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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乐在相知心――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






  初识周恩来

  朝霞,给古城保安周围的群山,涂抹上一层金色。山下河水泛动着金波,绕城而过。7月的陕北山区,清晨空气清新,微风轻拂,凉爽宜人。住在城边炮楼山下窑洞里的毛泽东主席,通宵达旦地写了一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搁下笔,站起来步出窑洞,迎着晨曦,伸了伸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带着芬香的新鲜空气。这时,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急步走来,将一份电报呈递给毛主席,说:“主席,这是东线指挥部周副主席刚发来的电报。”

  毛主席很快浏览了一下电文,笑着说:“好呀!那两个美国人已经到了安塞县恩来同志的指挥部了。”说着,在院子里走了几步,略一思索,停住脚对叶子龙说:“子龙,你通知一下接待的同志,这是第一次到我们根据地来的外国记者和医生,一定要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和采访活动。”

  毛主席说的两个美国人,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他们是经宋庆龄的介绍,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和联系,于1936年6月从北平出发,经西安、延安,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来到被蒋介石严密封锁,当时称为“未知世界”的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和医生。

  斯诺到达安塞后,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温文儒雅,蓄了黑胡子的周恩来。周恩来温和而有教养地用英语向斯诺表示欢迎。这使刚从蒋管区来的斯诺大感意外,在世界的这个边沿地区,一直被国民党宣布为“愚昧的强盗”、“抢掠者”的共产党人竟是这样的文质彬彬,英语讲得这样好。

  周恩来同斯诺寒暄后,热情坦率地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能够讲真话。”“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位记者。阻止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苏区的情况。”

  周恩来这种允许斯诺自由行动的诚意,使斯诺感到有点惊奇和怀疑。他原以为在采访和拍照等方面可能对他会有某些限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多余的顾虑。

  “我要见毛泽东先生。”斯诺试探着提出他考虑已久的要求。

  斯诺来陕北的目的,周恩来是早有所知的。当斯诺提出要采访毛泽东主席时,周恩来便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毛泽东在保安,可以安排他去见毛泽东。这使斯诺喜出望外。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给斯诺详细地拟定了一个92天的建设性采访计划,诚挚地对斯诺说:“这是我的意见。你是否愿意照办,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你将发现这是一次有意思的旅行。”并答应把他来的消息电告毛泽东,同时马上派人送他去保安。

  周恩来的坦诚朴实,磊落机敏,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说他“具有一种吸引力”,“头脑冷静,合理而实际,谈吐温和”。“他的行动同他的学识和信念相协调”,“是中国一切人物中极为少有的一个”。

  第二天一大早,斯诺便同一支由近40人护送物资的交通队出发,经过两天多旅途的劳累,风尘仆仆地抵达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临时首都保安,受到保安军民的热忱欢迎。斯诺也未曾想到,他这次陕北苏区之行,将改变他的一生,对他具有重大的影响。他不仅写出了惊世之作――《西行漫记》,使他成为世界的知名人物,而且,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毛泽东主席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结下了终生的真挚友情。

  改变人生旅途的四个月

  毛泽东主席对斯诺来陕北苏区采访非常重视。7月16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接见了刚来到这里的大西洋彼岸的客人。

  这是一间简陋空旷的窑洞,四壁粗劣,了无装饰,只张挂了一些地图;木板床上铺着简朴的被褥,挂着一顶蚊帐。毛主席身着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佩戴着两条红布做的领章,微笑着在门口迎接客人,热情地和客人握手说:“欢迎,欢迎。”随即将客人让进屋内,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凳子上。警卫员很有礼貌地给客人递上了开水。

  毛主席看着还带有旅途倦态的斯诺笑着说:“蒋介石对我们造谣诬蔑,封锁得很厉害,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真不容易呀!”

  “我们一进入红区,就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天地,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红区的新气象,已经证明了蒋介石的宣传是骗人的、荒谬的。”斯诺发自内心他说。

  毛主席点燃了烟,吸了一口,深情地对斯诺说:“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上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们提供方便和帮助。”

  “我会公正的、如实的向全世界报道你们情况的。”斯诺非常惊喜,站起来激动他说。

  “好的,希望你能如实报道。”毛主席也高兴他说。随即也站起来在窑洞里走了几步,幽默地对斯诺说:“不过你的报道蒋委员长看到要大发脾气的。”说着哈哈地笑了起来。这笑声也感染了斯诺和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同志,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接着,毛主席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很能抽烟,他在谈话时,几乎一根接一根地抽。由于毛主席博学多识,精通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和哲学也有深刻的研究;加之,毛主席记忆惊人,讲演才能出众,所以在回答斯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时,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证博引,意趣横生。毛主席对世界政治、军事的熟悉了解,对当前形势的精辟分析,特别是对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开展国内、国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必胜等方面的论述,见解独到,观点鲜明,论据充足,切中时弊,使斯诺非常钦佩和折服。

  “主席,听说你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天明才休息,难道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就不知道疲倦么?”斯诺关切地问。

  “这是少年时代经常参加田里劳动,学生时代坚持长跑、爬山、游泳等活动锻炼出来的,不过不是铁打的。”毛主席笑着回答。

  斯诺看看毛主席是那样的亲切随和,诚挚好客,毫无国民党官员那种狂

  妄自大、使人讨厌的傲慢派头,深感毛主席平凡而伟大,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截然不同。

  时间过得真快,已是星移斗转,银河调角的深夜。斯诺依依不舍地起身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把他送到门口,用英语说:“祝晚安!”

  此后的几天内,毛泽东主席还同斯诺进行了几次谈话,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斯诺除同毛主席谈话外,他还在苏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同农民、工人一起,同睡一个土炕、同吃二锅小米饭,了解他们的情况;穿着红军战士的服装,到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同前线的指战员,以至被称为“红小鬼”的司号员亲切交谈。广泛地了解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以及他们的文体活动和家庭情况,获得了大量的宝贵材料,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9月22日从前线回到保安。翌日,毛主席又同斯诺谈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可以说,斯诺从北平出发到西北苏区时的许许多多当时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全部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非常满意的回答。但是,斯诺还不满足,总感到还缺少什么似的,因为毛主席始终未谈自己的经历和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于是,斯诺再三请求毛主席谈谈他自己的革命经历。毛主席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同意斯诺的请求。

  保安10月之夜,是清凉的、甜馨的。微微夜风,送来阵阵糜谷的清香。在这夜阑人静的深夜里,毛主席的窑洞仍灯光闪烁。灯光下,毛主席与斯诺相对而坐,他以浓重的湖南口音,生动风趣的语言,凭着记忆,开始根据斯诺提出的问题,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共产党的诞生、红军的创建、根据地的建设、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以及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斩关夺隘,抢渡天险,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和翻越雪山,跋涉草地,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毛主席侃侃而谈,斯诺奋笔疾书。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持续了十几个晚上,每次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一般都谈到凌晨2点左右。在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主席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为招待斯诺,特地多了一碟有一点肉的菜,这在当时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主席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谈话时,毛主席的态度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谦虚诚恳,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风趣诙谐,久久不倦。斯诺说这是他平生经历过最难得、最宝贵的谈话。毛主席对他个人生平的谈话很慎重,要求斯诺整理成文后,由黄华同志译成中文,经他仔细审阅修改后,交黄华同志退给斯诺。

  斯诺在苏区生活了近4个月后,于10月中旬依依不舍地告别保安军民,22日回到西安。11月初返回北平。他不顾数月采访的疲劳,立即昼夜奋笔写作。他用朴实的文字和大量的真实照片,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详细地概述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新的气象。他还用大量的篇幅,生动地、详尽地记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革命活动情况。文章中多处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钦佩、崇敬的心情。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宣传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苦难的中国才能变成光明的新中国。他把这本书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

  1937年10月,《西行漫记》一间世,顿时轰动了全世界,被世界上许多评论家称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初政治意义的著作”,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毛主席后来看到《西行漫记》时,十分高兴他说:“这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再访延安

  1939年9月,斯诺再次来到陕北,这时党中央已迁到延安。毛主席对再次来到陕北的老朋友表示热烈欢迎。9月29日,延安举行欢迎中国和外国朋友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斯诺,尤其是介绍他1936年秋冲破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到边区进行采访的情况。毛主席赞扬说:“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后,毛主席还再次同斯诺进行长谈,介绍三年来陕甘宁边区和蒋管区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侧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同时,对斯诺此次来边区了解西北发展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予以鼓励。毛主席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内外问题的精辟分析,再次吸引着斯诺,使他对毛主席更加崇敬。

  斯诺在延安期间,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对当地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边区军民团结奋斗、誓死抗日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斯诺,更加深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将赢得最后胜利。他第二次从陕北回到北平不久,写了《为亚洲而战》这本书。

  斯诺这次陕北之行后,直至1944年,在这段时间里,便再也没有外国记者到延安来采访了。当时,国民党不仅继续加紧反共磨擦,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严禁外国记者到边区采访,所以,外国记者无法进入边区采访。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纷纷谴责国民党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斯诺也于2月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触怒了国民党蒋介石。不久,斯诺便被国民党政府赶出了中国。后来,尽管斯诺于1942年两度回到他工作和生活了13年的中国,但两次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自1942年第二次离开中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竟使他在相隔19年之后才旧地重游。但时过境迁,这时已是“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了。

  旧貌换新颜

  物换星移,时光流逝。新中国诞生已经整整11个春秋了。

  北京的中南海,林木葱郁、碧波粼粼。在中海西侧的颐年堂里,毛泽东主席正同阔别21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亲切交谈。斯诺是1960年6月28日应邀来访的,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来华。昔日的旧中国,如今已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对于在旧中国曾生活了13年之久的斯诺来说,感慨良多。他多么希望能再见到毛主席,把他的感受以及这21年来世界的变化同毛主席交谈。他的希望没有落空。10月22日,毛主席把他请到中南海来共叙旧谊。

  毛主席仔细端详着斯诺说:“一隔就是21年。”这句话包含着多少含义

  和感慨。21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一瞬间,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却又是漫长的时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世沧桑”,过去破国民党层层封锁、仅在西北贫瘠的陕甘宁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而今已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无怪乎斯诺感慨他说:“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次你去延安,看了当时我住的窑洞。听说是扩大了。”毛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问道。

  “我是指的全中国”,斯诺幽默地回答说。

  “那是要比窑洞大多了。现在是要把中国搞得进步一点才好。”毛主席说着,吸了一口烟,关切地问斯诺:“你的女儿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给过我她的照片。”

  “她今年9岁了。”斯诺说。

  “怎么才9岁?”毛主席不解地问。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了婚,西安是我第二个妻子的孩子。”斯诺解释说。“我收到你的一次还是两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毛主席回忆说。

  “我在1950年写过一封信,那是通过陈翰笙转交的,我想到中国来,想写主席的传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打算。”斯诺说。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记起来了。那时时机不好,正当抗美援朝的时候。”毛主席略一思索,从斯诺这次来华的曲折经过,联系到目前的中美关系,他说:“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的事不是还没有解决吗?大概要过一时期才能达成协议。”

  “我希望有一天会达成协议的。”斯诺充满希望他说。

  毛主席和斯诺这对老朋友,因阔别多年,所以这次重聚,倍感亲切。谈话兴致极高,内容涉及广泛,既有老朋友的述旧抒怀,又有对感兴趣问题的共同探讨;既回忆根据地的艰苦岁月,又畅谈新中国的种种变化;既谈到中美关系目前的僵局和对未来的展望,又谈到对苏联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的不同看法。他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谈到高兴处,不禁开怀大笑。

  谈到中国的变化时,斯诺深有感触他说:“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40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了。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

  毛主席对斯诺的这种心情完全理解。但是,对中国目前的状况,特别是由于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以及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某些失误造成的经济困难,斯诺可能感受不深。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有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变化在革命方面,在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所以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斯诺转了个话题,问毛主席。

  “我今年67岁了。如果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把我的寿命延长到97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毛主席诙谐地回答。接着毛主席

  阐述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认为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中国,不管中国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是要担负的。中国不会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象孙行者大闹天宫那样。他以坚定的口气表示:“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是我们要坚持的。”毛主席这种鲜明的观点和坚定的立场,再次给斯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0年11月15日,斯诺又带着丰硕的成果,即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和参观访问的笔记和照片离开了中国。1962年,斯诺以这次访问为基础,写出了著名著作《大洋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一书。

  中美两国总有一天会接近的

  1964年10月8日,斯诺再次访华。这时中国已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各条战线都呈现出勃勃生机。1965年1月9日晚,毛主席在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了从上海、南京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的斯诺,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斯诺每次来访,毛主席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见见老朋友,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而斯诺也从同毛主席的交谈中,得到启迪,开扩眼界,增长知识,受到鼓舞,更加崇敬和钦佩毛主席。斯诺由衷地对毛主席说:“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毛主席这次同斯诺交谈,也和往常一样,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无拘无束,无所不谈,从中国的计划生育谈到宗教信仰,从中国革命谈到第三世界,从中苏论战谈到越南战争,从纸老虎谈到原子弹,从裁军谈到联合国,所谈内容广泛深刻。

  斯诺谈到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时激动他说:“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毛主席问。

  “1936年。最集中的是与主席一起的5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2年半学到的还要多。”斯诺感慨地说。

  毛主席赞同地点了点头说:“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提到保安,许多值得卧亿的往事又一一浮现在眼前:那简朴紧张的生活,真诚质朴的边区军民,低小简陋的窑洞,油灯下与毛主席促膝的长谈,这一切,对斯诺来说是那么的亲切难忘,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热爱中国人民,热爱毛泽东主席。他始终想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竭尽所能,想通过自己的纸和笔来沟通两国之间的交往,缩短两国之间的距离,消除两国之间的隔阂,传递有利于改善关系的信息。他对目前中美两国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内疚地对毛主席说:“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人民被分开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毛主席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你认为中美关系真有改变的希望吗?”斯诺征询地问毛主席。

  “是的,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毛主席肯定地回答。

  “我并不认识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

  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斯诺善意地提出这个问题。

  对斯诺的提议,毛主席是欢迎的。但对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对世界形势了如指掌的毛主席来说,绝不会在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时,冒然采取任何不切实际的行动和步骤,所以,对斯诺的提议,毛主席只用两个字来回答:“没有。”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法国巴黎的《新直言》周刊、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也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却未予登载,这说明约翰逊政府没有丝毫改变对华政策的迹象。斯诺回到美国后,经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逊总统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地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估计,国际交往,性急不得,只能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时,才能有积极成果。

  在天安门城楼上

  10月1日,北京秋高气爽,菊茂花香。

  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各界群众,一大早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红旗似海,彩旗飞扬,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的斯诺夫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对于斯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斯诺是时隔5年之后,于1970年8月14日偕夫人洛伊斯・惠勒再次来华访问的。到京不久,就前往陕北志丹县,即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保安。旧地重游,思绪万千。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谈的地方,感到特别的亲切。昔日的古城,而今已“旧貌换新颜”。30多年的巨变,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周恩来总理见斯诺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斯诺深情他说。

  “我还为你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周总理诙谐他说。

  昔日的情景,唤起了不少难忘的回忆。斯诺激动他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你现在是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周总理真诚地说。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主席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向毛主席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总理笑着对毛主席说。

  毛主席一眼就看出是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热情地和斯诺握手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欢愉之情,溢于言表。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他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主席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

  毛主席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他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诺点了一下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主席:“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2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说着,毛主席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说。

  毛主席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

  毛主席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动人情景,万分激动,眼睛也湿润了。毛主席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的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出来。这是周恩来总理为改善中美关系向美国发出的一个含蓄的信息。可惜的是,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顾问当时都没有理解毛泽东、周恩来这一微妙的作法,而被忽略过去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

  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宽敞明亮。四周靠墙处竖立着高大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靠窗的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放着书刊和手稿。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庭院景色,老槐苍柏,在冬日里依然苍绿。毛主席和斯诺坐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促膝长谈,气氛和谐亲切,感情真挚诚恳。斯诺是他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会见后,毛主席于12月18日一大早,又把他接到这里,再次同他谈心,这次谈话和往常一样,是两个老朋友的感情交流,是一对知己的倾心叙怀。从“文化大革命”谈到反对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从中国的建设谈到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这是毛主席晚年同外国友人谈话最长的一次。

  毛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和斯诺交谈。当斯诺谈到5年前毛主席同他谈话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时,毛主席感慨他说:“现在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说着,带着征询的口气问斯诺:“你对这些事怎么看?”

  “我认为有点过分。不知那些搞得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拥护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想这样来表示自己是最好的毛泽东主义者。”斯诺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严肃他说:“就是,假的。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你没有受这一套骗是对的。”

  这时斯诺想起两个多月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曾告诉他对目前的情况“不满意”,于是请毛主席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毛主席心情沉重他说:“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说着,用脚比划了一下。“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用各种虐待方法,非常落后。”毛主席愤愤他说,这些人“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说到这里,毛主席显得有些激动,用手指了指斯诺,又指了指自己说:“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听了毛主席的肺腑之言,斯诺也很激动他说:“我很感谢你。”

  “我不喜欢人家世故,我喜欢把我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毛主席动情他说。

  毛主席一直视斯诺为知己,对他极为信任,这次请他来,除了解答他所提的问题外,还希望他在沟通中美两国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毛主席对美国人民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所以应改变过去的作法,左中右都让来。特别是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毛主席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胸襟,高瞻远瞩,幽默地对斯诺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

  “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斯诺问。

  “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说着,毛主席望着吐出的冉冉青烟,陷入了沉思,希望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斯诺回国后,相继在1971年4月18日、25日、5月9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他这次访华的观感;4月30日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毛主席对他的谈话,透露了毛主席愿意与尼克松总统面谈的信息,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了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尼克松总统当即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我希望,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本政府若干时候以来一直是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斯诺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重望,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斯诺病逝前后

  中美在接近。斯诺欣喜异常。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7月15日发表了让全世界都吃惊的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公告。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中国时,带来了87位新闻记者,可惜斯诺不在此列。本来斯诺是最有资格采访这次历史性会见的,但他却早在1971年12月15日就躺在瑞士洛桑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在他的腹腔里发现了一个网球那么大的恶性肿瘤,已无法取出。

  斯诺一生奔波。他青年时期来到中国,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使他在旧中国一住就是1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3次来华,先后又一共住了1年。由于他同毛泽东主席、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交往,使他遭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能住在美国,而侨居瑞士。现在他重病在床,其夫人洛伊斯只好将斯诺的病情电告中国政府。斯诺的病立即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关切。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建议请斯诺到中国治疗。斯诺经过再三考虑,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不愿拖累中国。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写信慰问,斯诺极为感动。1972年1月22日,毛主席、周总理派马海德带去一个中国医疗专家小组,要接斯诺来华治疗。这时的斯诺已经不起长途旅行的颠簸。马海德俯身向斯诺转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问候,躺在病榻上的斯诺非常感激,他用微弱的声音,缓慢他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意。他们对于我当前的困境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动。我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我热爱中国,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给中国增添累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朋友是不能去做违背病人心愿的事的。中国医疗小组对斯诺进行了精心的护理。但是病情在恶化,最后是长时间的昏迷。2月15日凌晨,斯诺在睡眠中平静地停止了呼吸,享年66岁。当晚,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副主席都发来了唁电。毛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的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2月19日,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追悼斯诺先生。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等参加,毛主席、宋庆龄副主席献了花圈,毛主席献的花圈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中国的朋友埃德加・斯诺”。5月16日,斯诺的部分骨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安葬,毛主席送去了花圈。斯诺夫人洛伊斯在回忆这段时间毛主席对斯诺的关怀和情谊时,深情地写道:“他(指毛主席)是酷爱友谊的。1972年初,当他得知我的丈夫病重的消息后,就派遣了一支有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到埃森来(瑞士的一个村庄,洛伊斯・斯诺住在这儿),一直到最后――1972年2月15日,这些医生和护士轮换守护在他的床头,在房间里至少经常有两位大夫和一位护士。这不只是对一个病人的照料,这是对一位朋友、一位亲爱的人的真正安慰。”

  毛主席是斯诺大半生所崇敬、宣传的伟大政治家。毛主席一生中所见过的外国朋友难以计数,但毛主席同斯诺的交谈,不管是从时间的长短、内容的广泛和问题的深度来看,都是其他外国人所不能比拟的。毛主席对斯诺的信任和厚爱不言而喻。斯诺通过他的几十本著作,赢得了“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的声誉。毛泽东与斯诺的这种真挚情谊,正如中国古人所云:“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

  (袁征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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