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成: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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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望道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封面。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革命运动航标。想不到,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竟然是由年仅29岁的师范学校教员陈望道,在老家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翻译完成的。

 

  陈望道生于1891年1月18日,1915年初东渡日本留学,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引导,阅读过一些马克思的学说,思想得到了熏陶。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返回祖国,任职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并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家庭专制由此遭到当局打压。

 

  在五四运动中,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思想进步学者,都在发表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段,但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本,这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们急盼之事。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为己任,编辑部获得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把翻译事项提上日程。在考虑翻译人选时,《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向《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推荐了时年29岁的同乡陈望道,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因他留学过日本懂得日语,又是思想进步青年。于是,在1919年底,由邵力子给在杭州的陈望道写信,约请他去上海有要事商议。陈望道到了上海后,得知请求他帮助翻译《共产党宣言》,早有马克思主义意识的他欣然答应了。戴季陶和邵力子还请陈独秀出面,向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大钊借来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给陈望道作参照以便更加精确翻译。

 

  因在上海吃住等生活不方便,也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翻译环境,陈望道在1920年3月秘密带着书本回到了老家,独自住进一间简陋的柴屋,屋里只有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开始着手翻译起《共产党宣言》。尽管译文不足两万字,但翻译参照书本太少,加之3月早春依然寒气袭人,坐着时间长了手脚冰冷僵硬,他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在那段翻译的日子里,他除了短暂的睡眠之外,所有时间都潜心投入在翻译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屋。有一天夜晚,母亲送来一碟两只糯米粽子和另一碟红糖,让他把粽子沾着红糖吃夜宵充饥。过了一阵,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红糖够甜吗?要不要再加点红糖”? 他埋头译书随口答道:“够甜了,不用加糖了”。后来,母亲进屋收拾碟子时,惊讶地发现儿子满嘴是黑乎乎的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母亲见了又好笑又生气,故意问道:“粽子吃完啦,红糖真的甜吗”?陈望道还是头也不抬地说:“粽子吃完了,红糖甜的,真的甜”。陈望道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怕天寒入骨,专心孜孜翻译《共产党宣言》,竟然达到把墨汁当红糖沾着粽子吃下还说甜的境界,这就是信仰的味道。

 

  经历了近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努力,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稿本, 5月初就赴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交稿。不料上海当局对所有寄往《星期评论》的稿件实施邮检,已经导致该刊停办,使得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无法兑现。于是,陈望道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单行本,但在筹集出版经费上遇到了困难。这时,恰好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中共建党问题时,提及此事,维经斯基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版。这样,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终于第一次正式出版了1000册,很快发行一空。因当时出版校对上的失误,将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写为《共党产宣言》,便在当年9月又重印了1000册加以更正。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为谋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从理论与思想上奠定了重要基础。于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因遇安全危险临时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木船上继续开会,最后宣誓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个党肩负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使命,掀起解放民族的壮烈革命斗争,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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