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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延安岁月――毛泽东与艾青






  举世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观点的集中而完整的表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为了开好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之前,毛泽东对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现状曾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通过书信往来、分别交谈、小型座谈会,周密地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诗人艾青在这段时间里,有幸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难忘。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重庆,特务们也加强了对革命的文化人的监视和威胁。艾青出门时,也常有“尾巴”跟随。周恩来为保护革命力量,及时组织重庆文化人士撤退。艾青、欧阳山、草明、张仃、罗烽等被安排去延安。2月初,艾青、罗烽和张仃3人同行,他们告别重庆,经过近一个月的颠簸和47道国民党岗哨的盘查,终于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抵达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府――延安。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宣传部长凯丰设宴欢迎艾青等人。艾青的家被安排在蓝家坪的两个窑洞内,同时请艾青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

  艾青从法国归来,先是由于从事进步美术活动而被投入监牢,后是随着抗战而流徙于杭州、武汉、临汾、衡山、桂林、新宁、重庆等地,亲历了祖国的苦难和人民的灾殃,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他多么渴望一个美好的、光明的新世界啊!如今,他来到了众望所归的延安,来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倍感亲切与新鲜,所以,他激动地对人说:“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

  7月初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了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艾青等人。这是诗人“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与笑容。”不久,艾青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出席了边区参议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演。艾青清楚地记得,当毛泽东讲到边区的任务时,用的是有力的手势、果断的语言:“我们除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呢?没有了!”艾青当时就想:毛泽东讲话真是很厉害,很集中,概括力很强。毛泽东之伟大,就在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是一位通晓辩证法的革命家。于是,艾青对毛泽东说:“你真会讲话。”毛泽东回答说:“我讲话老出毛病,后来知道了,就抓住要点,其他地方就不要紧了,”就在这次参议会上,艾青写成了题为《毛泽东》的诗篇:

  他生根于古老而宠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这是艾青到延安后写的第一支颂歌。他的歌颂是真心的。他用诗阐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民的领袖,不是神,是大写的人,他是以对人民的爱才博得人民的信仰,又是以行动实践着思想才能领导人民前进。

  随着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增多和文艺运动的深入展开,人们对边区文艺的许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地加以解决,听任种种不正确的认识继续存在下去,必将影响延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此,毛泽东多次找文艺屏人士谈话,了解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决定召升座谈会来统一大家的认识。

  1942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写信给艾青:“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撤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还就党的文艺方针作了精辟的阐述。艾青向毛泽东提议:“最好开个会,你出来同文艺界讲讲话。”毛泽东微笑地询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高兴地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信说:“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文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这时,他正潜心于一篇论文的写作,即《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论文的初稿写成以后,立即送交了毛泽东。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写来第三封信:“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这是一个新搬的窑侗,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毛泽东把论文交还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在文章的第一页的空白地方,有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艾青正准备记录,但是地面不平,桌子有些摇晃,就走出窑洞去找小石片垫桌子。想不到毛泽东走得更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回屋垫稳了桌子。回忆这件小事,艾青感慨地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毛泽东千里拿了几张写有铅笔字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字修改得更好。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作了认真修改,定稿于4月23日,发表在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在这篇论文中,艾青就文艺与政治、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写什么、怎样写、作家的团结、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表示了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篇有相当影响的文艺评论。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召开,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和会议总结。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无拘无束。毛泽东的讲话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地、明确地指出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任务、方针、政策,是革命文艺工作的指路明灯,是繁荣文艺创作的锐利思想武器。文艺座谈会之后,艾青

  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到前方去体验生活与写作。不久,毛泽东即回信:“艾青同志: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信的后面,毛泽东又补写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艾青到中央党校三部,一边参加整风,一边学习马列。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等经典著作,懂得了如何用历史唯物论观察社会,观察现实,研究实际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艾青担任了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秧歌队槁得很活跃,演出了周而复写的《牛永贵受伤》等节目,受到群众的欢迎。艾青还在延安的新市场附近和青化贬等地,兴致极浓地观看了载歌载舞、粗壮有力、节拍明显、充满劳动者健康和愉快的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并为其适合现实生活、群众趣味所要求的、富有创造性的形式和手法所倾倒。诗人热情地称赞延安新秧歌剧:“真是一种群众的喜剧。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穿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和胜利。”艾青在对新秧歌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写成《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文章热情肯定了新秧歌剧和群众结合的方向,还对它的表现手法及至唱腔、舞蹈、服装、道具等等进行了总结与探讨。在一个晚会上,艾青遇见了毛泽东,他对艾青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时再次赞扬了这篇文章:“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微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不久,即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延安的秧歌成为人民欢庆的一种形式,很快普及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区、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艾青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任国旗、国歌、国徽图案评选组组长,从7月登出征稿启事,一个月年应征稿件“国旗”近5000份,表达了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政权的拥护。经过初步选择和集中,列了数种方案,但看法还未统一。在9月25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了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的方案,高兴地说,用这个好,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五星红旗,唤起了诗人的诗情,他真诚地歌唱道:

  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了生命

  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它引我们前进

  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旗到哪里哪里就胜利

  这首《国旗》写于1949年9月27日,这是献给新中国成立的礼花,也是诗人和人民一起欢呼祖国新生的第一声歌唱。10月1日,艾青穿上了节日的礼服,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诗人望着广场上五彩缤纷的气球和花束,望着雄壮齐整的游行队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和亿万人民一起,盼到了祖国的黎明,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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