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一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作长期的研究，由许多同志分工合作来做。我正在学习研究，限于水平，写不出完整的心得体会。我想从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的批语中看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在其伟大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辞世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研究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和纯书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关于历史，毛泽东讲过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发展的；再一个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前者说的是历史的运动性、相异性；后者讲的是历史的联系性、相对稳定性。这两者在中国历史中既对立又统一。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毛泽东有个提法，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名词在今天的出版物中已经少见，但是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含有历史上物质文明的创造，又包含精神文明创造。这二者的联系和结合，或者确切他说，以前者为物质基础的人类创造就是历史，也就是开化史。在毛泽东看来，从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可以看出，“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①这一段名言经常为人们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首先提出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等，也才有各种物质的和精神文明的创造。
毛泽东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关于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还缺少考古资料作为佐证。当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考古资料向人们说明了中华民族开化史与农业以及手工业有密切的关系。西安半坡公社遗存的发现，使我们知道距今6000年的先民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早期的农耕物质基础产生了早期农耕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开化史的前奏。中国封建社会奠基于周秦时代。西周时期中国开化史进入稳定的农耕时期。战国时期，铁质的生产工具被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农业成熟时期的到来。这才奠定了后来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的物质基础。
综观漫长的中国封建制社会，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则是阶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对此，毛泽东早就作过这样的论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析，确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些早已被证明为科学的真理。
依据以上简要的说明，可以看出历史（含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结合点。依据毛泽东的思路，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人们研究历史必须把握住历史运动性和联系性的统一，并且把握住历史的物质文明创造与精神文明创造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便构成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找到历史的特点，也就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
看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分析农耕以及与此联系的农民问题，同样，要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必须如此。可以说，农耕和农民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特点。不仅如此，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农民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地主庄园的农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同于欧洲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农民，同样，中国农民不同于俄国农奴制度下的农民，以及1861年俄国农奴制废除后半资本主义农民。1958年毛泽东在阅读史籍的时候，写下这样的批语：“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③这个论断和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写论著的观点完全一致，在这里用了三个“最”字再次加以肯定。这些就是历史（或传统）和现实结合点的最好说明。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探索在新中国如何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过起丰衣足食的生活？即或在阅读文史古籍的时候，他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写的批语将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再次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这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毛泽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例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西汉初期政论家贾谊的名文《治安策》，要负责干部多读几遍。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他敢于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他看到汉初社会风气侈廉相竞，豪强掠夺，造成“卑贱者”和“尊贵者”的对立，他要求从皇帝到百官，大家都做到“公而忘私”。同时抓住农业这个根本不放。这样，天下才能稳定，“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正是这两点，即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
毛泽东读《新唐书》，对马周给唐太宗的上书，写下这样的批语：“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拭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④毛泽东对马周的思想和政治方略是肯定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要百官言政治得失，常何为武人，谈不出多少道理，他让住在他家的马周针对时弊写出了若干条建议。当太宗知道是马周的意见，又找马周面谈。马周劝太宗要以忠孝为本，节俭持身，免除摇役。当时的情况是，社会风气渐趋浮华、靡丽，徭役很重，虽说有所减免，但往往不见落实。因而农民生活困难，“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马周强调，“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又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在百姓苦乐也。”马周又提醒太宗，对于宗室诸王、即对于自己的子弟不可“溺于私爱”，需制订长久之法加以约束，否则未来必将发生变乱。敢于直言而观察敏锐的马周，一直受到太宗的器重。马周去世，太宗怀念不已。
毛泽东读《新唐书》，除马周外，还赞赏姚崇，说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⑤。关于政事，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其内容是：
“..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公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触、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宗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法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这十条政治纲领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当政者对于左右亲近的人应严格要求，不可以个人感情代替国之大事；对农人除应交纳的租赋外，不能巧取豪夺；要形成俭朴的社会风气，不可奢侈浪废等等。对于这些建议，毛泽东读史时给予很高的评价，写批语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⑥有趣的是，《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宋祁在写毕《姚崇传》⑦后，写下这样的赞语：“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