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有”吧？听候批判。
――摘自王实味《野百合花》［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143页）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3页）［解析］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从事翻译工作，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受到批判，在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反对王实味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受到批判，除了《野百合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诸如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办的墙报，弄到后来，还把他定为托派、国民党特务，把他关了起来，这样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敌我矛盾，1947年陕北战局紧张时被杀掉了。前些年，经过调查，证明说他是托派组织成员和国民党特务的事，不能成立。这些，只是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主要还是谈谈王实味受到批评的文章及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在陕北立下脚跟后，一些文化人陆续来到这里。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涌来延安。到1942年前后，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致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这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会上，他就提出，“亭子间”的人和“山头上”的人要互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亭子间”的人到了“山头”以后，除了在文艺创作上要适应环境外，恐怕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适应延安特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特点。按那时的习惯说法，就是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了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思想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毛泽东注意到这些争论，看了有关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都一一列举了上述观点，作了批评。与此相应，再一个方面，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延安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1942年3月13日和3月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连载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小标题分别为：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根据两个女同志的议论，意在说明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二、“碰《碰壁》”，作者不同意《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碰壁》的文章的观点，意在为青年人针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发牢骚辩护。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要是批评延安一些同志对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文过饰非的情况。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我们在前面摘引的，就是文章第四部分的一段。当时，批评这篇文章最多的，就是其第四部分关于等级问题的论述。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在1945年提到这篇文章的那两段话，说的也是该文中关于等级问题的议论。同时，毛泽东还从当时延安物质缺乏，说明了出现《野百合花》的客观社会原因。不过，这里确实有一个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延安当时存在的某些等级差别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很敏感的，引起领导人的格外注意，势所必然。后来再加上别的问题，对王实味作了很重的处理。胡乔木晚年说：“王的问题定性是错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尤其不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后来，毛泽东也说过：王实味写《野百合花》，“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毛泽东著作进读》下册第836页）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时，延安正在进行普遍的整风学习。到五月，毛泽东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文艺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从而从政策上、理论上解决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许多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