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国文读本》介评

 

王涛

概要:本文介绍了《读本》的编排特点,重点介绍并评述了选文的四大特色,并对选文体现出的主导意识从时代的角度作了简要的说明。

《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是一个全文言读本,共78篇。它是根据民国21年(1932年)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的七项标准并参照民国20年(193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义勇军教育大纲》第三条相关规定编订的,由中华书局于民国23年(1934年)出版发行,供高级中学第一学年使用。从民国学制来看,高中是三年,因而此套读本应有三册。限于资料 ,其它两册的编选情况无从知晓,但从目前教材或读本的编选来看,二、三两册应以文学类为主,兼及其它。从教材编订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并无全国通用的教材,而以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为主,此套读本也应主要供地方使用。

教科书之外,另有配套的读本供学生课外研习或泛读之用,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关于读本编制的目的,民国17年5月,在当时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吴研因等人曾提出一项议案,强调:“中小学各科除教科书外,应尽量采用补充读本。??内容较教科书更为详尽,编制亦较为自由,而以富有情趣,足以养成学生读书习惯为主。”①当然,读本编选的效用,往往超出吴研因等人对书本最基本的认识。好的读本,在传承文化、涵养性情、陶冶品德、塑造灵魂及振奋精神等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高中国文读本》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由刘劲秋、朱文叔编选,张文治作注。限于资料,我们难以了解这几人的情况,不过,从选文内容及所注来看,这三人都持有较正统的观念,倾向保守,与政府提倡的主流教育观念——三民主义教育观念相吻合,极有民族意识。

一、编排说明

《读本》在装祯设计、排版印刷及选文安排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现作简要介绍。

装祯设计:与今天书籍的装订顺序不同,《读本》采用古代线装书的装订方式,右向竖式装订。以灰黄色牛皮纸作封皮,正面以繁体横向印有书名、编注者及出版单位,字体呈浅绿色。背面是中华书局的注册商标,以麦穗环绕的辞书为标志,书上印有篆体“中华”二字,设计新颖,极富创意;内页印有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价格等内容。整个外观质朴淡然,古色古香,与选文内容十分和谐。

排版印刷:正文部分均以繁体字竖式排版,从右向左阅读;采用“五四”

以后的新式标点,但与今天的标点仍有些差异,差异较大的有书名号、引号,没有间隔号、着重号,人名、地名均以“——”标示。各部分内容之间留有稍许空挡,十分注意节约纸张。

出版说明:位于选文之前,简要介绍了《读本》的编例、目录和教材支配表。“编例”总体说明本册书的编选依据及体例安排;“目录”部分将78篇文言文分成十二组块,每组从5→9篇不等,配有作者及页码,方便查阅;“教材支配表”则对78篇文章从体裁上作了详细的划分。体裁沿用旧有的说法“体制”,只对其分类作了简单的加工。体制以下又分两个小类:其一是“体别”。按“编例”的说明,“选文分类,始于昭明太子之《文选》,及任肪之《文章缘起》,是后代有变更,至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而始完备。”因而体制上采用的是曾国藩的分类法。曾国藩分为十一类,编者又对其中 “诏令”及“奏议”合为“美文”,共10类。这10

类是:书说类,共15篇;美文类,11篇;传志类,10篇;叙跋类10篇;论著类,9篇;哀记类,9篇;叙记类,5篇;杂记类、典志类、及赠序类各3篇。其二是“总称”。按表达方式的角度分为记叙、议论、抒情、说明四类。其中记叙26篇,议论21篇,抒情19篇,说明12篇。

新书推介:位于选文之后,是中华书局主要面向广大“中等学生及失学青年”推出的一套丛书“中华百科丛书”。其目的是“灌注一般知识”,新书特点是“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文学、教育、音乐等等。既有中国的,也有介绍外国的;有学术性的,也有浅显易懂的。从中华书局的新书推介来看,当时的知识界思想极其活跃,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对教育的关注也非民国前所能比拟。

选文安排:每篇文章分两块,即文选和注解。注解含四个小部分,即作者略历、体制、特征及作法、注。

二、选文特色

从总体上看,选文体现了如下四大特色:

?一?分组编排 同质组合 循序渐进

编者在“编例”中说,选文分组的依据是“或含义相类,或体制相同,以资互证”;在编排程度方面,“力求与初中相衔接,教材不取高古,排比由浅而深,循序渐进”。这种编排的方式与今天的单元组织法较为接近,但更为灵活。各篇之间内容上相互印证,有利于学生深化认识;形式上相互补充,易于学生揣摩研习;由浅入深,先今而古,又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

第一组5篇文章,主要谈及个人志趣问题。《辨志》言及立志之重要;《青年之自觉》则与之近相呼应,谈及志、胆、识三者之关系,显然是对《辨志》一

文的深化和开拓;两文相互独立,又相得益彰。《不校》、《敬姜论劳逸》及《乐羊子妻》则以规劝的方式告诫人们:生活中豁达高远、规避享乐与通晓大义对于人成长为“君子”该有何等重要。尤其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有相当的影响。而第十二组的8篇文章,虽然内容各异,但体制完全一致,均为哀祭类,抒情体。学生将这一组认真研读之后,应该对此类体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二?名篇主导 增补时文 融通古今

选文多见于古代著名的选本,如《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多为历代传诵的名篇,如《国殇》、《出师表》、《柳子厚墓志铭》、《满江红》、《正气歌》、《梅花岭记》、《查氏七烈传》等。人物多为民族英雄、豪杰侠士、贞妇烈女等。时文多选为民国事业献身的革命英烈、志士仁人,如《致黄克强书》、《韩光第传》、《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下作》、《祭凇沪抗日阵亡将士文》等。选文既兼顾了历朝历代的著名作家,兼顾了传统名篇,兼顾了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兼顾到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又将鲜活的当代融入其中,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起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穿越时空的隧道与传统攀谈,与现实交流。

?三? 释注介绍 着眼能力 力求习用

与今天的文言篇目后的注释不同,选文的“注”一般不对字、词、句作详尽的对应翻译,但对人物事迹、历史典故、文化常识等方面往往追根溯源,因此使得部分篇目的“注”篇幅远超过文章本身。这种安排,一方面与学生的古文功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读本的特点相连。即在精读的基础上,着眼于从总体上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最终能彻底丢掉“注释”这个拐杖。不拘泥于个别字词句的繁琐分析而着眼于文化内蕴的熏陶,体现了古代教育传统——整体感悟思想在民国时期的继承。

“特征及作法”的介绍,根据“编例”的说明,第一学年应特别给以关注。所谓“特征”,即“说明各文之特点”;“作法”,“则说明其布局之方法,或分段之作用”。这两小块类似于章法介绍,通过勾勒文章的轮廓及章法特点,供学生模仿写作之用。

?四?庄而不拙 风格各异 脍炙人口

选文力求在短短的78篇之内涵盖古今,力求在古今之中选拔“美文”,力求在“美文”之中彰显品味,这使得选文呈现出编者独特的审美情趣。整个选文庄重典雅,蕴集醇厚,读来似乎感到有浓郁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但庄而不拙,编者在筛选时充分考虑到青年学子的喜好,不仅注重思想内涵,也注重文风的灵动与多变。因而,我们既能感受到屈原《国殇》的悲壮与激越,感受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压抑与愤懑,感受到黄遵宪《台湾行》的痛苦与焦灼,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兰陵女儿行》的慷慨激昂,《青年之自觉》的汪洋恣肆,《陷虏记》的清新

简洁,《义田记》的素朴淡然??语言的练达纯熟,句式的精短规整,音韵的和谐悦耳,文风的多变,加之体式的多样化,使多数篇章易于吟诵,便于记忆。

三、对品性养成与民族自觉的倡导

尽管《读本》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军事、农业、外交、语言知识、生活常理,但贯穿选本的指导思想仍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对品性养成的关注及对民族自觉的唤醒。这种意识与当时的局势以及政府的倡导密不可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全国的教育会议上,朱家骅等人提交了一项议案,“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认为“我国迭受外辱,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②同年七月,大学院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大会提出教育宗旨草案,草案原文提到:“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 ③《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说明书》(1928)提出, “普通教育,应根据总理遗教,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④而这,也正是蒋介石反复提倡的“三民主义基本精神”。⑤ 民国二十年(193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义勇军教育大纲》第三条规定:“??必须注重发扬民族精神,造成雄壮勇敢之风尚,一切浪漫、堕落、萎靡不振之文艺,绝对禁止。”这些无疑成了编者选文的重要依据,所选作品也确如编者而言,“多选积极发扬之作品”。从上文的举例中已可见出一二。当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稍有良知的人,谁还会对所谓的“消闲文化”津津乐道呢!

选文强调对个体品性的培养和民族意识的唤醒,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无疑又会对青年学子产生消极的影响。

参考书目:

①《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4年11月第一版,980页。

②同上。

③《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1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 ④同上,见甲编第8页。

⑤《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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