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造谣说：“毛主席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毛泽东、答记者问。
毛泽东是统筹全局、处理各种矛盾的能手。他认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那种把事物看成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符合事物运动规律的。他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然而，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认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他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解释说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千千万万的学问家和实践家，不懂得这种方法，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共同愿望。所以，毛泽东一到莫斯科，斯大林就热烈欢迎。两位领袖的亲切会晤，成了苏联及世界的重要新闻。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导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会晤的消息。一时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晤面、会谈，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也成了举世瞩目的大事。
然而，斯大林的多疑，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使两党两国问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中间有中苏两党之间认识上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也有斯大林对他和他坚持的革命道路的怀疑，亦即斯大林和他关系的矛盾；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甚至还牵连到历史上沙俄侵略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大国沙文主义和新中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么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该怎么处理呢？毛泽东毫不慌乱。他安然地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里，只是当着表面谦恭、背后告状的柯瓦廖夫毫不客气地发了一阵脾气，问了一句“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斯大林闻讯后反躬自问，主动拜会毛泽东，送上了柯瓦廖夫的报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意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由于毛泽东抓住了他和斯大林关系的这个“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所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样处理，是出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正确认识。他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的缺点、错误，只要“顶一顶”，他还是知错改错的。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毛泽东说的那种“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正在逐步地形成。
为了戳穿西方资产阶级造谣诬蔑，说明中苏关系形成的情况，1950 年1月2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回答了塔斯社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你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间：你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①
毛泽东的谈话使西方资产阶级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在此期间，有人曾建议毛泽东同斯大林谈谈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毛泽东摇摇头说，这样不好，人家的问题让人家自己去讲，我们的手不要伸得大长了，更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做。是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过错误，可是，人家承认了，不仅这次有过“内疚”的表示，上次和刘少奇会谈时，也曾表示：由于不了解情况，曾经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丁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错误，他的话是对我们的道歉。我们不能揪住不放，更不能以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
毛泽东强调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②
毛泽东的话使听者心悦诚服。
斯大林让步了，同意整个文件。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对不上日径，如果整个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毛泽东按照他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准备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他有个习惯，参观一个地方之前，总是要先找点材料看看，要对那个地方作个概括的了解。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符合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参观、访问，时间较短，不可能全面地、深入地去接触那些事物，因而，先看点材料，了解个概况，借助于别人的认识进行参观、访问，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950 年1 月2 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具体商谈了周恩来的来苏日期及签订条约的时间。莫洛托夫问，新中国才成立，周恩来日理万机，能很快来吗？毛泽东笑着说，这没有问题，会如期到的。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多次表示愿与毛泽东会谈并签订条约，毛泽东却坚
持要周恩来赴苏出面与苏方谈判、签约。毛泽东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合适，更在行，周恩来是卓越的外交家。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字，曾用名有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生于江苏淮安。1913 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 年留学日本。1919 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至1924 年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 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 年3 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8 月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 年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 年12 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 年遵义会议后，当选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 年8 月，周和毛一起参加重庆谈判。1946 年11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多次对人夸赞过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把强将高手用在新中国首次大型外交活动的第一线，是毛泽东再三坚持要周恩来出面对苏谈判的首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样样精通，行行都行，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于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现在，他不但出好了主意，而且和斯大林已口头约定了原则，下边，“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不能自己包办，应放手让周恩来这位“比我强”的外交家去谈判、签约。
其次，毛泽东强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赞成一下子顶到头，搞“最高级”谈判。他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怀疑，有看法，而斯大林有时又比较“粗暴”、“武断”，自己直接出面和斯大林作具体条约的谈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或谈崩，别人就不好收拾，没有回旋的余地。而让周恩来和苏方的政府领导人谈判，即使发生某些分歧和争议，他和斯大林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协调、斡旋，妥善处理。
第三，“要对口”，要合法，“要好看”。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好进行高度的概括，往往把十分复杂的事物，概括得十分简明扼要，具体形象，一目了然。这次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就属于这种高度概括、具体形象的典型事例。难怪斯大林始终理解不了。其实，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拟、签订之后，人们便会忧然大悟：哈，这不就是那个“既好吃、又好看伪东西吗？“既好吃”，就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使新中国在世界上健康成长不受侵犯的作用：“又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和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同盟，互助友好，反对侵略，促进世界和平，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为此，条约的谈判和签订，都应该是对口的，合乎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的。所以，当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签订个文件，并且建议说由他和毛泽东签字时，毛泽东还不答应。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游览，调查研究，了解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曾是沙皇俄国的首都。1917 年10 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宣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时过32 年，中国革命宣告胜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里又夺得了政权。1950 年了月15 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资格，乘火车来到列宁格勒，受到了当地领导人和群众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人原计划安排毛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毛泽东神采飞扬，游兴正浓，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参观。
当地领导人十分尊重毛泽东，按照毛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
天寒地冻，一片白银世界。大海和陆地都被白雪厚冰连在一起，白茫茫的，分不出水陆的界限了。
毛泽东喜欢宽阔的海洋，更喜欢银白的雪原。他乘坐汽车在那一望无垠的海面冰层上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毫无倦意，不时的向当地的陪同人员询问各种景观。当远远地看见那雄伟的喀琅施达特要塞的时候，他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漫步，举目眺望，激情满怀他说：“革命使江山更雄伟！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喀琅应达特要塞，是苏联十月革命时工人们和士兵们暴动的要地，在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业绩！苏联同志介绍说：“此刻，我们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约1 米至1 米5。”
毛泽东望着那广袤无垠的冰原，高兴他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一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的中苏两国人员，都为毛泽东的豪情诗意和宽广胸怀所感动，禁不住欢呼、鼓掌！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冬宫展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藏书等。苏联同志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但因内部整修，不能参观。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侵华很反感，一听此话，即对身边的师皙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大多了！”
毛泽东特地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赞赏那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革命壮举。参观了苏德战争中苏军保卫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晚上，又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出相当精彩。结束后，毛泽东派王稼祥、陈怕达等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了花篮。此时，台上台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列别杰娃谢幕达五六次，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这是观众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敬慕，于是，她改变一般的敬礼谢幕为向毛泽东鼓掌，用手送吻好几次，得到了群众的欢呼！
斯大林对毛泽东歉然一笑，点头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都改称同志。”并率先垂范..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和领袖人物，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恰当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过限，机智地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自强而不自大，自尊而不自专，自爱而不自私，坚定而不固执，勇敢而不鲁莽，沉着而不寡断，机警而不多疑是很不易的。
毛泽东在早期、中期，颇有自知之明，多次批评、拒绝别人企图把他说成“全才”、“天才”、“超人”、“神人”的尝试，反对为他“祝寿”、“颂功”，并不许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自己的名义外出活动。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估计周恩来快到了，他就返回莫斯科，次日，周恩来从辛比尔斯克打来电话，因传音不良，听不清楚，他约定周恩来到了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
这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还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开展工作。
1950 年1 月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面带微笑和苏联的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方的举止，巧妙含蓄的语言，气字不凡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这是十年后周恩来的再次赴苏。上一次是在1939 年6 月，周恩来因骑马摔伤，从延安到苏联来治病，在莫斯科住了八个多月。现在，他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的。同车到达的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等。周恩来一到就来见毛泽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等事。过了一天，周恩来从较远的别墅搬来，住在毛泽东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这样，便于及时与毛泽东商量问题。
周恩来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一到莫斯科，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一方面到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指导李宫春率领的那一批人进行工作，还要及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这时候，斯大林又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对下一步会谈的意见。
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
生性多疑的斯大林，这时更加谨慎小心。他派人把师哲叫到他的办公室，要师哲把他的话重新翻译给毛泽东，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打算和愿望。、毛泽东笑着说，他只是要周恩来出面谈判，别无他意。师哲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哈哈大笑。是的，他对这位中国领袖的知人善任、放手用人表示赞赏；对于毛泽东的性格、气派和作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1950 年1 月22 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师哲任翻译。
会谈开始前，照例由莫洛托夫代表所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周。恩来祝酒，向大家祝酒。
之后，斯大林又破例地举起酒杯，再一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祝酒，表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来，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中苏友谊而努力，为中苏友谊而干杯！
斯大林喝了两杯他的特制酒，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他说他和毛泽东先生过去没有见过面，这次一见如故，谈得很好。又说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无产阶级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法码，不仅值得庆贺，而且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学习。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多谈谈。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侃侃而谈。他认为斯大林说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说他过去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形象的概括，是指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人曾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苏联的模式，几乎使中国革命走入了绝境。所以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论述表示赞赏。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提到毛泽东时，又一次在名字后边，加了“先生”二字。
师哲忍不住了。他译完斯大林的话之后，紧接着提了个问题。“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当面请教一下，可以吗？”
斯大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泰然自若地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师哲谦和地笑着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的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一直称您和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呢？”
斯大林一下子怔住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而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这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中苏两国许多领导人的面当场提出来的，沉着老练的斯大林，一时也显得有点窘迫。
在场的人都有点紧张：几十年了，谁敢向斯大林这样“将军”呀！
苏联领导人都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泰然自着，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聪明、机敏的斯大林，向四周扫了一眼，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师哲，立刻笑了。这次会见后的多次交谈，使双方都增进了了解，自己怎么能继续
无端地怀疑同志呢？！只见他的眼睛一亮，很快扫”去一刹那间那紧张的窘态，对毛泽东歉然一笑，认真地点点头说：“对，是同志，是同志！”接着，斯大林转过身来，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共领导人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马上改称同志。”说着，斯大林又转过身来，率先垂范，对毛泽东笑着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继续谈吧..”会谈的气氛更活跃了，更融洽了。会谈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不但证明了周恩来对斯大林的论断：斯大林的“怀疑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斯大林还是讲道理的”③，而且也证明了斯大林确实怀疑过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害怕工人”，是不是真正的“同志”。同时说明斯大林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注释：
①见1950 年1 月3 日《人民日报》。②参阅廖盖隆主编的《中共党臾文摘年刊》1983 年第341―342 页。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