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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整风






  1960年上半年,我跟随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

  那天,管理员老张来找我。他说:“高秘书,主席灶上没肥皂了,你能不能跟武汉的同志联系一下,看是否能买几块肥皂?”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都实行严格有效的定量供应,发工资时,同时要发各种供应票证,就是毛泽东与中央首长们也不例外。毛泽东一生俭朴,从没用过香皂,平时就是清水洗手脸。着手上染了墨,洗不掉,才擦点肥皂,所以,供应给他的肥皂是够用的。

  但厨房整天和油盐酱醋打交道,肥皂自然用的多些。我听到张管理员的报告,就找了武汉的有关同志:“主席灶上没肥皂了,能不能在你们这里买一点?”

  “有呀,主席灶上用肥皂当然应该保证,这是没问题的。”武汉的同志热情支援。

  于是,我叫张管理员去同武汉的同志联系买一下。究竟买了多少?我并不知道。主席每天要处理许多大事,我不能分心,对这类小事没想那么多。

  后来,张管理员又来找了我,问:“高秘书,你还有没有肥皂?”

  “没有了。”我问:“怎么,没买上?”

  “买上了。你要不要点?”

  “别的同志是不是都有了?”我想到这是出差,同志们都有可能断了肥皂。

  “都买了。你不买点?”

  “那就买一条吧,我还真没了呢。”

  就这样,我买了一条肥皂,以解旅途之需。万没想到,这条肥皂惹出了麻烦。

  回到北京不久,在1960年的后半年,中南海里开始了一次小整风。

  起因是多方面的,我也很难讲清。不过有几件事还是知道的。

  毛泽东身边一名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时,见书架上有那么多书。他酷爱读书,就拿了一本回去看。由于没有向毛泽东讲,事情变复杂了。毛泽东一生极珍视书籍,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唯独舍不得丢书。每到精简行装时,只有书不让精简。许多中央机关没有保留住的珍贵资料,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了。他发现少了书,自然要生气。批评这位工作人员“不懂规矩”,“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毛泽东虽然生气,但也不同意为此就否定一位同志,当他听说这位同志被送往农场劳动时,他不满了。说:“他还是个娃娃么,怎么能这样搞呢?”老人家亲自关心,讲了话,解脱了这位同志,送到空军,成为一名部队干部,后来又入了党。这都是后话了。

  事情刚发生时却不然,成为一件大事要整顿处理。加上其他一些事情,比如有几次叶子龙同志的老战友请他去吃饭,他常带了我们一起去。我们知道什么呀?首长叫跟着去就跟着去呗,去了就跟着一道吃了。这些事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拿出来开会解决,地点就是我在中南海原来的宿舍(后改为小食堂)。

  整风会上,警卫局负责同志向我提出了肥皂问题。他说:“你们到了外地,到处要东西,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我承认要了肥皂,讲述了事情经过,并做了检查,在多次检查中,我已把问题提到了这样的高度,我说:“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我以为提到政治高度认识这块肥皂就可以了,可是那位同志仍然说不行,还让我提到高度上来认识。我说我再提不到什么高度了,他就狠狠批我一顿。

  我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指着他问:“一条肥皂,我提高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还有菜籽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你这是啥意思?”

  争论中,这位同志又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我又急又气,大声说:“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这是胡说!”

  此前,他曾叫人起草那么个文件,有关于如何做好主席的秘书工作,安全保卫工作等五条。他拿文件到办公室反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要有这五条,可以把秩序改改。安全保卫放最后。

  现在,他在整风会上责问我:“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最后,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我说:“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他气得厉害,我也气得厉害。我真想到毛泽东那里去讲,想了又想忍住了。

  我什么也没跟毛泽东讲。他在下边讲了没有?不得而知。

  整风之后不久,我们就下去到河南、江西搞社会调查,参加劳动。我从江西回来时,叶子龙、李银桥等老同志都陆续调离了。我也很快离开了毛泽东。这也是后话了。

  据说,在我们一组整风后,他们本来还想在刘少奇的二组及其他首长身边工作的三组、四组整风。但是,少奇同志拒绝了,保护了在他身边工作的二组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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