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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与毛泽东,江青和李钠






  韩桂馨,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手背上露着青筋,目光善良柔和,身上弥漫着恬静纯朴的神气。我们很熟,她讲话总是那么从容朴实、显出“过来人”的宽容和威实。

  19何年9月30日,我十六岁,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几天后。傅连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

  “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去吗?”

  “愿意。”我很激动,感觉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好。主席现在住神泉堡。陕北形势好转,江青同志已经来到河东接李的,你随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不是高小毕业吗?要帮助她识字读书。”傅连漳同志说着。拿笔写了几张纸,把注意事项全部写清,还特意关照说:“江青是主席的生活秘密,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搞好关系。”

  后来我得知,傅连漳所言“这一摊”其实只有卫士组三名卫士加上我这名阿姨。江青在延安以及转战陕北期间,没干什么大事,只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她自己对此不满,有牢骚。政治局常委先后几次提议给她较重要的职务和工作,毛泽东都行使主席的否决权加以否决。直到1956年,毛泽东才同意江青担任较重要的工作,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样,成为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是帮助中共中央主席收集整理国际新闻。

  记得那是1947年10月3日.我在山西临县三角镇双塔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时她还不是“四人帮”.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

  走进院子,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唱戏,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到窗口望望,只见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麻绳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边舞边唱。她前边立一位头上盘舍的女人,击掌作拍,不时指点示范。孩子发现了我,停住嘴不再唱。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和李钠,并且知道了江青会唱戏。

  那时,江青还年轻,对我态度也和蔼。问过我的简况,便拍着依偎膝前的李钠说:“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她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多爱惜着点。”我说:“您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李讪从小过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所以不认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亲热了。江青显然很满意,解开当作枕头的包袱,送我几件衣物,有夹克航空装、列宁装。裤子和一双红皮鞋。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让我试穿。我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穿上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江青得意地围绕我转着,上下打量:“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钠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绝了。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感觉,似乎惶惑:以江青这样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

  “来吧,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江青将一块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一边给我解释什么样的头型理什么样的头发好。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对于我这个十六岁的农村姑娘来说,她讲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鲜。特别是当她把镜子拿我面前问:“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个城里姑娘了。”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尽管她有些爱显示,喜欢表现自己。进城前,一些女同志还是愿意叫她梳剪头发的。她有时也替警卫人员理发。她自己当然更突出些。她皮肤白皙、头发又浓又黑,流成两条大辫子,然后盘成一个舍。喜欢穿蓝旗袍或列宁装,有时也穿军装,剪裁很合适。军帽稍稍仰起在脑后,走路举止都露着当过女演员的痕迹。接触多了,我发现她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会河西,她一路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她说:“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时环境安定么。后来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险了么,天天行军打仗,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也决不过黄河。现在形势好转了,缓和了,女同志又渐渐多了。那时可是危险的呀,三支队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牵着胡宗南的军队,有时牵四五个旅,有时十几个旅。我是不怕的……”

  当时,毛泽东正在农村搞调查。我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我在延安也见过毛主席几次,但这次见面我仍然惊讶得目瞪口呆。生活中的毛泽东与公众场合出现的毛泽东是多么不同呵!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这样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抱起李讷亲着,拍打着后背,拍一下喊一声:“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钠呢?李钠就喊:“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打渔杀家“。我看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晚饭,毛泽东一家三口在一个饭桌上吃。那时河西由于胡宗南的二十万人马烧杀抢掠,又吃又毁,粮食极端困难。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天天吃咸水煮黑豆。这天晚饭是吃用黑豆压扁的“钱钱饭”。李讪吃得还挺香。她忽然问:“爸爸,为啥吃饭那么香,拉屎那么臭呀?”

  大家都笑了,江青说:“吃饭怎么说起拉屎了?多脏多恶心哪,不要说了,吃完饭再说。”毛泽东却不在意,说问得好,并且给李钠详细解释了食品营养和人体消化,吸收以及排泄的道理。

  毛泽东对女儿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饭后他对我说:“阿姨,以后你就带李钠吃大食堂吧。我有些发怔。大食堂一天两餐咸水煮黑豆,连皮都不去,大人吃了还光放屁拉不出屎,肚子胀得难受,一个小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望望江青,江青大概不好出面说话,但是眼神已把意思表明。李银桥就劝道:“孩子才六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把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向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只此一句,大家全闭了嘴。以后我发现,毛泽东说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再反对。

  第二天,我带着李钠,随毛泽东和江青转移到杨家沟,在那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

  行军中,江青骑了一匹大青马。那时,一切为了前方,好马都送到作战部队,后方使用的全是老马劣马。毛泽东骑的也是一匹老马,唯独江青骑的大青马是匹雄健的好马。这匹马本是贺老总送毛泽东的,毛泽东没有要,被江青要去了。那是1939年,江青喜欢驯烈马骑烈马。她生性好强,千什么事都要占上风。周恩来要去党校讲课,先到毛泽东那里请示一些问题,出来时,江青一定要送。她要和周恩来比赛骑马。中央首长骑的都是老马弱马,哪里比得过贺老总送来的这匹好马?江青打马从周恩来马旁冲过时,周恩来的马受惊,尥蹶子将周恩来摔落马下,右臂折断。经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生柯隶华医治,未治好。后去莫斯科医治,效果仍不理想,留下残疾。毛泽东为此曾严厉斥责过江青。

  初到杨家沟,已是秋末冬初。江青忙着给李钠做棉衣。织毛线衣。她针线活不错,李询的衣服基本都是她做,无论裙子、布拉吉,还是棉衣棉裤。特别是织毛衣,织出灯笼袖,蜂离一样的花。我不大会针线活,更不曾织过毛衣。她便说:“李烟的衣服不用你管了,你就给老板补衣服吧。”

  撤出延安后,一直到进城初的几年,江青都把毛泽东称为“老板”。开始是为了转战中的保密,后来是叫习惯了。直到全国人民都叫惯了“毛主席万岁”,她才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生活俭朴.随遇而安。衣服全是又旧又糟,补丁接补丁。特别是衬衣衬裤,指头稍一用劲就能捅个洞。我又没干过针线活,补起来更吃力。记得补一件衬衣,本来袖子上只破一个洞,还没把那个洞补住,不小心针扎了手,一哆嗦,手指头又在袖子上捅出个新洞。我向卫士组组长反映情况:“李组长,主席的衣服全糟了,补不住,换件新的吧!”李银桥摇头:“不行啊,这要江青说了算。”我说:“那我去找江青。”他又摇头:“江青也得听主席的,主席不同意,谁也不敢给他换新的。”

  “我去找主席说。”我年轻气盛,拿了衣服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写作,掀起眼皮望住我说:“阿姨,麻烦你了。我们现在还困难,一切为了前方,节约一点是一点。你就辛苦些吧,谢谢你了。”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退回自己房间,一针一针小心翼翼缝补。第二天早晨、我把补好的衣服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在写作,江青接过了衣服。她看看我补的补丁,又显示地扬扬她自己缝制的衣服.将匀称的针脚持出来让我看。我脸红了,特别是她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半是得意半是讥嘲的笑容,使我全身尴尬难受。然而,她并没完,忽然推着我朝毛泽东面前走,一边举着那件衣服说:“老板,你看看阿姨干的活,她补的补丁,哈哈,针线多粗呀?”

  我脸上热辣辣,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几乎忘记江青的身份,只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羞辱。我眼里涌出泪花,抿紧嘴角,身体本能地朝后靠着反抗。可是江青还在推着我向前走:“老板,你看呀,阿姨给你补的补丁……”

  毛泽东写得正专心,开始并没听清江青喊什么,只是随意掀了一下眼皮。正要低头继续写,目光忽然和我含泪的两眼相遇了。他突然沉下脸,并且听清了江青的话,立刻一拍桌子:“你要干什么?”

  江青一怔,松开了我的手。

  毛泽东已经立起身,走到江青面前,指着她鼻子说:“你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作风!阿姨缝得怎么了?我看就比你强!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工作来的,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向她道歉!

  我低着头走出房间。屋里,毛泽东还在继续批评江青。工夫不大,江青来到我的房问:“阿姨,刚才的事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急脾气……”

  我至今认为江青讲的是真心话。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说得不准确。这不是“急脾气”.而是一种“天性”。我认为毛泽东事后说的几句话是比较准确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爱表现,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从那天起,江青开始教我针线活,教我织毛衣,手把手教。有时热情得使我不安,有时又按捺不住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她教会我针线活,却也损伤了我的感情。我曾感激她,却从不曾喜欢她,我无法同她建立那种真正的友谊。毛泽东亲口对我和李银桥讲过:“她这个人哪,跟谁也搞不到一起。”

  冬天到了,一次,江青交给我几块剪裁好的毛皮,让我缝皮袄。我连一般针线活都还做不好,缝皮袄就更难了。可是,既然交代了就要做。我费了好大劲,总算缝上了。江青拿去一看,立刻又发了脾气:“这缝的是什么啊?这怎么行?拆了重缝!”我接过皮袄悄悄退出。拆线时,我独自暗暗流泪。

  第二天一早,江青忽然来到我房间,面色变得比小孩子还快,拉着我的手说:“阿姨,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唉,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是了解的,不要往心里去。”

  我是了解的,我没有怪她。我不想往心里去,但我也无法和她知心贴心。那时,我带李讷吃大食堂,只有星期天偶尔让李讷随父母吃顿小灶。生活异常艰苦,贺老总曾看到毛泽东的饮食。内心十分不安。回到河东后,遇上机会便托人给毛泽东送点腊肉和几条鱼来。毛泽东总是分送周恩来、任弼时及伤病员共同吃。那天晚饭有条鱼,江青叫我一道吃,我不肯吃,她不答应。她给李讷夹块鱼,再把筷子倒过来,夹一块给我吃。李钠特别懂事。她难得吃鱼,眼睁睁盯着鱼,吃一日便等着下一口。可是见我不吃,便搂着我一定叫我吃。她说:“阿姨不吃我也不吃。”多好的孩子啊!我张开了嘴,于是,一大块鱼送到我嘴里。我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喉咙窒塞了,我把李钠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条鱼,就这样被我和李钠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那时一条鱼比现在一桌席要金贵得多。

  江青唯恐我带不好李钠。她多心了。我带过许多中央首长的孩子。比较来说,我最喜欢,心里最疼爱的还是李钠。在毛泽东的子女中,她吃苦最少,但是与我带过的其他孩子比较,她又是吃苦最多的。

  李钠生得天真活泼,皮肤白皙,随母亲;两眼漂亮有神,随父亲。她六七岁便像小大人似地随部队行军走路,一本正经和大人比赛谁走得快。她好强,你若说她走不动,叫她骑马,她就会一股劲走下去,累出病。你若说:“李钠,你敢骑马吗?她就会说:“敢!”于是,就可以把她抱到马背上了。有时,我背她行军,路走长了,汗水流下来。忽然,一双小手在我脸上轻轻擦过。李询的嘴唇贴着我耳畔悄悄说:“阿姨,我长大了一定背你行军打仗。”我心里倏地一热,眼圈立刻湿了。

  战争锻炼人。李钠六七岁就经受过敌机的轰炸扫射,会躲空袭。每到开饭时,她也像战士们一样拿着小碗,打一碗饭一碗菜。最困难时,一个多月天天吃黑豆,从没喊过一声音。

  可是,有一天李讷认真发了愁。

  那天,毛泽东同一名警卫开玩笑:“朱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样黑呀?是不是吃黑豆吃的严说着,毛泽东先笑了,大家随即都跟着大笑。李钠没笑,也失去了活泼,悄悄用嘴唇吮牙。孩子有了心思。终于,她悄悄问毛泽东:“爸爸,我的牙齿很黑吗?”毛泽东没能马上明白孩子的心思,兴致勃勃逗着说:“张嘴,”张嘴叫爸爸看。”李钠皱紧双眉:“我也是天天吃黑豆……”她望望周围,朝父亲张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两排洁白牙齿。毛泽东抱住女儿,拍打后背说:“我的娃儿,黑豆怎么能把牙齿吃黑呢?爸爸是跟叔叔开玩笑呢。黑豆是好东西,营养价值高,越吃牙齿长得越白越结实。”

  除了照料李钠的生活,我还要教她识字。她聪明伶俐,学字很快。她首先学会的一些字是“人民”、“群众”、“革命”、“战士”等等。用树枝在地上写,也在纸上写。为了李钠练字,我请毛泽东写字帖。毛泽东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的字不行。叫她妈妈写,她妈妈的字好。

  江青的毛笔字和铅笔字写得很出色,尤其楷书好。李呐练字的字帖全是江青写的。受其影响,现在李钠的字画都是相当有水平的。

  在教李钠识字读书的同时,我自己也加强了学习。一天深夜,我正在抄笔记。毛泽东工作累了,到院子里散步,见我屋子里亮着灯,便敲门走进来。他拿起我的笔记本着看,问:“字写得蛮漂亮么,为什么又要抄写呢?”我说:“多抄几遍增强记忆,丰富知识,也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毛泽东不以为然,摇头说:“这个方法不见得好。知识多得很,那个小本才有多少知识呢?青年人脑子好,应该多读多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抄笔记上。当然,字也可以练,但不要这么练。你看的东西多了,知识丰富了,字写得差点也没关系。”

  我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摸到一些学习门道,也丰富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毛泽东说,对孩子既要严,又要放得开。乱淘气不行,不淘气更糟,还是有点小淘气的好。孩子太老实了没出息,说不定还有病。能淘气会淘气的孩子,一是健康,二是聪明。

  毛泽东办公累了,常在院子里散步。他喜欢摆动两臂,扭着腰走。这时,李钠便和她的小朋友胜利。幸福(胡乔木的女儿)排成一溜,跟在毛泽东身后,模仿着扭,并且格格地笑成一片。于是,毛泽东越扭越起劲,头、颈、肩膀、身子和腿扭出几道弯,样子滑稽得很。小姑娘们也跟着加大动作幅度,越扭越欢,终于嘻嘻哈哈摔倒成一团,气氛是那么欢快热烈。也有的时候,毛泽东只是背着两只手踱慢步,眉头微皱,在院子里走过一圈又一圈。这时,李钠便一声不响,也背着两只小手学父亲的样子迈大步。她腿短,追不上父亲,走几步就需跑几步。过不多久,她忍不住装大人嗓音干咳几声。毛泽东猛一回头,做一个抓人的姿势,李钠便尖叫一声,格格笑着躲藏。毛泽东说:“你和我藏猫。学我,我早发现了呢。李钠说:“开始发现了吗?我跟了你好久呢。毛泽东便装糊涂:“是吗?开始就跟了?那我可没发现。”李钠得意了,自信地说:“我知道,爸爸扭着腰走就是不想事。背着手走就是想事情呢。对不对?”毛泽东开心大笑,一把抱起女儿:“娃娃,我的好娃娃,你也学会观察哩,不简单哟!”

  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形势明显好转,胜利在望,这时的江青也不知不觉起了一点变化。

  首先是吃饭有些讲究了。想吃鸡,想吃鱼,想吃肉。而且每天一定要吃一点蔬菜才行,否则就按着心口窝说胃不舒服。困难时,天天吃黑豆她也没意见,现在有米有面偶尔也能吃到肉了。她却意见多起来。咸了淡了,油大油小.总是不对口味。她甚至对毛泽东也挑剔起来,绕山绕水他说毛泽东头发蓄得太长,不修边幅。吃东西太辣太咸。不懂饮食卫生。掉到桌上的米粒菜叶不该拾起来往嘴里送。毛泽东饮食不讲究,只要辣,吃什么都香。如果连续用脑过度,他也会向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提点希望和请求:“能不能帮我搞碗红烧肉?肥点,我想补补脑子。说完,还带点孩子气地笑笑。

  江青对此是看不惯的。实在说,她是懂一些营养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毛泽东。她说:“老板岁数已经不小了。吃肥肉多了不好。现在形势好转又不是没条件,多吃点鸡鱼蛋,吃点瘦肉更好。”

  有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三昼夜,每昼夜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是用茶缸子煮的。他吩咐李银桥:“饿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还要肥的,我补补脑。

  江青知道了,皱起眉头说:“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吃饭时,毛泽东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不做声。毫无承担责任的意思。李银桥不好说出江青,一阵委屈,哭了。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解释。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

  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温和:“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李银桥只是流泪,不肯说。毛泽东追问再三,他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拍了桌子:“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大凡毛泽东讲出的话,轻易再不肯改口。此后,毛泽东和江青一直是各吃各的。偶尔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有这么股倔劲。毛泽东的菜,江青仍坚持要夹几片尝尝,她是想关心一下毛泽东的饮食,但轻易再不敢多嘴。何况,毛泽东说过,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她总要夹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江青身上的娇骄二气渐渐变得明显。她驯烈马时的那种泼辣强悍,行军作战时的热情朝气越来越难得看到。在杨家沟居住的后期,她房间装了电铃。于是,卫士值班室的电铃便经常震响。她越来越习惯支派人,使唤人。早晨起床,她总是拥被而坐,在床上擦脸漱口,由卫士用木盘端来早餐,吃过才起床。据说这是受外国人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记得有次电铃又响了,值班卫士张天义赶紧跑去她房间。工夫不大,张天义回来。我们问:“什么事?”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唉,江青越变越娇气了。过去行军,她常鼓舞咱们振奋精神。可现在……唉。”李银桥问:“到底什么事呀?张天义苦笑道:“她要暖水袋。其实暖水袋就在旁边,迈一步就能拿到,她就不肯自己动手。”

  大家沉默了。我猜大家一定和我想的一样:江青变了。过去行军。她能关心同志。走累了,她动员大家唱歌。唱累了,她出谜语叫大家猜。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忆犹新:“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行军休息时,她叫李钠给战士们表演京剧:解手时,她给我讲解妇女卫生知识……那时真有一种亲密的战友情谊。现在形势好了,她怎么这样快就以主人自居,把同志们当佣人一样使唤起来?

  这时,由毛泽东提出的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进入高潮。一天,江青忽然向李银桥发牢骚:“真见他娘的鬼了!查来查去竟查到我头上来。我明明是1933年入党,有人就硬说我是1935年!”

  这样的事情李银桥是不好插嘴的,只能老老实实听着。江青见他不附和,便皱起眉头显出不悦。因为平时她是喜欢李银桥的。叫其他卫士都是不叫名,只喊“卫士”唯独叫李银桥时。喊“银桥”,特殊看待的意思。

  “银桥,他们还说我对你好,送你衣服了。我送过你衣服吗?”江青问。

  “没有!李银桥急了,喊起来:“谁说的?”

  “还是的吧.造谣嘛!有些人打起仗就往后撤,一来运动他就在前冲,专门整人!他们整我就是想整主席,在延安时候就这么整厂江青忽然换上一种神秘的表情,煞有介事地感叹:“你们年轻哪,不了解历史,特别是党内一些斗争。在江西苏区有人就整主席,那是想要他的命哪!就那么搞来搞去,冤死过多少人呢……你们是不知道啊,我过去也不知道……”片刻,她皱紧眉头狠狠哼了一声,“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看看谁搞倒谁!”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同志,一向只接受正面教育,哪里听说过这种话呀?一时目瞪口呆,气都忘了喘。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传出争吵声。当时,毛泽东工作一夜,准备休息。江青睡了一夜,准备起床。两个人就在床上吵起来。卫士组组长李银桥站在外面,光着急,不好进去劝。以往,毛泽东与江青发生争吵。工作人员视争吵内容决定劝不劝。有时能劝,有时不能劝。这次是为了江青的历史,并且牵涉到她年轻时的生活和恋爱方面的事,自然不好进去劝。似乎江青让毛泽东替她说句好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愤怒;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接着是江青吵嚷: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毛泽东的声音严厉: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江青哭着嚷: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毛泽东突然吼起来:“你这个人混!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声吼许多人都听见了。

  江青披着衣服冲出门.脚步稍一顿,从我窗前快步走过,一边擦着泪,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了。每次她与毛泽东发生争吵。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周恩来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就连董必武发脾气,打儿子这样的事,他也是一听就去,去了就能劝住。

  院子里静极了,工作人员都悄悄守在岗位上,没人议论,没人走动。直到中午十二点,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出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起床,李银桥小心翼翼端洗脸水进去。一般情况下,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由卫士递条湿毛巾,擦擦脸,接着便喝浓茶。边喝边看报,或者批阅文件。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

  这一次,毛泽东擦过脸后,没有马上看报。他望着李银桥,伤感他说:“你是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把她赶走了。

  李银桥1938年参军,一直是在首长身边当公务员、勤务兵。给周恩来当过卫士,而后又给毛泽东当卫士。他有经验,他知道毛泽东不需要他说什么劝解话,只需要他听。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苦恼时需要找人诉说,发泄心中的郁闷。

  “唉,凑合着过吧!”毛泽东抬眼望着窑顶,沉默片刻,又垂下眼帘,声音低沉懊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我这样的人,再闹离婚包不好。背了政治包袱……政治包袱哟!”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文化革命”中,江青大反周恩来,越往后越激烈,我们都曾大惑不懈。倒是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陈伯达,因为从同一营垒里出来,说出了一定道理:“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暂时献媚,乘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好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小事,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三查”“三整”的一段时间里,江青恢复了对周围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友好态度。然而,运动过后,她便故态复萌。记得到西柏坡后,机关养了一头奶牛。毛泽东夜里工作太累,有时便挤些牛奶给他喝。我不懂怎样热牛奶,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便走开了。时间并不长,回去一看,锅已经烧红了,牛奶不见了,只剩一屋子糊味。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哭了。江青为此发了脾气。事后她训斥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我们只要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桥悄悄撇嘴,刚一定开便小声说:“你和主席吵架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呀?”张天义说:“到主席那儿告她一状,准够她受。”李银桥说:“大决战就要开始了,你们别给主席添乱!”

  李银桥是我的行政领导,也是我的党小组长。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我们整天见面,接触很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那时,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追求我的男同志自然也不少。

  江青先后给我介绍两名老红军;我都没同意。我心里想着李银桥,又说不出口。江青虽然关心我的生活问题,偏偏又看不透我的心思。“我坚信李银桥心里也想着我,只不过情况和我一样。也说不出口罢了。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本事都不大。

  还是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看出些名堂。有一天散步,他忽然回身望住紧随其后的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李银桥未加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笑得蹊跷:“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神色里感觉到什么,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不再言声。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以后……那多好。

  毛泽东说得含蓄,意思已经很明确。可是,要把问题谈明。无论对李银桥还是对我,都是太困难了。比打国民党困难。不久,我们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生活更加安定,我们的接触也更多了。有次散步,毛泽东又悄悄问李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郊颜低头,窘笑不语。他就是这么窝囊!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侧脸望着李银桥,笑得幽默:“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于么。”

  李银桥笑得那么难堪。笑过又着急。他工作很出色,谈情说爱就笨得像换了一个人。这时,恰好发生一件事,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

  李银桥家里来信,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对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参谋,帮忙出主意。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银桥的本事就是低头不吱声。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筋么!你就不会拿信去问问小韩,请她帮忙吗?”

  李银桥心里顿时一亮,拿了信跑来找我。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李银桥嗫喻,眼睛在我脸上一瞟又一瞟,“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我就推掉吧?”

  我看完那封信,心跳得好厉害。有气无力地喃喃:“那就、那就,那就推掉吧。”话一出口,我的脸立刻烧得通红。李银桥却变得胆大了,眼睛盯住我不再动,说:“那你代我写封回信吧?我低下头,嘟哝着:“你,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我就,我就答应……”

  他直到这时才握了我的手。我眼圈湿了,小声说:“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别丢了我……”他握住我的手不放:“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你们组长,我还得做榜样,起模范作用呢。”我说:“你是我的领导,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

  听银桥说,他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走,一起散步去。”那次,毛泽东和李银桥是手拉着手走出屋门,一直走到山里,始终不曾松手。他们深深吸吮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轻拍轻抚银桥的手背:“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1948年12月10日,我和李银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两天后,我们结婚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江青帮我梳剪头发,穿戴打扮。她说:“老板帮助你们成了事,我也得作点贡献呀。”进城后,住在香山。毛泽东忙中抽空,对李银桥说:“过去条件不好,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李银桥说:“现在工作多紧张呀,要建立国家了,仪式就免了吧。”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五四”这天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继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参加。李钠才九岁,却那么懂事,帮助我收拾屋子,还参加我们的仪式。仪式由阎长林主持,开了两桌席。李钠还表演了节目.说:“‘祝叔叔阿姨快乐。

  毛泽东未能喝我们的喜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年底,他去莫斯科访问,李银桥想跟随一道去。他说:“小韩不是有了身孕吗?你不要去了,留下好好照顾她。”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亲生儿子的婚事,要求便严格多了。

  那时,毛岸英也住在西柏坡,身上穿的总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虽然他年纪比我还大,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他叫李银桥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也在和刘思齐谈恋爱,有些着急结婚。毛泽东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道:“可我都二十六岁了!”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十八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拍响桌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

  毛泽东发起脾气谁也不敢再顶。毛岸英出来,独自伤心。我劝他不要急,等有机会再跟主席说。他愁眉苦脸不做声。恰好院子里一只公鸡追母鸡。他嘟哝一声:“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便满腔委屈走开了。

  第二天,毛岸英没起床,躺在床上哭闹,谁也劝不住。银桥向江青报告,江青有难处,不好出面。和一般人家的继母一样。她对毛泽东的前妻的孩子很谨慎小心。特别是对长子岸英,说话办事都很注意,尽量热情,不要闹矛盾。对岸英的婚事她是热心帮助的,曾给岸英介绍过一位北平来的傅小姐。傅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吃不了小米受不了苦,对江青热心的事并不热心,终于又跑回北平,那次介绍没成功。

  “这事还是让老板出面劝吧。江青说。

  于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又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火了。大步赶到儿子的屋门口。毛岸英还在床上哭闹,忽听门口一声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1948年12月,济南解放不久,江青便千里迢迢赶回济南一趟。因为她母亲死了。接触一年多,她第一次讲了点过去家里的事。

  江青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县,父亲开了个木匠铺,讨了两房妻室。她是二房生的。她爱母亲,恨父亲。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写入的都头,打人的惯手。喝醉了酒。抄起家伙没轻没重打老婆。江青说,她母亲被打断了指头。她为了救护母亲,被打得满嘴流血,牙也差点打掉。于是,母亲带着她逃出家,到有钱人家去做庸人。

  以后,江青又陆续讲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母亲帮佣的那家人家,是诸城县四个有名的大家族之一。姓张,张家的二儿子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最近有些写“外传”“野史”的作者,捕风捉影。说江青与康生那时便有暧昧关系,实际并不真实。江青那时才十岁,而康生已经人上海大学读书。江青离开诸城县时也只有十二岁,不可能有那种事情。她到天津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靠在秦系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维持生活。从一些正式材料上看,她讲的这点历史还是基本真实的。

  江青带了李银桥。阎长林等四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国中吉普到石家庄市,转乘火车至德州,再转乘汽车到达济南。受到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她母亲葬在济南公墓。江青下车后即去公墓给母亲上坟,送了花圈。她本来就爱哭,那次哭得挺伤心。上坟之后,在济南市故地重游,玩几天。正赶上她哥哥结婚,便去参加祝贺。

  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已经五十多岁,是再婚。新娘三十岁左右,过去是个妓女。大嘴大眼,比较胖,模样还算漂亮。穿一身旗袍,涂脂抹粉,擦了口红。江青送了礼品和钱,说几句贺喜话,转身悄悄对随行人员笑。她不大看得起新嫂子,一出门就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

  相比之下,江青对姐姐要亲热得多。当时她姐夫已死;姐姐带着儿子王博文独自生活,日子很苦。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于是,她让姐姐李云露带着儿子随她一同回了西柏坡。李云露长得虽不如江青漂亮,但是人要比江青老实厚道。她于1988年5月25日病故。她的儿子王博文现在清华大学工作。

  形势不断好转,毛泽东家里的人口渐渐增加。毛岸英来了。李敏不久也来了。

  那天,毛泽东房间里又传出哭闹声。江青跑出来,哭哭啼啼去找周恩来。她每次与毛泽东吵过架,多数都是去找周恩来哭诉。后来我才知道,是贺子珍带者娇娇(李敏)回国了。毛泽东本是想见贺子珍的,江青又哭又闹。一些领导同志从大局考虑。为避免毛泽东的家庭矛盾影响他对全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和指挥。作出决定,没有让贺子珍来。只把李敏接来了。

  李敏来后,江青让我把李钠交她姐姐李云露照看,由我照料李敏。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勇敢坚强,能吃苦,有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她幼年的艰苦经历,在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中已有详细真实的记录。

  我负责照料李敏后,我和李银桥两人与江青的关系更进一步紧张起来。我带李敏,江青便交代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给李敏穿。李钠小,捡不了旧衣服穿,只能做新衣服。正常家庭,这种情况也算正常。但是江青就不但想,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没意见吗?江青不为别人想。她习惯于挑剔别人,猜疑别人。她认定是我说了她什么坏话,怒气冲冲责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厂

  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们、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钠。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钠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钠,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钠。

  当时。李钠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钠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钠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钠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钠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讪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千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讪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钠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钠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怕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钠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钠。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钠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钠,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放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钠。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钠,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钠。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钠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钠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钠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精。他知道李钠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钠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钠书法。美术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钠,照顾李钠,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钠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钠看病。他也帮李钠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五十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钠家里串门。有一次,李钠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养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钠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钠。因为王景清和李钠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钠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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