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而疏远，但是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毛泽东高度评价美国人民，他说：“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①即使在中美疏远的年代里，毛泽东也关心着美国，他希望了解美国，希望加强中美人民的往来，他和美国人民之间不断建立和加深着友谊，他致力于把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桥梁进一步建造和巩固起来。
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总是想要尽量了解美国美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他们勤劳、勇敢、智慧，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在较短的历史中，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毛泽东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人，他一生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总是孜孜不倦地向各国人民学习，包括向美国人民学习。建国以后，他也总是想要尽量了解美国，从美国人民的创造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尽量了解美国的政策，使自己对美国的看法，尽量符合实际。
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那有这个事？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学？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地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非常重视向美国学习。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说到美国，他肯定美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①1970年，他再次向斯诺指出，美国的体制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①《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309页。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8页。他说，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中央是不行的。②毛泽东并不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应当研究和吸取。
毛泽东非常注意阅读有关美国的书报杂志，收听有关美国的新闻广播，他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了解美国各种信息的强烈兴趣。即使是在长征途中，他也仍然收听关于世界大事的广播。在延安，毛泽东每天坚持收听美国的广播。加拿大记者盖恩回忆说：延安那台残旧的收音机，每天都把美国的广播送来，包括华尔街股票市场的行情等等。毛泽东研究了股市行情后，便预见美国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将有助于美国人民觉醒。建国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阅读有关美国的杂志书报，而且读得极其仔细。例如，1960年12月5日，他致信黄炎培，告诉黄他和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的谈话，美国刊物已登出，请黄找来一阅。1964年9月9日，他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某书记，要他代为借阅有关美国的书籍。他写道：“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①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研究美国，并始终不渝地在为中美实现邦交正常化做着扎实的准备。
当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接见了他和他的秘书程思远。毛泽东知道他们从美国归来，便和他们讨论了美国问题。程思远告诉毛泽东，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他要他的部下研究中国。程思远还告诉毛泽东，国民党人也研究毛泽东。一个国民党人说，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毛泽东指出，他的书是为人民而写的，用来反人民是不灵验的。他和李宗仁、程恩远的谈话，使他对美国又有了一个了解的机会。1965年，斯诺曾经告诉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理论，曾经引起了肯尼迪总统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促使他去研究毛泽东有关的军事著作。使斯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的消息是灵通的，毛说他读到过这个消息。毛泽东说，中国人也研究美国人写的书，例如，他读过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写的《音响不定的号角》这本书。毛泽东了解到，泰勒将军的看法是，核武器未必能使用，所以非核武器将会起决定作用。他赞成发展核武器，但希望把发展核武器的优先权交给陆军。现在他有机会试验他的特种战争理论了。他去年6月才赴越南就任的，来的时间还没有朝鲜战争那么长。泰勒将军在越南会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毛泽东还读过几篇美国当局发给部队的关于如何对付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指示谈到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上的弱点，认为美国有希望获胜。毛泽东读了这几篇文章后认为，美国没有看到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实，即不管是吴廷艳还是其他傀儡，一个脱离群①众的政府是决不能扑灭解放战争的。帮助这样的政府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毛泽东通过不断阅读有关美国的著作和文章，加深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还向斯诺详细询问了约翰逊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②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①《毛洋东书信选集》第597页。①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52页。
为了沟通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1956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严格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对于美国新闻界是一个巨大的轰动。它使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加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美国国务院不肯废除不准不论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去旅行的禁令，这激起了美国报刊和新闻界的愤怒。它们强烈批评美国国务院：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这种作法，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中美人民的交往怎么能封锁得住呢！事实果然如此，有几名美国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中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中国来看看。之后，中国表示愿意继续发签证给作为普通旅游者来中国的美国人。毛泽东的开放政策，促进了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了解。
毛泽东和各方面的国际友人讨论美国问题，他力求要对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有客观的了解。
毛泽东在接见各国来宾时，只要有机会，就和他们讨论关于美国的问题，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
1956年法国前总理孚尔访华，毛泽东和他讨论了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美国往往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从中取利。他讲了一个鹤蚌相争、渔人得利的中国寓言故事来说明问题。孚尔问：“他是俄国渔夫或者美国渔夫？”毛泽东微笑着回答：“在我看来，他可能多半是美国渔夫。”正是美国人使中国感到不安，美国的敌意不能不使中国高度警惕。他指出：“他们为什么要在我国领土邻近建立基地？我们并没有在美洲附近建立中国基地。”孚尔问：“你的确认为美国人想要战争吗？”“美国人民当然不要战争。”孚尔说：“美国领袖也不要战争。”他告诉毛泽东：1955年举行日内瓦会议的一星期内，他每天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见面，因此对艾对和平的深切愿望深信不疑。他希望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情况。孚尔接着指出：如果缓和政策过去曾有一些进展，而目前已受到阻碍，那么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是不能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孚尔的讨论；使毛泽东了解到一位西方领导人对美国的不同于中国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有助于毛泽东对美国作更深入的比较和了解。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和葛罗米柯就国际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非常关心美国问题，关于美国，他提出的主要问题有：“能否确定美国的政策，具体地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实力真的强大到已经很难同它进行斗争的程度？”毛泽东是想要了解，是否有可能使美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首先是不强加给中国。
1958年8月，当台湾海峡出现第二次危机时，葛罗米柯奉苏共中央之命秘密访问中国。9月6日，毛泽东接见了他。毛泽东重点和他讨论了远东的紧张局势，特别是环绕中国沿海诸岛的形势，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等。毛泽东的谈话基调是，不应向美国让步，要按“针锋相对”的原则行动。毛泽东指出，美国可能冒险对中国发动战争。
中国应当考虑到，并且正在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中国不打算投降。中国将站在自己的立场，待敌人从沿海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再予以歼灭。
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来访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时，和他讨论了美国的援助问题，毛泽东针对美国的强权政治，阐述了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肯定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1958年8月，西哈努克再次在中国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讨论了许多问题：同邻国的关系，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问题等。西哈努克感谢中国的物质援助。他向毛泽东谈起他对中国的援助和美国的援助的对比所产生的感受：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西哈努克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他保持中立作了对比。他对毛泽东说：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我们将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我们经常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①..
毛泽东向西哈努克指出，美国的援助并没有改变它附带政治条件的作法，对于这样的援助应当有所警惕。
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希尔时，讨论了美国和邻国的关系问题。希尔指出：墨西哥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几乎三千公里的边界，我们遭受过美国三次入侵，在第一次入侵中失去了我们一半以上的领土。美国政府企图使我们不在宪法中写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最进步的原则，但是它什么也没有得到。
和希尔的谈话，使毛泽东获得直接了解美国和美洲其他国家关系的情况的材料。
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次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他们讨论了美苏关系问题。毛泽东担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始终将发生冲突，他唯恐赫尔辛基会议表明西方在苏联的力量面前软下来，并问及美国是否继续具有保住它自己的地位和西方的地位所必需的意志。他和希思的讨论，是对美苏两国霸权政策的一次有益探索。他给希思的印象是，毛泽东对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的，他的看法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接了当。
毛泽东在接见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时，再次表现出他对西方国家领导人发表的对美国的看法有莫大兴趣，尽管这些看法与他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他和惠特拉姆讨论了西方哲学、历史、当前的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惠特拉姆认为，毛泽东很熟悉情况，知道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刺激，不论对方的意见和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总是深邃而又明晰。
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从书报杂志中、从来访者的谈话中对美国作深入了
①参见《西哈努克回忆录》。解。他渴望更多地知道美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的政策等。这使他对美国的态度不是感情式的、而是理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美国并不抱有先人为主的固定看法。他注意着美国政策的调整，也在调整着中国的对美政策。正如许多西方领导人指出那样，毛泽东对美国抱着现实的态度。
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中国通们再次到中国访问中美关系在4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转机，一批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职业外交家和作家，在深入了解了中共和蒋介石政权之后，向美国国务院作了客观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冷静的建议，或者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有预见性的看法。但是，随着杜鲁门反共冷战政策的形成，特别是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由大陆逃到台湾后，在朝鲜战争和反共的麦卡锡时代，这批职业外交家受到了打击和迫害。他们被追究为失掉中国的罪人或共产党的“间谍”而被赶出了国务院。这批中国通的遭遇，是50年代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的反共政策的结果。
首先受到指控的是欧文・拉铁摩尔。他虽然不是外交官，但对中国发表过许多公正的评论，是继斯诺之后到达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问的人。1950年3月23日，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拉铁摩尔用长达42页的《诽谤的考验》的答辩词，回答了麦卡锡的诬蔑。接着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为首的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进一步对拉铁摩尔进行了指控，他们利用太平洋关系协会的档案材料，传唤了66个证人，印制了一部共5000多页，分为14卷的调查记录，对与拉铁摩尔有关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中保存的675页材料进行反复盘问，以期诱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抓住他的把柄。他们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他们在舆论上把欧文・拉铁摩尔，弄成了一个在美国尽人皆知的叛国通敌的代名词。
接着麦卡伦为首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根据太平洋关系学会档案中107页与费正清有关的材料，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去中国的活动和他与那些中国朋友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对他提出了10多项指控。军方拒绝批准他去访问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纽约时报》也停止约请费正清撰写有关亚洲的重要著作的书评。
麦卡锡迫害的另一个人，是当时唯一还留在国务院任职的谢伟思。麦卡锡在各种场合莫须有他说谢伟思讲过：“共产主义是亚洲的唯一希望”，或者“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希望。”麦卡锡声称：谢伟思同毛泽东有交往，他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同伙与合作者”。1950年5月26日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开始了对谢伟思的审查。他同时接受泰丁斯委员的审查。1951年秋末，谢伟思再次受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的审查，12月13日，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谢伟思犯有指控的罪行，不到数小时，艾奇逊便把谢伟思开除了。他后来到了一家蒸汽阀门公司工作，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当上了该公司国外部门的总经理。
1951年6月27日，另一名中国通柯乐布接到了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的一纸清单，对他的指控共有10项，其中有9项说他是一个亲中共的分子。他们是：“（1）1931年到1934年间在中国汉口和共产党人有交往；（2）1932年到1934年，以赞同的态度看待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3）1934年至1935年，在中国北平，有明显的‘粉红色’倾向；（4）在30年代初期，对某些共产主义的原则有明显的偏爱；（5）1935年到1937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持友好态度；（6）1940年以前，被归人‘淡红色’一类，并信奉共产主义理论；（7）1940年，在中国上海，百分之百的亲共；（8）1933年到1934年，对共产主义持“赞同”态度；（9）同下列各人有（或有过）密切的和惯常的交往..。”①..
从指控柯乐布的这些罪名中，可以看出忠诚审查委员会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目的就是要达到把这位外交官说成是“亲共”分子，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分子。这位被包瑞德认为是“可靠到了令人讨厌地步”的外交官，在外交界有供职24年的资历。1952年2月11日，他被迫提前退休。
另一个中国通文森特也受到了麦卡伦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审查。麦卡伦得到报告“文森特和费正清都是共产党人”。②1951年1月，文森特到麦卡伦委员会作证。10月，他接到了这个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一份控告书，控诉他与中共和苏联特务有勾结。1952年12月12日，文森特被宣布停职，1953年1月29日，他在杜勒斯的亲自要求下被迫辞职。这个有着27年外交官资历的中国通，落到连讲课都无人敢听的地步。他的主持人认为，请一名声名狼籍的亲共分子去占据他们清白的讲坛，是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
被迫害的中国通中还有戴维斯，他1908年出生在四川乐山，父亲是美国的传教士，后来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回美国读完哥伦比亚大学，1931年被国务院录取，从此他就成了一个职业外交官被派往中国。1944年，他曾被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官飞往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讨论美军在抗战的最后阶段在中国沿海和华北登陆时，共产党能给予什么样的援助，他们常常无拘无束地讨论到深夜。1953年12月29日，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决定对他重新审查，这是他第9次受官方的严格审查。这一次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积极地反对并损害美国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和魏德曼出席了他的听证会，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11月5日，杜勒斯解除了他的职位。
美国的外交官中的中国通们，遭受如此迫害，以致使美国的正直人们感到良心不安。1951年美国《外事月刊》曾发表社论，力图争取国务院支持谢伟思。20年后，它又发表了阿米斯特德・李的评论谢伟思《关于〈亚美〉杂志：中美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的申辩文章。阿米斯特德・李写道：“在参议员麦卡锡的受害者之中，很少有人辩白洗雪得如此彻底。这也是外交界许多钦慕它的人共同的胜利..。将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国务院里挂起扁额，来表彰谢伟思这样的外交官。他是我在25年中认识的最优秀、最能干的外交官，因为他以自己的莫大牺牲来抵抗〔麦卡锡的〕这种企图。”7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邀请谢伟思、戴维斯、费正清到他的外交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作证。富布赖特对他们各位说：你们老老实实地报告了中国的情况，但因为你们的诚实而遭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在一个所谓文明国家里发生这种情况，岂非咄咄怪事。
富布赖特从这一痛心的事件中看到了它的后果的严重性，它使美国在观察中国的问题上失去了客观的立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指出，有些居于官方地位的美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之前的日子里，曾经提供过比较客观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见解。这些在中国战时的观察家，包括约翰・S・谢伟思、约翰・佩顿・戴维斯和戴维・D・巴雷特上校。他们都是同情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至少说，他们主张后者进行某些改革，也许才能得以幸存下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客观地汇报了国民党的赢弱和
①②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第215―216页，第218页。腐败与在延安总部的共产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还提供了这样的情况，表明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根本无意于屈从于苏联，而希望和美国合作。这些人的观察不仅没有受到注意，后来他们还因此而遭到攻击和迫害。巴雷特上校没有被提升为准将，虽然他在陆军中的资历应该得到升迁，而谢伟思和戴维斯则支持他们所预见到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甚至对此负有责任的罪名而被逐出外交部。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失去了他们的正确的观察和可贵的洞察力。①..
正当富布赖特在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时代》周刊老资格的记者赖斯顿正在北京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告诉赖斯顿：中国欢迎四个中国通――费正清、文森特、拉铁摩尔和谢伟思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反共行为对中美关系的严重伤害，深为不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1959年10月6日，他在答谢福斯特等美共领导人的电报中，高度肯定美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主持正义的人们，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抗美国的反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特殊光荣的地位。他指出，“中国人民懂得，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好的。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们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在50年代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潮流中，受迫害的不仅是持客观立场的中国通们，美共更是首当其冲。1955年至1956年一年内，139名美共领导人在“阴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的罪名下，被捕入狱。美共领袖福斯特也受到两起治安罪起诉的束缚。毛泽东坚信，美国政府所做的伤害中美人民感情的事，只是美国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少数人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毛泽东给福斯特的信，是对麦卡锡时代美国国内泛起的反共浪潮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相信，这种浪潮终究阻挡不住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1971年，谢伟思夫妇接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于9月26日抵达北京，开始他的故地重游。他在中国访问了六个星期，他没有要求同毛泽东见面，他觉得这类事情总得由毛泽东提出才好。他与周恩来有几个见面的机会，那时埃寨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没有时间和谢伟思长谈。就在谢伟思结束访问前一天，周恩来会见了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问候了其他中国通们。
麦卡锡的反共浪潮过去了。但是，它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深刻的伤害，其教训是深刻的。正如富布赖特指出那样：由于我们在战后的反共歇斯底里，我们只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敌意的；同时，尽管有着明显的相反的证据，我们命定地把我们的赌注押在中国内战中的输家一方，这就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僵化和敌视。①富布赖特的这个见解，已经成为今天明智的美国人的共识。
毛泽东三次会见斯特朗，毛泽东告诉她，他想去美国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毛泽东对美国人民抱着友好感情，对他的美国新老朋友们抱着真诚的尊敬，从1959年到1965年，他三次会见美国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这些会见中，毛泽东对美国问题议论最多，他对美国人民的关心，对美国政策的关心，在这些会见中充分表现出来。②..
①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第50―51页。①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第56页。
1959年3月初，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斯特朗和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著名黑人学者和作家杜波依斯及其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这是毛泽东1947年离开延安以来，和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毛泽东一开始便向美国客人们谈起他想去美国游泳的愿望。他说：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
但是，我想另外三人可能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相反”，杜波依斯说，“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高高兴兴地回答：“如果是那样，我可以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上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似乎不懂得毛泽东的幽默，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道：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他说：“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毛泽东由想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说到了杜勒斯。到密西西比河口去游泳，这是他1936年就产生的强烈愿望。33年过去了，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现在他又提起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这一语双关的愿望，表达中国愿意和美国保持正常、友好的关系的诚挚愿望。如果两国人民能够无拘无束地友好往来，这对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将带来多大的益处啊！但是美国的冷战阴云笼罩着这两个国家，毛泽东想到了杜勒斯，想到了横亘在中美关系中的障碍。看来这些障碍一时要消除是困难的。那就只有面对现实了，只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他用自己的哲学来看待这个问题，心里便宽慰了许多。
毛泽东对杜勒斯作为教员的作用，作了充分发挥。
他说，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毛泽东说到“中东事件”，他希望美国军队在黎巴嫩住长一些，这样可以教育中东人民。
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想法，“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者师”，他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历数过去14个月中，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在那里，人民用鸡蛋和口痰来欢迎他；第三是去年6月14日的伊拉克革命；第四是6月15日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对中国金门的炮击。
②以下有关内容参见谢春涛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谈话》。
毛泽东对美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表示强烈义愤。他说：我们与蒋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毛泽东批评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战争边缘政策说：“他们坚持其‘战争边缘’政策，他们护送蒋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现在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者师，我们也是停止在边缘。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
毛泽东关于中国对“战争边缘”政策的立场，明确地告诉美国朋友，美国政府用战争边缘政策来威胁中国，中国并不害怕，但美国要避免与中国最后直接发生冲突，中国也很理解。因此，我们一方面抗议美国“战争边缘”政策对中国造成的武力威胁，另一方面也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总之，两国的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
毛泽东和杜波依斯及斯特朗谈起人民必胜的信念。他指出：“美国有1800万黑人，灭绝他们是不可能的。将被灭绝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在中国也将很快被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战士永远不会死亡。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杜勒斯及其同伙将被灭亡，他们正做着他所能够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就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
毛泽东谈话又回到杜勒斯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紧张局势及各个世界性的事件上来。毛列举“美国共和党在去年11月选举中的大败”；“1957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苏联向太阳岛发射了一颗新的卫星”；“苏联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等等。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意义。他说：“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1/3。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
之后，毛泽东又和美国朋友们讨论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他自己也不相信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他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火，进化将再次产生出人类。
毛泽东指出，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核战争不会发生。我们不会去发动战争。“不是我们的军舰在美国沿海，而是美国的军舰在我们的水域。帝国主义者虽然将会发动战争，但他们受到人民压力的限制，如美国在占领黎巴嫩后就迅速地撤了回去。”
毛泽东这次接见斯特朗、杜波依斯等美国朋友时，正是第二次台湾危
机、美国实行战争边缘政策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刚过去的时候。毛泽东在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集中批评了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他要通过美国朋友传达中国的原则立场：一是不怕，中国人民不怕战争威胁；二是不要，中国人民不要战争，美国不应当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它必须从台湾海峡撤回去。毛泽东在第二次台湾危机刚过去之后，对美国朋友的一番谈话，和对美国政策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要求美国政府对其政策进行认真反思，及时改弦更张。同时毛泽东谈了一番想去美国游泳的话，其意味十分深长。可惜的是，当时美国政府是来不及去回味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的，美国政府再次拒绝了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斯特朗，他们又集中谈了美国的政策问题。
毛泽东询问美国客人：“有人认为美国把苏联当作它的主要军事目标，有人则认为是中国。你们怎么看？”
毛泽东仔细倾听了斯特朗和其他美国客人的看法。斯特朗认为，没有什么迹象证明华盛顿要发动一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倒是有可能发动局部的战争来占领较小的、不发达的国家来接收那里的财富，和利用他们作为将来更大战争的基地。在选举年―1964年，华盛顿无人想动用军队。
在场的另一位美国人说，美国已发现他们难以对付小的战争，如越南，现在正被迫防御。因此，美国更有可能企图在东欧通过颠覆而不是战争来谋取地盘，而有些国家则是受这种颠覆的。
第三位美国人则引述了西方报刊的共同主题，即美国把苏联视为眼前的敌手，而把中国看成是将来的敌人。
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些看法部很有意思，他乐意听到关于对美国政策的不同看法，以供他比较思考。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赫鲁晓夫与美国之间正在达成某种交易。赫有时和美国对抗，有时又妥协。“不久前，他逮捕了美国间谍教授巴霍恩，这不是对抗吗？当然，几天之后就放走了他。..在美国和赫鲁晓夫之间，还没有完全成交。那是他不能答应美国向东欧要求的一切。”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中国政策的若干问题上，替美国政府说情表示严重不满。
毛泽东指出，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会谈以后，他来到北京告诉毛：“找到了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赫鲁晓夫说：“在某些方面，对待台湾应当象列宁对待远东共和国那样。”毛泽东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的，而且当时就控制在苏联共产党手中。他问赫鲁晓夫，他是否认为台湾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应释放一些在朝鲜战争后跳伞进入中国东北的美国间谍。毛说：“那很困难，你知道，我们国家有法律。”赫鲁晓夫因为答应了艾森豪威尔，因而他坚持要毛泽东放人，被毛泽东顶回去了。
毛泽东确切地肯定，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他说：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联和东欧人民不可能不一起加以反对。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大洋（洲）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
毛洋东对世界各国人民与美国侵略政策斗争的形势充满了乐观。他说：“拿南越来说，它虽然很小，但美国没有任何办法促使其人民屈服。今年，1964年，刚过去短短10几天时间，但我们已经听到了来自巴拿马和桑给巴哈的两声春雷。虽然还没有春天，但它却表明大的风暴就要到来。”
毛泽东谈到他发表支持巴拿巴人民收回运河的斗争声明时说，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太注意巴拿马的一些小的示威。他们告诉我，那是少数人示威并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不是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一次体制的变革。所以，中国为什么有2000万人（相当于巴拿马人口的20倍）示威表示对巴拿马的支持？为什么中国发表团结声明？毛泽东对此回答说：“我们看到，巴拿马群众直接起来反对美国军队。我们认为这有着极大的意义。任何地方发生此类行动，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将给予可能的支持。”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斯特朗，正是他发表一系列声明，谈话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与美国客人的谈话，再一次表明他对美国侵略政策持坚决的谴责态度。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与赫鲁晓夫不同，决不会对美国采取无原则的妥协态度。
1965年11月22日，斯特朗80岁的生日前两天，他在上海第三次会见了斯特朗。这一次会见，共有30多位美国客人和中国人参加。
斯特朗注意到这次大型的谈话，与美国的动向有关。在l1月的同一周内，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作了他的第7次西贡之行，以策划越南战争升级。同时，美国和平力量也正在向华盛顿进行着一个被称为“华盛顿所知悉的最大的和平示威”的进军。那一周，中国的报纸4次在头版报道了美国的示威。”斯特朗认为，毛泽东这一次对众多美国客人的接见，是要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当华盛顿正在进行战争升级，并对我们进行原子弹威胁的时候，请注意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不同。
在第二天的中国报纸上，以头号新闻报道了毛泽东与斯特朗等美国客人的谈话，并同时刊登了毛泽东接见美国客人的照片。毛泽东通过此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但中国与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从来没有忘记把美国人民和制定战争政策的决策者区别开来。
毛泽东与斯特朗等美国客人的三次会见，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也通过他们传达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和主张。
毛泽东四次会见斯诺，在第一次会见时，他便向斯诺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中国政府坚持和美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继续表示愿发签证给想作为普通旅游者来中国的美国人；同时表示愿意向许多美国著名人士发签证，其中有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等。但是，美国国务院不让他们接受，警告说接受签证是违法的。
1960年，埃德加・斯诺以美国《展望》杂志的作家代表的身份申请来中国，勉强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批准。1960年6月，他经由莫斯科到达北京。
斯诺到达北京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周恩来和他讨论了中美关系。在5个月的时间里，他对中国进行了广泛地参观访问。他访问了14个省的19个主要城市，他会晤了中国各方面人士，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工人、农民和各种人士广泛地进行了交谈。
阔别24年后，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了埃德加・斯诺・当
斯诺和其他客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革命胜利11周年时，他又和毛泽东重逢。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接见了斯诺，他们在一起渡过了9个小时。他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也谈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斯诺发现，毛泽东的生活依旧俭朴，他的“享受”大致等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所享受到的东西。
毛泽东很轻松地和斯诺谈论各种话题。他不忘24年前在保安向斯诺表达过的强烈愿望：他希望能够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大峡谷和黄石公园。能够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去游泳。这一次会见，毛泽东又轻松地提起这个后题，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在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儿有50英里宽。
毛泽东的谈话使斯诺感到他对美国的深深的友好之情，也感到他的气魄很大。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到密西西比河口去游过泳，甚至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产生过。但是，这个曾经被西方人轻蔑地称之为“东亚病夫”的民族的领袖，竟一再要去密西西比河口游泳，这种气魄，不能不便人吃惊。斯诺知道，1957年，毛泽东在汉口，以“打游击的办法”，轻松地游过了长江，他随波飘浮，迂回前进。江中很快布满了跟随他搏浪前进的人。在上海附近渡江的人之多，竟使国外出现谣传，说中国准备进攻台湾。毛的一位外宾说，这条消息夸大了，中国不会用一支游泳队去占领台湾。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和斯诺讨论了美国的政策。斯诺认为毛泽东对美国的分析是有其个性见解的。对毛来说，美国在台湾的地位既符合老殖民主义的定义，也符合新帝国主义霸权的定义。在斯诺看来，一方面毛自己关于“美帝国主义”的概念是令人怀疑的，过于简单化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虽然只有洛甫和董必武到过美国，但他们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驻华美军打交道的经验，对美国有过一次直接的、反面的了解。美国在内战期间对蒋介石的慷慨支援，后来同在台湾的蒋介石结盟，实行经济禁运而对中国国内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带头把中国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还有在东亚维持美军基地，这一切不能不使中共党人对美国的敌意有深刻的了解。这一切都有助于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来支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敌意。
但是，斯诺认为，毛泽东和中共是有诚意解决中美问题的。在这之前，斯诺和周恩来讨论中美关系时，周恩来便明确地谈到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中国和美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和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两国会有外交关系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周恩来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而在这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反复提出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争端，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诚意。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向美国政府表明了解决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
1965年1月9日，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这次谈了4个小时左右。
这一次谈话，《人民日报》作了重要报道，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的大幅照片，斯诺以“《西行漫记》美国作者”的身份被作了显著介绍。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被允许大部分发表。斯诺将其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上，1965年2月4日到17日，登在东京《朝日新闻》上，不久又登在汉堡的《明
星报》，罗马《欧罗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华盛顿《新共和》杂志上，毛泽东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
斯诺认为，这次谈话的发表，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侵越战争正在全面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正不断派往南越，北越受到美机轰炸，中国又受到类似侵朝战争初期那样的威胁。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条件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美国应当了解中国的看法并作出明智的反应。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不会介入越南。
他谈到美国现在在越南所起的作用。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毛泽东说，在中国内战时期，美国政府站在蒋介石一边，这只帮助了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主要依靠蒋介石的军队转交给他们的美国武器。现在，越南的解放部队也是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武装的。正是蒋介石和日本军阀直接教会解放军怎样打仗，而美国则是他们的间接教员。
毛泽东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认识到，它们的战争行为正在起相反的作用这样一个真理。如果我对美国领导人说，他们是在培植一个最后将把他们打败的革命运动，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愿意让越南人决定自己的事务。他们听过吴庭艳的话吗？但性急的美国将军们越来越讨厌吴庭艳，把它干掉了。可是，在他被暗杀之后，天地间是不是安宁些了呢？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干预来帮助和教育越南的解放军官兵，反对美国的人不再限于解放军了，就是吴庭艳也不愿听命于人。这种独立性现在已扩大到将军中间，美国教员正在取得成功。
毛泽东从辩证法的立场，对美国的反面教育作用作了发挥。
毛泽东肯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革命。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同反帝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是过去压迫和欺侮的结果。欧洲国家也曾经历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封建时代，美国先打了一次进步的、从英帝国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战争，然后打了一次为建立自由劳工市场的内战。华盛顿和林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人物。当美国刚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欧洲所有帝王都恨它和怕它。这表明在当时美国人是革命的。毛泽东从欧洲历史和美国历史的事实中，进一步说明，美国政府去侵略和压迫别人，只能引起革命的结果，这就犹如它自己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一样。因此，毛泽东忠告说：我们早已提出过，美国应该撤一点军队，美国的手伸到了全世界。象往常一样，美国统治者不听劝告。
斯诺问及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的问题：“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回答，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毛泽东相信，不管原子弹的威力多大，但它要毁灭人类还办不到。
毛泽东说，他最近注意到一个报道，美国人在比基尼进行核试验6年后，去那个岛进行调查。从1959年起，研究工作者一自在比基尼。他们第一次进入主岛时，不得不在灌木丛中砍出小道，老鼠跑来跑去，鱼照常在河里游，井水可供饮用，到处草木茂盛，鸟儿在枝头鸣啭。细菌繁殖率达到每平方亩400公斤。核实验后大概有两年不好，但是自然界还是继续发展。对细菌、鸟、鼠和树木来说，原子弹实在是纸老虎。对人类来说，它也许又有所不同吧..毛的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的含义是：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灭了，生命
不可能被人造的原子弹消灭。他对原子弹的态度既依据于科学，又依据于宏大的气魄和胆识。
1964年，中国也拥有了原子弹。斯诺说：“中国原子弹先生”也尤如当年“苏维埃先生”一样，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麻烦。毛泽东认为，这些麻烦是这些人自我的。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于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想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不喜欢“中国原子弹先生”。可是把一切都归罪于“中国原子弹先生”，掀起反华运动，这难道公道吗？难道是中国杀了吴庭艳？然而这件事毕竟发生了。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可没有谋划暗杀他。赫鲁晓夫在俄国被撤职的时候，中国人又一次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下命令这样做呀！他用幽默恢谐的语言，表明中国对原子弹的立场。中国拥有原子弹，但中国不会用原子弹去威胁别人。世界上发生的麻烦事情，不是中国引起的，而是帝国主义者引起的。
斯诺和毛泽东讨论了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问题。斯诺说：印度尼西亚已退出联合国，这开了一个先例，其他国家将会跟着退出吗？
毛泽东指出：首先开先例的是美国，它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现在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了。于是有了一个新的计策：不能凭简单多数而是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过去十五年呆在联合国外面，究竟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印度尼西亚觉得留在联合国里好处不大，所以退出了。至于中国，它本身不就是一个联合国吗？中国的几个少数民族，任何一个在人口和领土方面都比联合国中投票帮助剥夺中国席位的某些会员国要大得多。中国是个大国，它在联合国外面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
毛泽东申明，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参加联合国，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中国参加，而中国人不接受，那中国人不是要被叫做民族主义者（即反国际主义者）了吗？但是，即使联合国决定承认大陆中国而不再承认台湾集团，不是仍旧存在着困难吗？他们怎么能够一面给中国席位，一面又仍旧谴责中国为侵略者呢？（指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的决议――引者）但是假定从中国头上摘掉侵略者这顶帽子，那又会怎样呢？联合国会指责美国是对越南的侵略者吗？大概美国不会同意这样的变化吧？中国还没有要进入联合国的危险。
毛泽东对中同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表示了原则态度。那就是联合国不再承认台湾集团，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成为少数超级大国操纵的表决机器。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并不着急，它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再次显示了毛泽东的战略家的气魄。
关于中国和美国，是斯诺和毛泽东讨论最多的话题。
斯诺说，“过去十五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开，几乎继绝了一切交往，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似乎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自己不相信会发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毛泽东回答：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开，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带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也许我是对的，在那以前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毛泽东指出，中美之间可以不发生战争。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
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那简直是不允许的。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入侵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决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
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军队是不会越出国境去打仗的。这点很清楚。只有美国进攻中国，中国人才会应战。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中国人自己国内的事务已经够忙的了。他针对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所说，“如果中国放弃侵略政策，美国将从越南撤退”的说法回答道：中国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好放弃。中国在侵略什么地方？中国不曾有过侵略行为。中国支持革命运动，但不是靠入侵别的国家。当然，什么时候解放斗争起来了，中国就发表声明、举行示威来支持它。使帝国主义感到烦恼的正是这些事情。”
毛接着说，有时中国故意大喊大叫，例如围绕金门和马祖的问题。那里的一阵炮轰，就能引起很大的注意，这也许是因为美国人远离家乡，所以感到不安。试想，在中国领海内打几发空炮，能起什么作用？不久前，美国认为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不足以对付这些炮弹，又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朝中国调来，还从旧金山调来一部分海军。到了这里，他们发现没有事可做。所以，看来中国能够把美国军队调来调去。毛泽东指出，我们在自己国内放空炮被称为侵略，而那些真正进行武装干涉、轰炸和焚烧别国的人，却不算侵略，这是什么道理？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与美国的关系时说，有些美国人曾说，中国革命是俄国侵略者领导的，但实际上中国革命是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同样，越南革命也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武装起来的。最近几个月，不仅大大地增加了他们得到的美国武器供应，而且还吸收南越傀儡军中美国训练出来的士兵和军官进行扩充。毛泽东认为，美军目前还不准备离开南越，战争或许还要继续一两年。然后美军会发现呆下去没有味道，于是就可能回家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毛泽东这一次与斯诺的谈话，比他和斯特朗的谈话要早10个月，这两次谈话和会见，《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清楚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他要求美国保持克制，不要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毛泽东肯定美国在某些问题上的克制作法是明智的，中国赞赏这种作法，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继续向前迈步，那么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便很有希望。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华访问的斯诺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将斯诺和他的妻子洛伊斯引到毛泽东身边，斯诺和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五十万人的集会。斯诺认为，毛泽东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中美之间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毛泽东77岁生日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对于斯诺，《人民口报》介绍为“美国友好人士”，同时在报纸右上角的小方框中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①斯诺意识到，毛泽东是要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少数奉行敌视政策的人区别开来，凡是对中同人民持友好态度的人，都能受到中国
①毛泽东会见斯诺的文字，参见斯诺著《漫长的革命》。人民的欢迎和尊敬。毛泽东用这样一张照片来推动他的中美外交的大战略，他要向尼克松政府再次传达中国政府的信息。
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到美国问题，并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
毛泽东与斯诺的几次谈话，尤如他们1936年在保安的谈话曾促使了美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样，再次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车轮的转动，促进美中的相互了解和关系的正常化。斯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中，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再次发挥了卓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