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决定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项饭其重大的决策。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却无缘参加这决策。是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无暇顾及自己情感上有无失落感，立刻转向为这个预料之中又不愿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那时，毛泽东最关心的莫过于战略转移的方向。但组织没有说，毛泽东虽然仍为关心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资历去打听。聂荣臻回忆：一次他同林彪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到这里来呀？”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问：“什么任务？”聂答：“要转移。”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谈到这里，毛泽东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林、聂也不便再谈转移的问题。关于这次看望，聂荣臻评论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①
从会昌回来，毛泽东仍住在瑞金沙洲坝。这时局势越来越紧张，敌人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敌机常来沙洲坝狂轰滥炸。8月，中央政府和军委搬到瑞金以西的岩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在这里，毛泽东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白天开会，搞调查研究，晚上经常写作到深夜。他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默默地力战略转移做着准备。反“围剿”的战争，是他经常注意的中心。为此，他写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的文件，由中央政府发行科用蜡纸刻印后发到各县、区，指导当前的斗争。
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有一次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中央政府在石城烂泥坑有一个“金库”，存放着作战和打土豪缴获的金条、元宝、银元、国民党的纸币等重要物资。毛泽民说：“敌人很快就要到石城，这个金库不搬就等于送给敌人了。”毛泽东问：“你们搬到哪里去？”毛泽民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他们告诉我，敌人已经到了滕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①按照毛泽东指示，各种钱币被分到了各军团。
毛泽东很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战友的生死去留拴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了，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共他一些同志也提出同样建议。博古同意了。王稼祥的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瞿秋白，曾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左”颂领导者不喜欢他，不让他参加战略转移。毛泽东得悉这一决定后，很同情瞿秋白，向中央建议让瞿秋白随红军一起转移，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张闻天也向博古提议让瞿秋白随红军一起走，博古也没有同意，这样，瞿秋白希望参加转移的愿望未能实现，后来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①《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10页。
①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106页。
何叔衡、刘伯坚、瞿秋白、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有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力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其实，连他自己的去留他都把握不了。有材料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战略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江淹在《别赋》中，把离别时的痛切和难舍，写得凄凄惨惨。毛泽东在长征前也有过一场离别。
1934年9月，毛泽东奉命到于都部署工作。毛泽东知道，此去就不知何时再能回到瑜金了。他召集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之为“青山会议”），布置善后工作。他在会上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撤高苏区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①
安排工作后，毛泽东这才回家与妻子贺子珍和儿子毛岸红（毛毛）话别。贺子珍，江西永新人，学生时代投身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5月，在宁冈茅坪与毛泽东结婚。她对同志城恳热情，干工作沉稳老练，大家亲切地称她贺大姐。
小毛，是毛泽东的小男孩，是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岗位后降临人世的。稍长，天真、活泼、懂事，毛泽东非常喜爱。在被排挤打击、心情郁闷的那些日子里，小毛给毛泽东带来了欢乐。
想到要和娇妻爱子离别，毛泽东紧锁的眉头愈加难以舒展。抱着小毛亲了又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他又不能独自吞咽这离妻别子的苦水而瞒着母子不说。贺子珍敏感地觉察出毛泽东的神情的变化，她问：“你今天怎么啦？好象出了什么事；”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的队伍坚持不住了，要撤离苏区。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他很动感情地对贺子珍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贺子珍伤感的程度远超过毛泽东，但她也是个意志坚强，心明大义的人。她强忍着生离死别般的痛楚，安慰毛泽东；“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毛泽东向毛毛投去深情的一瞥，然后和贺子珍互道“珍重”，就纵马奔于都去了。①
一幕幕往事象清澈见底的于都河水，在毛泽东脑海映现，为革命前途的担忧，政治上的失落和受打击，与亲人牵肠挂肚的离别，一齐向毛泽东袭来，毛泽东的郁闷和烦恼到了极点。他只有拼命的工作，以求解脱。
毛泽东一到干部，不辞辛劳，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检查赣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请工人、农民、赤卫队员和区、乡、村干部来座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干部座谈会上，他教育大家说：“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能搞强迫命令。干部有缺点，要向群众作检讨，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给大家讲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方法。
①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中央六十年纪念文选》第318―319页。
①贺子珍后来得以随大队长征，小毛却托负给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毛泽覃、贺怡夫妇。后毛泽覃牺牲，贺怡工作变动，小毛又托负给老表，以后再也没有找到。
毛泽东天天密切注意战局的变化，凡有从敌占区或敌人刚占领地区来的商人和自己同志，他都找他们来进行详细询问，了解敌人的动向，以从中得出必要的判断和结论。
毛泽东已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①但是他来干都后却主动承担了选择突围路线的任务。后来，中央红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了于都河。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无法驱散的烦恼，使毛泽东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第二天高烧到41度，嘴辱干裂，两眼深陷，脸颊消瘦，呼吸急促，脸烧得通红。卫生员钟福昌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用冷毛巾敷额头，依然高烧不退。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吴吉清急忙打电话向瑞金梅坑中央政府汇报，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瞳得讯连夜骑马赶往于都，在毛泽东发高烧的第三天傍晚赶到毛泽东的病榻旁，经过观察，确诊力恶性疟病。在他的精心治疗和工作人员的细心护理下，毛泽东的病情才逐渐好转。第八天体温降到37度时，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又开始工作，傅连瞳等一再劝他多休息几天，可他回答的只是一句话：“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虽然大病初愈，但头脑时刻思考反“围剿”的大局。当时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推进，苏区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毛泽东不顾过去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均被搁置，仍然向中央领导人博古写信，提出打破敌人“围剿”的新建议，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路线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的黄泅，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