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文
父亲马占山，出身贫寒，在苦难的生活中奋斗，养成他倔强的性格。他戎马一生，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尽管一生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但毕竟是英勇抗日，并敢于抗蒋介石之命。他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明确，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在政治思想上有了鲜明的转变，对党和政府产生了真挚热爱的感情。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激发了父亲的爱国救亡热情，从这时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认识，思想上反对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并要求蒋介石答应他重返抗日前线。但是，他的请求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答复，父亲忧心重重，隐居家中。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国的抗日热潮，也使我父亲重新走上了抗日疆场。那时，父亲和我同住天津，他目睹日寇在天津的血腥暴行愤慨异常。7月底，父亲带了副官张凤岐搭乘最后一趟火车逃出天津，又一次到南京要求蒋介石让他重赴抗日疆场。蒋介石不得已才委任父亲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翌年5月，我父亲率部进驻陕西省哈拉寨，蒋介石命令挺进军归西北行营胡宗南统辖。在东北挺进军司令部内的军械处长邹大鹏、特务营长邰中复和秘书主任（兼机要秘书）粟又文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候，我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言行有了极大的注意。如对八路军挺进敌后，积极打击日寇（平型关大捷等等），有所耳闻，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壮举深为钦佩。
1938年以后，我父亲在绥远（现内蒙自治区）黄油干子和大青山两次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部队急待整编和补充，即电请蒋介石，要求赴重庆汇报。后得到了蒋的允许，我父亲带领杜海山（交际科长）、张凤岐（副官）等人去重庆。从哈拉寨到重庆要经过榆林、延安等地，这时我父亲幸运地第一次到达抗日圣地延安。在延安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看到社会秩序井井有条，更使他兴奋的是，处处沸腾着抗日的热潮。这时，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重庆，经过几番周折，父亲从国民党政府取得了一点点给养。在那里，他所看到的是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花天酒地和社会上的兵荒马乱，这与延安的抗日情景大不相同。父亲在重庆看不到一点抗日到底的希望，心中十分苦闷。为此，他曾两次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共副主席周恩来，每次会谈都有一个多小时，走时周副主席都送到门口。父亲为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而兴高采烈。一天，东北救亡总会会长王卓然请我父亲吃饭，席上有周恩来和邓颖超同餐（当时我爱人陶英麟也在席陪客）。父亲听了周恩来对抗日必胜的精辟分析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一扫苦闷抑郁的心情，充满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后来父亲每提起这次会见时，就说：“和周恩来见面给了我抗日必胜的信心，从那时起我思想上开始倾向共产党了！”
父亲离开重庆后，他又取道西安途经延安，返回哈拉寨。这次到延安，父亲说是他一生中一次最有意义的政治生活。他带领杜海山、张凤歧等人，从西安到离延安约30公里地时，忽然看见许多山鸡，父亲的情绪很好，想到
打猎，便取出一支由挺进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张瑞三送的双筒猎枪，用它打山鸡。打中了一只山鸡，不幸猎枪爆炸，父亲的左手被炸断四个指头，因流血过多，失去知觉。杜、张等立即给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打电话求援。当即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金城亲自搭救护车赶来，将父亲送医院治疗。经抢救止住了手指流血。由于流血过多，有生命危险，中共中央还派一名叫王康博的医生来抢救，并亲自动手术。交际处长金城和我父亲说，中央领导请他暂留延安医治。我父亲听到这个邀请，满心喜悦，就留下杜海山和张凤歧两人，其他随行人员都返回哈拉寨。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父亲的健康很快就恢复。在延安治病期间，我父亲住在特设的招待所里，离毛主席住的窑洞不远。父亲非常幸运地多次见到毛主席。每次会见都在毛主席的住处，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间。谈话时，多是毛主席和父亲两人，有时一直谈到深夜。毛主席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和抗战必胜的前途。毛主席希望父亲对中共地下党员多给帮助和掩护，多做些抗日救国的统战工作。父亲坚决地表示，我是枪口对外，绝不打内战。这些谈话给我父亲以极大的启发，对共产党有了深厚的感情。
父亲病愈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为他召开了欢迎晚会。毛主席在会上对我父亲的抗日行动予以很高评价，这对我父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事情。他看到中共方面的诚挚、宽厚、有力。会上，父亲也讲了话，介绍了东北抗战的经过，把抗战必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宣布把东三省划为9个省区，并成立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为了欺骗人民，将东北耆老宿将都安排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我父亲也被安排进东北行营委员会，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委员。他名义上是副司令，实际上并无实权，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国民党统治面临崩溃前夕，父亲曾要求去黑龙江省扫墓，借这个机会想去故乡寻找民主联军。他太天真了，国民党怎会让他去黑龙江省？当时在东北主持政局的陈诚不让他前往，父亲就以治病为名从沈阳飞回北平。
在北平，他找到万福麟、张作相等人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蒋介石根本不听。这样，我父亲回北平后说，蒋要打内战，我决不再回沈阳，也决不做打内战的罪人。从此，父亲就在北平居住下来。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天津，不久解放。当时，蒋介石还想叫别人为他卖命，曾派飞机到北平要把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和我父亲等人接去南京，我父亲和张作相拒绝南逃，决心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傅作义的思想极为苦闷、彷徨。父亲曾和他商谈多次，希望他早日和中共谈判，把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叫蔡运升，曾带了一位大学教授王之相到我家。父亲和这位王教授见面后，情投意合，无话不谈。并谈到如果傅作义能通过和平谈判，可保护北平120万人的生命财产，也可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王教授还说傅能和平谈判，中共是欢迎的。我父亲听到这样的话十分高兴，就带病去见傅，对傅做思想启发工作。并将王教授的话转达给傅，曾经多次给傅进行和平谈判鼓气。这时，我的侄女马志清（她在北大学习，参加地下活动）多次把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告诉祖父。父亲就马上把消息转告傅作义，劝他不能再等待，更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后来，傅作义在各种力量的促使下终于思想稳定要和平解放时，父亲建议让邓宝珊作为和中共谈判的代表。1949年1月8日，王之相教授到
我家和邓宝珊见了面。王、邓谈得很融洽，1月14日邓宝珊受傅的委任和中共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心情愉快地对我们说：“我能为北平和平解放出一点力，为人民做点事，算一生没有白活！”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一天，我家突然来了几个解放军，问我父亲“你怎么没有走？”我父亲立即回答：“我为什么要走？我是抗日的，我没有打过共产党，请你们告诉毛主席，说我马占山没有跑。”
北平解放不久，我父亲就患病在床，虽然不能起床，但十分关心政局。当傅作义、程潜、张治中等人来家探望时，他们告诉父亲有关政协召开会议及开国大典的盛况，他听后竟感动得老泪纵横，感奋不已。
解放后，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我父亲深受教育，思想、观点从根本上有了转变。他认为解放不到一年，北京情况已大有改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2年来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物价开始稳定，他从心里钦佩和热爱中国共产党。有一次，我对躺在病榻上的父亲说，我家住的胡同也修了水泥路面。他又感慨万分地说：“过去谁管你这条小胡同，只有共产党为人民做事！”有一次报纸登载，解放军战士挖北海中的淤泥进行疏通，我给他读完报后，他沉入深思，的确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着想的政党，逢人就说中国共产党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队。
1950年6月间，有一天晚上我们接到毛主席派人打来的电话，邀请父亲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当时父亲已患癌症，不能出席。隔了几天我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询问父亲病情，并说如能参加会议即派车来接。但是由于病已严重，无法起床参加，这成为我父亲的终身遗憾。同年11月，父亲病情恶化，精神仍清醒，他自知即将离世，让我爱人陶英麟代笔留下了感人的遗嘱。遗嘱中除了家事外，还叮咛子孙要跟着共产党走。他在遗嘱中说：“..我亲眼看见，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立起来。我虽与世长辞，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为人，不可稍懈，此嘱。”
我一直遵照父亲的遗言，“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解放36年来能积极为人民服务，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父亲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