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读后感
遥遥东周，王室颓败，诸侯并起，互相攻伐。在那个离乱的年代，先王之德遭遇轻视，周公礼法受到冒犯，一个国家要怎样在兵荒马乱中安然自保，政通人和？《古文观止》的选文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周文》几乎无一例外地倒向法先王。总览五十七篇文章，所提最多便是先王之德、先王之法。《臧哀伯谏纳郜鼎》一文，列举周礼要求事无巨细；《阴饴甥对秦伯》一文，虽是以“君子”、“小人”作答，实际上还是婉转地向秦王挑明先王之德不可违；《王孙满对楚子》一文，抬出“天命”“周德”，力求压服楚王；《季札观周乐》一文，对周礼的宣扬到达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些忠臣谏士心中，周礼无疑是当国者应当奉为圭臬的。因而遇到他国违反周礼侵略本国的行为，巧妙的言论，堂皇的辞令，如滔滔江水般翻涌而来，敌国往往自知理亏，不敢公然挑衅，折冲樽俎间，制胜在两楹，却也令人钦佩。
《战国文》则比较倾向于实际，很少有人臣在进谏中重提先王旧德。《司马错论伐蜀》从秦国切身利益出发，指出攻击韩国不如进攻蜀国；《冯谖客孟尝君》为孟尝君争取民心、名誉，保其属地长治；《触龙说赵太后》以诸侯位尊而无功不能享国为例，劝太后许长安君为质以解赵之围；《鲁仲连义不帝秦》以梁国的利益为中心劝说。如此种种，皆是从实际出发。战国的士比于春秋的臣具有更强的流动性，通过唇舌之利由布衣而卿相的求官方式也在逐渐兴盛，于是士人们开始研究揣摩时事时情，或是奔走于诸侯国之间，或是在君王殿前，以雄辩的言论，紧扣国君心理的演讲维护家邦，保护民生，同样令人敬仰。
两个答案经过实践的检验都能保住国家，那么，国家究竟何以长存呢？答案就是从实际出发。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虽然不再尊崇周天子，对庄严的礼乐制度也时有冒犯，但若是要公开的向存在了800多年的周礼挑衅，大部分诸侯还是有贼心没贼胆。也就是说，虽然实际中共主地位不复存在，周王还是观念上的天下共主，因而周礼还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权威。由此，当周朝大夫王孙满面对楚庄王问鼎中原时才能如此镇定自若，对答的言辞才能说得堂堂正正，才能让野心勃勃的楚庄王羞愧而归。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抓住了楚庄王观念上的软弱，一番敲打，保全了已有衰颓之势的周王室的尊严。
而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经历数代更迭，血缘关系进一步松弛，再加上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严重违礼行为的践踏，周礼和周王在诸侯眼中的地位可谓飞流直下三千尺，由先前的加以敷衍到弃之不顾，秦灭周时无人问津，进一步体现了周王象征意义的淡化。没有了周礼的限制和约束，世代姻亲如何比得上国家利益重要？于是，大国在利益的驱动下，小国在自保的支持下，便有了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苏秦以连横说秦》所谓：“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力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屈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者，大概是看清了形势，能从实际出发，虽然秦王当时对此不以为然，日后秦国的攻取之事，却最终合了苏秦的话，证明他结论的正确性。
滚滚历史大潮，自然不乏逆流而行者。《子鱼论战》便向我们讲述了一次因国君无意义的尊礼而造成兵败的故事。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不顾国力军力不如出国，迂腐地遵循先圣的教训，不攻击没有渡河的敌人，不攻击没有列阵的敌人，
不攻击老人，不攻击受过伤的士兵，吃了败仗受了重伤还不无得意地自命“君子”，自己认为恢复了殷商贵族的盛德，全然不把自己贻误战机的罪责放在眼里，实在是荒谬至极、可笑至极。
还有一个例子，举出来不怕反驳，我们尊崇的亚圣孟子，也是一个不从实际出发的典型。从他劝谏各国君主的言辞中，就可以看出他最明显的漏洞。梁惠王一见孟子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利吾国？”孟子却话头一转：“王何必曰利，曰仁义而已。”接着陈述了他的理由“上下征交利，而国危矣”。平心而论，孟子是一位绝佳的演说者，滔滔文辞口若悬河，可他却着实不是一位善于谈话的人。他对自己谈话对象的心理不够了解，这一点就比不得战国时游走各国的士人。或许有人要为他辩护，说他不屑为之，可对于一个以游说君王为目的的士子而言，不听别人的话，一味推销自己的观点可是大忌。他的观点的确十分正确，但连司马迁都说“博而少要，是以其事难尽从”，可见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不容易推行的，更何况当时战火纷飞。人心齐，泰山移。可是人心必须在战争之前齐，再加上精良的装备，足智多谋的兵士，才能移得泰山、保护家邦。很明显孟子通过推行政令凝聚人心的思路在当时“时间就是安全，效率就是生命”的背景中并不适用，谈何与商鞅等法家弟子简明高效的变法比肩？因此，他不得志便也是情理之中。
国家何以长存？曰：从实际出发。是的，只有以国情为落脚点、以凝聚人心为出发点，一步一步顺藤摸瓜，在维护国民的权利中、在为国民谋取幸福中不断前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如果妄想超越历史规律，患上“唯意志主义”之疾，那么等待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必将是葬身于历史的车轮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