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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毛泽东系列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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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威解体与反叛意识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在世界近代化浪潮的袭击下,古老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文化传统终于开始解体。它所引起的历史风云虽然未能掀起汪洋大海般的漫野乡村的波涛巨浪,但毛泽东那敏感的心灵毕竟感受到了时代变换的信息。因此,他在认同传统的同时,反叛意识也开始萌芽、增长。

  一封建权威的解休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封建制国家。封建王权不仅不可侵犯,而且异常严密而庞大,长时间里维系着封建的国家政权,禁铜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度里所没有的。

  然而,究竟中国封建权威是什么呢?它包括了什么内容,反映了什么特征呢?

  中国封建权威体系,是以家庭――家族――国家这种三级结构的外在形式为起点建构起来的。它的基本观念,自中国最初有文字记载时起,就开始显示其特性,商王自称“余一入”,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商朝的至高无上的神是上帝。因为上帝是赞同或支持君王主宰天下一切的,所以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则被认为能给君王本人赐以唯一的和特有的关注,从而使其王权统治最初具有合法性。到了周朝的时候,君王奉天命而治世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臣民的心中。君王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主宰一切,而且还被作为沟通天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从而他们所行使的权力也就合法和牢不可破。此后,随着秦王朝的建立,王权观念更为增强。不管是外族的侵扰、外来文化的输入,还是政治分裂,社会动荡不安,均未使它的基本体系受到损害,反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而巩固和发展。对这种封建权威起维护、支撑和加固作用的,主要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教相揉合的封建思想文化。自董仲舒大力倡导之后,王权观念被推向了顶点,这种封建王权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中国社会里,王权即是君王的权威,它不仅否定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且否定了作为群体的人,具有明确的“自我”和鲜明独立性的人是不允许存在的,转而又由作为偶像、血统、权力和世俗神祗的象征所取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作为一般官僚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基本模式,而且成为要求整个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所严格遵守的准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人伦政治与权威体系的基本特征。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09 页。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王权与专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封建的权威思想体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不变,支配着各阶级、阶层人们的言行。然而,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冲击之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适应不了形势的需要,逐渐陷入了困境。与之相适应,由于这种起维护、支撑和加固作用的王权观念在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冲击之下败下阵来,封建的权威体系也就随之开始解体。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权威感主要体现为通过王权寻找秩序的信念,一旦这种信念破灭,权威体系也就无法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

  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这种封建权威的解体主要体现为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作为维新运动首领之一的康有为,最早成为“中国倡民权者”①。他曾对“王”字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残贼民者谓之民贼。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向背向之,非谓其黄屋左纛、威权无上也。”②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新解释,表明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运用西方思想武器观察中国思想文化,对封建王权专制政治信仰产生动摇乃至进行抨击的新观念。20 世纪初,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进一步对封建王权思想体系予以抨击。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中疾呼:“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喃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域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干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①梁氏这段文字,不仅在抨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方面更为深刻而激烈,更重要的是把政治与文化结合在一起,从权威意识的角度进行了否定。革命派、思想家之一的章太炎,则第一次直呼光绪皇帝为“小丑”,指斥其“未辨菽麦”。此外,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亦有否定王权的观念。这种从西方找来经过改造而成的新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过程中,对于冲击旧有的封建权威思想体系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封建王权终于在政治上首次崩溃。

  这种封建权威的解体,首先表现于人们对政治信仰的动摇,紧接着由思想意识发展到具体的言行之中。在19 世纪末年至20 世纪初年,人们对封建权威的怀疑甚或抗拒,是由封建权威自身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崩溃、思想文化上的落后这种客观现实而引发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并未因封建专制的残酷而缓和,相反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之中,整个中国政治动荡不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民族危机意识和优患感普遍产生,爱国志士仁人以及下层劳苦大众冒着“离经叛道”而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压迫的斗争,对昔日不可侵犯的封建权威进行了新的挑战。全国如此,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更是如此。

  湖南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省份。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著名维新派人士,曾纷纷在长沙等地创办新式学堂、学会和报刊等,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向封建专制权威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抨击。虽然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之下,维新运动遭到了失败,但是谭嗣同等人为改革献身的精神却激励着人们继续战斗。1900 年,又发生了湖南浏阳人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虽同样因顽固势力的强大而被镇压,然而进入20 世纪之后,湖南又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区之一,涌现了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一大批爱国民主志士仁人。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抨击封建权威的同时,在行动上掀起了多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自1905 年8 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湖南相继发生了萍浏醴起义、力争路矿权益等斗争。这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对封建权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少年毛泽东虽未能亲自经历,但这种影响已波及韶山这样的乡村。他间接地感觉到了中国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封建的权威体系已不能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1910 年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对少年毛泽东心灵的撞击是很大的。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6。②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95 页。① 《梁启超选集》第244 页。

  1909 年夏,湖南发生严重水旱灾害。粮食奇缺,灾民纷纷涌入省城长沙及附近各县,而官绅、地主和投机商人勾结外国洋行,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每斤由26 文增加到80 文。1910 年4 月间,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黄贵荪,花很大气力挣了80 文钱,叫妻子去买米。店主说其中杂有不通用的钱币数文,拒不卖米。傍晚,他的妻子向邻居借了几文通行币,再去米店买米,但此时米价又上涨了。其妻悲愤至极,跳江自尽。黄贵苏闻讯,悲痛万分,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起投塘而死。这一消息引起长沙饥民的很大震动,推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按平价祟米并施行赈济,但遭到血腥的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怨愤倍增,纷纷聚拢起来,一举焚烧官府衙门,并于一夜之间将城厢各处碓房的存米一抢而光。清政府立即调集重兵,在帝国主义侵略武装的配合下,将“造反”的饥民驱杀。这次长沙饥民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的影响遍及全省乃至全国。当时,毛泽东正在私塾读书。他和同学们对此议论了许多天。他们虽然不明白这次饥民暴动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总觉得造反的人都是些穷苦的老百姓,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的。因而,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为那些贫苦人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对封建权威相应产生了逆反心理。他后来对斯诺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它“影响了我的一生”①。

  长沙饥民暴动不久,韶山冲也发生了穷人“吃大户”的运动。饥饿的人们成群结队涌进富人家,打开粮仓,倒出谷米,就地生火煮饭吃。毛泽东家里也受到冲击。他的父亲对此很恼火,但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见,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封建的权威已经面临危机,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了。这种封建权威体系的解体,是促使少年毛泽东反叛意识不断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反叛意识的增长

  少年毛泽东具有一种自我作主、敢想敢干、无人能阻挡得了的倔犟性格,反叛意识比起一般小孩子要强烈得多。这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以及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吸收新知有关。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10~111 页。

  如前所述,在19 世纪末年至20 世纪初年,封建的权威体系已经开始解体,封建的纲常伦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已无法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思想文化界黑暗沉寂;列强侵入,掠我物产,夺我利权,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从而引起了爱国志士仁人以及下层劳动大众的反抗和斗争,给予封建权威以沉重的打击。现实促使人民认识到,只有摧毁封建权威体系,代之以民主政体,才能使中国自立自强起来。这种对于封建权威的憎恨、怀疑和抵拒,不管是在人民的信仰系统或者是在具体的行动上,都普遍地显现出来。它既渗透入城市,也涉及到乡村;既发轫于知识阶层,也影响到下层民众。这是毛泽东反叛意识萌发并不断增长的重要的社会思想文化条件。

  另一方面,少年毛泽东非常刻苦认真,并且善于思考问题。对于《四书》《五经》之类的旧书,他虽不喜欢它们,但还是下了很大功夫,为他广泛阅读《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闲书提供了文化素质。然而,毛泽东对那些传奇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塾师在课堂点教点读的书文,并且他从读那些旧小说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就这个问题,他反复“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通过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那些文官武将、才子佳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让农民替他们耕种。至于那些穷苦的农民,无钱读书,也就无法去写自己的书①。他在读旧小说过程中,既赞美不甘屈悔的造反人物,又为他们屡遭失败“深感不平”。因此,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权威,他都表示反对。诸如父亲打骂儿子,先生惩罚学生,富人剥削穷人,地主压榨农民,官府欺压平民,他都直接或间接地予以反抗。

  毛泽东的父亲较刻薄、自私和专横。他送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发家”。当儿子的言行不合自己“发家”的准则时,就常常以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无理责骂毛泽东“不幸”和“懒惰”,有时甚至加以体罚。毛泽东对此很反感。他引用经书的话或父亲自己的话来加以反驳。父亲说他“不孝”,他就说:古书上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有“子孝”;父亲骂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个年纪,干的活一定比你更多。一次,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好吃懒做”。盛怒之下,他和父亲当众争吵起来,宣布要脱离家庭,撤腿就往外跑。父亲气势汹汹地追赶他,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他跑到水塘边,对父亲威胁说:如果你再迫近一步,我就投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和谈”条件:“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①

  在毛泽东读私塾的时候,虽然一些教育比较发达的城市已开始创办新式学堂,但一般乡下仍是以私塾为学生入学之所。私塾的正墙壁柜上竖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子,身着长袍马褂的先生经常带领学生在牌位前作揖磕头,表示崇敬。先生教课总是照本宣科,不加解释,只叫学生死记硬背。背书时,先生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必须走上前去,恭恭敬敬、端端正正地背对先生站着。背不出就打手心、打屁股或罚跪香。封建的礼教像一根根绳索,把学生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毛泽东对此非常反感。就在他10岁的时候,有一次因先生打了他,他挟着书包冲出了私塾。但又怕父亲打骂,不敢回家。他以为湘潭县城距离韶山不远,便莫名其妙地朝着想象中的县城方向走去。3 天之后,他被家里人找了回来,出乎意料的是,他回到家里后,父亲对他的粗暴态度有所改变,先生也温和多了。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②。

  ① 参见斯诺《西行漫记》第109 页。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08 页。

  毛泽东在14 岁时,父亲按照封建陋习,为他娶了一个18 岁的妻子罗氏。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婚姻大事应由自己作主,所以坚决拒绝,不承认罗氏为合法的妻子,也从未同他共同生活过。这一举动,在当时的韶山乡村被人们视为“离经叛道”,父亲也认为是对他的“忤逆不孝”,但在毛泽东坚硬态度面前,谁也没有办法。

  有一年,韶山冲有一个叫毛承文的贫苦农民,几次带领穷人“吃大户”、闹平祟,并揭发族长在修建祠堂时侵吞公款的行径。族长勾结地主,给这个农民扣上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毒打、沉潭。毛泽东闻讯后,与贫苦农民一齐冲进祠堂,要求族长把打人的理由说出来。族长理屈词穷,又见人们摩拳擦掌,群情汹汹,害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只得释放了毛承文。

  上述事例表明,毛泽东对于封建的父权、族权,封建的包办婚姻,封建的礼教等表示出不满和反抗。虽然,这种不满和反抗相对说来还是较为浅显和直党的,缺乏理性的整体的深度,但却触及到对于封建权威的反叛意识和行动。并且,这种反叛意识和行动,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尤其是不断广泛地接触社会的现实,则会继续增长,直至发展到理性的整体的境界。

  1906 年秋至1909 年夏,毛泽东白天和成年人在田间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帐,但他仍然挤出时间如饥似渴地刻苦自学,韶山能借到的书几乎读尽了,又设法到几十里外的舅舅和表兄弟家去借书看。常常在豆大的灯光下默读深思,直至深夜,有时甚至读到拂晓。在夜读中,对少年毛泽东反叛意识的理性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冯桂芬的《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