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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



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九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两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八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月至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我们在谈论这本笔记之前,最好先看看他同这两位教师的关系。在后来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说起他们的: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说的那本“伦理学的书”,是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从日文转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曾用它作为教材。毛读的这本书被人保存下来了,各页上下左右空白处及行间,打了许多记号,写了许多批注,这一情况我们以后再细说。

  关于这本《讲堂录》,拙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91年出版的第二次修订本改名《早年毛泽东》)一书中有过交代: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宇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朝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这本《讲堂录》现在已有学者作了专门研究和注释①。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袁仲谦是前清的举人,在四师和一师先后教国文四五年。他的规则极严,崇尚韩愈、桐城派的古文。《讲堂录》后部分有大量谈韩愈文章的笔记。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老师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学生。

  这里着重说明修身课的笔记。杨昌济常用他自己的著作如《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作为教材。这些著作和讲授是怎样影响青年毛泽东的呢?毛写的《心之力》那篇文章,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但我们在《达化斋日记》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意见:“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1} 后来精读了《伦理学原理》之后,毛的《心之力》当是对这一思想作了很好的发挥,所以才得到杨的格外赏识,给了满分的吧。

  如果说这只不过是推测,那么,在《讲堂录》中,这种影响就可以说得十分明确十分具体了。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第70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说:“霉菌附着于微细尘埃之中,但照常法扫除,则霉菌不过暂时浮游于空气之中,旋即附着地板桌椅之上如故,不能达清洁之目的。故必先以水洒地,扫去粗大之尘埃,再以湿布净抹桌椅与地板,如此而后可收扫除尘埃之效也。”(第196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见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警矣。”(第26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课时所说写下的。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第69页)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第26―28页)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苏(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磔于十字架故。”)“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第202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行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第59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第68页)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第9页)《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①、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唯目前。”

  综观修身课笔记中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为人必须有高尚理想,以“圣贤”、“豪杰”自勉;“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二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学问必于实际中求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三是关于办事,提倡果断、精细和善用众人之长。“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前者以陶桓公、后者以凯撒为例。四是致力之道,在长期的积蓄工夫:“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五是修身之道,必不惮劳苦,具奋斗精神,还要有朝气。“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为反抗外国侵略,以弱胜强:“夫以五千之率,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毛泽东的用心听课,在《讲堂录》的国文课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教师喜韩文,学生也就写了不少关于韩文的笔记。除了一些课文的作者评介、典故注释之外,《讲堂录》中还记有不少诗文作法的谈论:例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等等。可以看出这位袁大胡子是深通文章三昧的。学生把这些记上笔记本,可见已经引起了共鸣;证之后来毛所写文章,也确实从这些得到了益处。

  据谢觉哉的回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读书笔记、日记、手抄书,以及剪报本等,积有一大网篮(蔡和森的信中也提到过润兄的“重要笔记”),可惜我们统统见不到了。现在我们只能从这个师范一年级学生的薄薄的一本《讲堂录》,从这吉光片羽中,稍稍说明他当年是何等用心听讲,何等用功,又何等善于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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