热门专业,他就给我报了一个图书馆专业,北京经济学院选了两个专业。

结果没想到,那一年北大图书馆专业当时报名的人数是排在第一位,根本就没希望了。北京经济学院我报了两个专业,我估计是数学分数低,第一个不录的话,第二个也就不录了,所以我就落空了。当时一看我身边290多的,270多的全录了。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见解的人。当时新华厂有一个女孩,我也不知道我母亲怎么知道的,知道她哥哥在负责招生的事儿,就找到他了,之后就查我的分数,一查挺高的,然后就问,能不能再给补一下?后来有第二批补录的。我记得当时就有电话打给我说,去到哪儿哪儿,我印象应该是和平门的和平饭店。在楼下等着很多人,出来一个老师挨个叫,叫到我的时候,他说我是人民大学的哲学系老师,我们现在在北师大,我们马上复校,我们扩招想招哲学,他说你愿不愿意改哲学。那个时候就觉得只要能上学就不白考了,我说可以可以,改吧。他说那好你同意了,签个单子,然后就走了,后来就发通知了。通知信封是北师大,因为人大当时没有校舍,我们图书馆都在北师大。当时人大应该在它现在的宿舍区有一排灰房,我们是在那个围墙外边,围墙里边是二炮他们运动员住的地方。我们里边有一个大的类似于礼堂的房间,当时给它隔开个三道,就是教室。当时人大三个专业是哲学、政经、党史,我们就三个系。

我印象当中还走读,每天早上起来骑车,从我住的车公庄,骑到人民大学。那时候我把外语写成小字条,骑车的时候背单词,看一个背一个,念完了再背第二个。而且那时候也年轻,早上背完以后一天都不管了,下午我们默写,我基本上99%都对了。

凤凰历史:你还记得高考前一天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李玫瑾:我心理素质特别好,照常睡觉,那个时候我背的能力特别强,基本上我这一段把第一个字背下来就行了,然后再看一下每个字的内容。其实高考对我来讲也没有特别紧张,因为那时候没有负担,已经有工作了,考不上接着再上班去,所以就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我在考试前还遇到那个街坊,我管他叫大哥,他姓季。在平房我去打水,在水管子那儿遇到他,他说你参加高考吗?我说我已经报名了。他说什么时候考?我说11月底,12月初吧。他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如果这个学校考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你就要这么想,我一定能考上。我说好。这句话印象特别深。我现在特别感谢这个大哥,可能就是他那句话给我了一个信念。

凤凰历史:你还记得去人大报到的第一天吗?

李玫瑾:那天我穿了一件衬衫,又穿了一件单衣,骑到半道特别热,我把外衣给脱掉了。我们都在外面报到,就是课桌,一个系就是一个牌子,到那儿登记把户口本交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宿舍,登记完以后,通知你明天什么时候到学校,有了开学典礼就上课了。开学典礼我还记得,李秀林当时在开学典礼的会上特别激动,说特别感谢320公交,就是人民大学门口过的一趟车,“人民大学”这四个字站名一直没有取消。他说非常感谢北京公共汽车公司,一直给我们保留人民大学,我们人民大学现在终于又复校了。

我们那时候都是在简易房那儿,自己带着饭盆打饭,打完饭没地方待着,蹲在那儿吃,跟民工是一样的。然后旁边就是灰房子,里面都是(二炮的)运动员,我记得我们每天能看到的超不过20个运动员,但是整个那排房都是他们的。我们就讲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运动员条件这么好,我们这些大学生就这么惨吗?后来就因为这事,学生要求“还我校舍”,最后中央挺重视的,据说后来邓小平亲自过问了,中央同意了二炮撤出,学生进到校里。后来我们就开始分宿了,宿舍就是南边那红楼,我在四楼最把边的阴面这个屋子。等住到学校就非常方便了。

凤凰历史:你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李玫瑾:其实我挺怀念人民大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人大给了我一生特别重要一个转折。(学生)是第一批吧,整个系特别重视,所有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这个领域当中的NO.1。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到大三的时候,还有一些开放性的课程随便选,我当时选了一个《红楼梦》,那个老师讲得特别好。我上学以后才看《红楼梦》,当时看不懂,那时候就觉得讲一些男男女女的,风花雪月的事情,到底意义在哪儿?毛泽东为什么评价它这么高?我在这四年当中,没有任何学农学工的事情,真的是踏踏实实地就在那儿学习。

我记得第一年基本上就是半天课,而且考试考两三门,不多考。我们考试没有范围的,口试。老师出两道题,一道大题一道小题,但是每次考试是大概15到20张这样的题,也就是说这20张里包括这书所有的内容,因此你不知道会考哪部分。当你抽到你那张的时候,给你10到15分钟准备时间,我就坐在那里去复述,为了考试,那本书几乎全都能口述出来。

还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跟老师的交流。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写学年论文,我论文第一个老师就是我们哲学系的钟宇人先生。他没有给我们讲过课,只是根据题目我选了洛克的知识论,就指定为他了。他让我到他家里去找他,我记得也是在人大的宿舍,就是三层楼房的红楼,他在三楼。屋里很干净,左边一个床,这边俩沙发,里边一个书柜,对着窗户就是一个写字台。他背对着我,他说进来吧,我开开门进去,他回头看我。这个时候我特别惊讶,冬天,应该是12月份,老先生戴着棉帽子,围着浅灰色的围脖,穿了一身中式的大棉袄,底下穿着棉裤,他棉裤还裹着那个腿,穿一大棉靴,干吗呢?开着窗户。他居然冬天开着窗户坐在跟前看书。进去以后,我告诉他说我是77级的学生,这篇论文是他指导老师。他说坐下吧,我在沙发坐下。然后他就说,你以前写过吗?没有。你想写什么东西?我说想写什么。你有什么思路吗?我说我大致思路就是想根据马克思对他的评论,然后我对他一些认识。他说那你这样,你回去拉一个提纲,要三级提纲,大标题一,然后下边有个二,然后最好底下写个要点,你要弄不了三级,弄两级也行,你就弄一个提纲再来找我。我说好。

一个星期我再去之后,拿了一张400格的那种薄纸写了三级提纲给他。他拿着这个纸以后说,放下吧,你先回去吧,我看看,你下周再来。然后我又等过一周再来,于是进了屋以后,他说,你坐下吧。他也坐下了,却没有把我那张提纲纸找出来。他就问我,你第一部分谈马克思的,你认为哪些观点和洛克的知识论有关?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因为毕竟也看了一些西哲史的书。他说这个话在哪个里头论述的?我没有这个准备,也不记得了,就说好像是在什么书里头。他当时就说,不对,是在《反杜林论》当中,28页。站起来从他书架拿起这本书,翻到28页,你看看是不是这一段?我当时特别惊讶。他说,你今天回去,要把所有你会涉及到的马克思、恩格勒、列宁对他的论述,出处都要给我标出来,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要给我写个要点出来,下次再来。从这儿以后,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有出处的,没有出处不敢去见他。他要求的是哪些是人家的?哪些是你的?你为什么这么去想?你从哪个角度这么去考虑的?然后读他的那一段从哪一页里看到的?当时遇到这么个老师,以至于我后来在毕业论文就很顺利了。

大学头一年,我基本是睡觉的,因为走读,早上从家骑车骑到学校,吃完早饭8点钟坐那儿,老师开始讲了。一年级的时候,教室是大礼堂改的,很宽,课桌是扁形的,后面还有两个煤炉子。我每次都坐第一排最边的位置上,斜着看老师,趴一会儿我就睡着了。萧前先生讲《哲学基础理论》,讲着讲着他让同学把我推醒了,我当时显得特别不好意思,哈喇子还流着。老师非常好,说累了吧,要不你就出去走一走,那儿上课大家都看我,特别不好意思。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批人闲着没事,研究世界是物质的,这有什么好研究的?所以我第一个学期对哲学当时是非常不解。后来等到李志逵老师讲列宁的《哲学笔记》,李老师也是特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讲课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的,偶尔看一下我们,然后眼睛基本上是看着前方,滔滔不绝地在那儿讲。我是从他这节课开始爱上哲学的,我觉得他讲的太有意思了。

凤凰历史:那个时候除了每天上课,同学之间会不会有一些活动?

李玫瑾:我们班最大和最小的都是属狗的,所以我们班是一个跨了一轮的班。基本在班里,我们什么也不会说,大姐大哥他们都是插过队的,当过兵的,甚至当过法官的,当过老师的,都很厉害。于是每次一到课堂(讨论)就特别热烈,我们班有那么几个才子,出口成章,我们都崇拜得不得了。但是他们经常开玩笑说,什么凯撒大帝,拿破仑,30多岁都已经征服世界了,我们30多岁还在这儿上大学,我们应该找地方钻进去。我就说你们不用钻,你们肯定很棒。我们这一届有几个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很优秀的,我是属于出了哲学的范围了。

那个时候我们班基本三个群体吧,大概有1/3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子弟,还有1/3是属于高干子弟,还有1/3是工人子弟,我应该算工人子弟,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印刷厂的工人。我和一些同学经常在一起聊天,在那个时候没太关注谁家有钱没钱这个问题,只是觉得人家有见识。记得那时候打越南战争,我们班当时有好几个家里就是军队的高干,每天都跟直播一样,今天越南什么什么情况了,仗打到哪儿了。我们听得都傻了。讨论课上也是这样,有一些比我们大上七八岁,十岁的滔滔不绝,对哲学的理解比我们都深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时还有一些禁书,比如《金瓶梅》、《十日谈》,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整来的,全班就可以传着看,因为图书馆借不到的,都是私下。我印象当中我后来也好不容易轮到,要求1到3天必须得还,或者转给下一个人。

上学时还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一个就是入学的时候体检,我们要分体育班,体检就是让我们做俯卧撑,单双杠,我这些全没过。我印象最深得就是当时让我们三步上篮,三步上篮很简单,老师说拍两下到跟前扔上去,全班就我到那儿老扔不进去,而且脚步老乱。那个老师是个女老师,大高个,长的很漂亮,烫的头发,最后她特别宽容说,你别紧张,你只要扔进去我就给你合格,我们先到那边去,你自己在这儿练,练到你觉得能扔进去了,你叫我过来。我记得在这儿之前我没有做过俯卧撑,他们在地下能摁起来,我在地下趴这么一下,都没有起来。老师说你怎么能弱成这样?这样就把我分到了一个弱班,当时人大有一个女老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长的很漂亮,瘦瘦的,她说我们想组建一个太极拳队,我看你们协调性不错,你们有没有兴趣?我说有。我和我的好朋友一块参加武术队的,我们俩都报名了,就进入了叫太极拳队,后来组建了武术队。

77级应该感谢那时遇到一个好时机,又是改革开放之初,整个大氛围是非常轻松的,人心非常的开明,大家有话都敢说出来,虽然也有一些争议。我记得当时有一本杂志发了一篇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我们对这个争论非常大,有的人说就越走越窄,也有的说人生路不是越走越窄,是因为你怎么去走,反正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后来影响非常久远。

凤凰历史:离开大学后你的职业生涯发展大概是怎样的?

李玫瑾:毕业的时候学校其实人大想把我留校的,当时就是因为我字写得非常好,系里老师一看,想把我留下做教秘。我说我不做教秘,我也不想留校。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都是自己的老师,永远抬不起头来,你不敢造次,也不敢去说研究一个什么东西,而且我又想教书。那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50个位置,最后中央政法干校是没有人选的,因为是干校,大家一听都(觉得)不行,后来我说那我去那儿吧来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说,据说那要改成公安大学。我想那好,我去了我就是元老,所以就去了。

到那儿去报道的时候,有五个教研室,我们领导说你别去马列教研室了,22个人18个都是学哲学的,你去了他们那儿太多了,那四个室你随便选。我去那个单位的时候,它跟人大一样刚刚复校,但恢复的比人大要晚,他们是80年代初期才恢复的。我一想法律马上就有毕业生了,但我又不想搞国保,我就到刑侦去了。我选刑侦,他马上就同意了。

首先让我到刑侦一个干训班去当班干事,干训班主要面对的是刑侦局长,副局长,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听课,就把刑侦的课从头到尾听了。我在这边跟局长学习的时候,赶上严打,局长当时在小组会上就这么讲,现在这帮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一说判死刑,他们都是瘫了,之后架出去,现在居然摇着脑袋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根本不怕死,这都什么心理啊?说这些(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都是穷苦孩子,家里也没有坏人啊,怎么都变这么坏?然后看我坐旁边,给搬椅子递材料什么的,他们问我你是干吗的?我说大学生。说大学生怎么在这儿干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安排我给你们做助手。他们说你以后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人的犯罪心理。我说好。所以等我进了教研室,我就跟教研室主任说,我说局长说应该研究犯罪心理,我也想研究这个。结果我们那个主任说,这个倒是,这个不错,支持你,但是我这里没有人干这个的,你自己干这个专业怎么干?他说你自己行吗?我说没问题。

开始我就先到北大去听心理学课,到人大法学院去听犯罪学课,然后政法大学刘大华老师那儿搞了一个犯罪心理学习班,在昌平,半年。我就在半年当中一边听课一边备课,回来开年就开始第一堂课。所以我是公安大学第一个讲犯罪心理学的,也是第一个出讲稿的。后来等到88年,我们几个老师写了第一本教材。

91年我们出台一个政策,要到基层去工作。我就这样就到了青岛去了一年。这一年让我转变了一个观念,我以前搞课题,天天做数据分析写报告,也有很多的发现,但感觉就是研究的东西跟基层一点关系也没有,特困扰,我回来以后就一头扎到图书馆去了。93年,在图书馆突然看到一本暴力犯罪分析的书。94年我有了第一台笔记本,我就把这个关键词打上以后就开始搜索,结果就发现好多这方面的研究。

正好之后我们要搞校庆,请了很多的媒体当嘉宾,宣传部找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恰恰考上了我的研究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媒体就知道我在教犯罪心理分析画像。结果一聊他们特别兴奋,于是五家媒体全发了新闻,之后所有媒体全来找,可是那时候我才刚刚开始,所以也很恐慌。后来很巧,我觉得也是坏事变好事吧,就是各地破不了的案件(来找我),我在那个阶段接触了大量的实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跟一个新手打牌一样,就是刚坐到位置上手气特别好,我就刚接手的时候,几乎接一个破一个,但是破不是我分析破的,是人家给破的。

凤凰历史:对你而言,高考有怎样的意义呢?

李玫瑾:它几乎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觉得高考其实它只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机会让我遇到了好老师,在这四年当中得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教育注水太多,我觉得我那四年真的是纯金。哪怕我现在不做哲学专业了,我做心理学专业,我仍然觉得四年的学习给了我很多重要帮助。

目前高考以及专业细化我是比较反对的。高考有价值,但是历史价值,不是高考本身的价值。有些人说高考是保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方法,我不太赞同这样。我觉得大学就应该像一个好点的饭店,我们给学生可以提供很多的饭菜,至于你想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自己选)。有的人就是慢,慢的人他恰恰想深,有的人就是快,可是快就不可能往深了走,你干吗非要弄一个标准,然后数理化全部达到一个标准才进这个学校呢?

我认为高考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因为它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筛选人才,但是20年过去,30年过去,40年过去,我们教育按部就班,在教育当中人才已经自然而然显露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多数人是综合的(人才),但是有偏才。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以高考为导向,而应该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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