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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泽东在庐山当着政治局常委们的面说,他和彭德怀共事三十余年,两人是三分合作七分搞不来。这是气话吗?

  ●再回首,看立三路线、会理会议、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彭德怀说,对毛泽东,我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应该承认,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层中风波最多的关系之一。一些领导人有时在私下谈到党的主席和他的敢于直言的将军时,称他们是“从湖南来的两个脾气最倔的人”。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明。但是,多年以来,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很多关键时候,彭德怀都给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如1930年至1931年的富田事变,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以及同年晚些时候与张国焘的斗争。至40年初期同王明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他们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当然,从1928年至1958年,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把这种紧张关系夸大了,说彭德怀和他是七分搞不来,他们的合作应该三七开,合作只有三分。

  在他们共处的初期,由于受当时所处环境、文化程度和个性等原因的影响,两个人有时发生意见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也由于中共领导的军队初创时期的武装斗争是为生存而战,在军事策略和斗争方法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也是意想得到的。再说,从资历上来看,尽管彭德怀不同于毛泽东,但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高层领导中,大家间相处都是平等的,他俩彼此经常以“老毛”、“老彭”相称。使情况变得复杂的是党的纪律有时使彭德怀有点感觉到毛泽东正确的时候,也因为党的纪律而放弃支持毛泽东,30年代李立三路线和抗日战争王明路线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彭德怀与毛泽东发生分歧,并直率地说出他的不同意见,这在革命时期并不少见,但彭德怀这种刚直粗鲁的性格也确实给他们二人的关系增添了一种刺激。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大都是从有勇气和忠诚耿直等褒的角度说彭德怀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但必须承认,正是这一点使彭德怀疏远了领导层中的很多人。因为毛泽东也是个不低头、不认输的人,他们二人的关系必定不时有种火药味。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间是有一些成见的。1959年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说过:“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使局面进一步加剧的是,在毛泽东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以后,彭德怀比毛泽东任何别的同事都想继续保持同毛泽东在最大程度上的平等气氛。进入50年代时,他还经常称主席为“老毛”(因此彭德怀成为党内改口最晚的人)。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看成彭德怀后来受贬的原因,但它确实会使人在情感上发生变化。

  整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的比较大的分歧是:对李立三路线的认识、会理会议、1936年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上海五卅运动(他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8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由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低浅,李立三成了实权握有者,但他不恰当地估计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因而提出了过高的革命要求和计划,史称党的第二次“左”倾路线。

  193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大的动荡之中,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争夺,并导致中国军阀混战的进一步加剧。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阵营处于互相消耗的状态,大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此时,红军已发展到14个军约10万人,拥有15块根据地,遍及十多个省。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恢复,全国党员达10万多人。形势发展是令人振奋的。

  对这种形势,李立三作了过高的估计,他先后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刊物)等杂志上发表《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文章,认为全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正处于动摇与崩溃之势,快要完蛋破产了,“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形成革命高潮”,如果出现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就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对不同意他这种分析的人,李立三都把他们说成睡在李子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中的懒汉。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李立三在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等。这是中共被第二次“左”倾路线控制的标志。之后,李立三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部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其布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的红5军、红8军组成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7军、红8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未到达);以红4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区的红5军、红12军组成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6军、红2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1军、红15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以闽浙赣区的红10军进攻九江。同时,准备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旅大等中心城市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并将党、团、工会等机构合并或取消,成立“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致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便是立三路线的由来和彭德怀进攻长沙的背景。由于各种原因。李立三以后长期受到压制和批评,与之有关的人和事自然成为危险区域。彭德怀指挥三军团进攻长沙之事亦被当成“立三路线的标本”、“盲动主义的典型”。

  不容否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彭德怀一度接受和执行了李立三攻打长沙的“左”倾错误主张(实际上是执行了中央的命令)。按照中央要求,彭德怀在1930年6月红5军攻克黄石港后组织了红三军团,然后南下湖南,先后攻取岳阳、平江、金井,7月27日晚8时占领长沙。因为中央主张攻下长沙后立即成立一个苏维埃的中央政权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对立起来,红三军团在占领长沙后立即成立了李立三为主席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以及各种政权机构,颁发政纲和各种法规,杀掉400多个反动分子,想长期占领下去,作为夺取武汉的根据地。但是,因为红军力量仍然弱小,当何键率兵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反扑长沙时,红军无力抵抗。美国炮舰“派罗斯”号带头攻击长沙,连续炮轰4天,造成红军军民数千人死亡,在何键和中央军联合压力下,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在文家市和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师,粉碎了敌军追歼红三军团的计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一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术的错误。但打长沙从效果上看也是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也在福建长汀扩编为红一军团。7月11日提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但在24日占领障树后,毛泽东却召集备军负责人开会,作出全军团西渡赣江的决定,不北上去攻打形势对我不利的南昌,只以一部分兵力迫近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打几枪示示威,主力向西推进,以求与彭德怀红三军团会合,在运动中歼敌。

  1930年8月21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全军计4万多人。按照中央的命令,一方面军成立后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此时,敌人已有很好的准备,从南至北数十里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工事分三道,第一道是巨型鹿石,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坚固的碉堡群。

  自9月初开始,红军先后向长沙发动了几次进攻,在有些地方也突破了敌人的一、二道防线,但冲破第三道防线却十分困难。为突破电网,红军在夜里实行偷袭,但因天黑,许多战士碰上电网触电而死;继而买了几百条牛,让它们对着电网一字排开,然后在牛尾上绑上沾有汽油的棉花,点着火,使牛群冲向电网。没料到点火后牛乱冲乱撞,四处奔逃,不但没冲破电网,反而伤亡了自己的队伍。此计不成,红军又弄来许多禾桶,在每只禾桶上安两个轱辘,用浇湿的被子蒙在上面挡子弹,战士跟随后面前进,但因敌人火力太大,成效亦小。第三种办法是挖沟壕,想把装着炸药的棺材偷运到敌人城墙下,又因敌炮火密集,根本靠不上去。结果,第三条防线始终未能突破。

  敌我双方对峙了半个多月,红军损失严重。面对红军弹药给养日益缺乏,敌人援兵却逐渐增多的形势,毛泽东在长沙郊区白田铺召开会议,说服红一方面军中一些坚持打长沙的干部主动撤离长沙。9月21日以后,红军退兵。

  这个决策,按史沫特莱的话说,“是毛泽东和朱德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毛泽东自己也说: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李立三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该如何看待红军攻打长沙和毛泽东、彭德怀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呢?这在党史界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必须承认,这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比彭德怀更先认识到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他们都执行了推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所发布的攻打长沙命令,区别在于毛泽东执行中有所怀疑,彭德怀执行中没有怀疑。但是,毛泽东也只是处于一种怀疑的程度,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李立

  三路线的错误,而彭德怀也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执行了攻打长沙的命令,但已对立三路线有所怀疑。朱德曾告诉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是冒险,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这样心存疑虑的人是不多的。”

  结果,他们压抑住疑虑,先发布攻袭南昌的命令,继而执行中央指示,第二次进攻长沙。但正因为已有怀疑,毛泽东才果断退兵撤离长沙,并亲自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退的原因。

  彭德怀执行了立三路线,但在现实面前和毛泽东的说服下,他服从并支持了毛泽东长沙撤退及其以后的命令和计划,不仅没有“顽固地坚持立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且从军事部署方面认为不应该第二次攻打长沙,因为敌人已坚固设防,同时红三军团本身迫切需要修整。攻打长沙,在政治上执行立三路线,是错误的,但它有利于当时革命斗争的发展,不能全盘否定。首先,红军判断敌情正确,以少数兵力战胜敌人,攻克长沙,在军事上是正确的。彭德怀说:“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其次,占领长沙沉重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斗争的影响,补充扩编了红军,筹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弹供应品。

  问题在于彭德怀为什么执行了李立三路线?这也很好解释,其一是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是中央的代表,而且其口号本身有很大诱惑性。两次攻打长沙都是以中央名义下的命令,也都是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前委据中央指示作出的决议。彭德怀应该服从中央和前委决议。其二是彭德怀信任和服从中央,没有怀疑,他在自己写的《往事回忆》中说: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领导,而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没有真正弄懂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在作战计划方面,只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能够取胜的或者能够打得开的城镇,便取之;认为不能取胜或打不开的,就不去打。总之,以不吃亏或不吃大亏为原则。可想而知,如果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仅仅建筑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那是很不够的,也就难免不犯错误,致使自己犯了错误,自己还是不知道。所以,直到三中全会以前,自己还迷惑在“立三路线”之中,迷惑在红军所取得的胜利之中。在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我才知道“立三路线”在当时敌我各方面力量对比下,而想要取得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也才知道它是一条军事冒险的路线。

  尽管彭德怀把他认识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时间推迟到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但他在长沙撤兵时已经从行动上支持和服从了毛泽东。红军从长沙撤围后,到株(州)萍(乡)一带活动。总前委在株洲开会,初步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从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的建议,决定首先攻取吉安。1930年9月29日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但就在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达红一方面军,传达中央《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再攻长沙,为夺取武汉创造条件。这样,一方面军内部围绕是维持原决议攻打吉安,还是回头再攻长沙或南昌等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几乎导致一、三军团的分裂。

  总前委又在袁州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攻打吉安的命令,但他被主张打大城市的人指责为机会主义,特别是三军团的一些人,说话语气很重,很激烈。毛泽东耐住性子。作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分析说:吉安是赣西南中心城市,打下它影响较大;敌人力量较弱,又无外援,拿下它有把握;攻下吉安,会使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有利于经营江西。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坚持攻打长沙、南昌的人也同意先打下吉安再说。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态度不甚积极。10月4日,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城。

  吉安被克后,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原来计划就是打下吉安后再向南昌、九江进攻,争论再次激烈起来。10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向南昌方向进军。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不希望出现红军攻打南昌的结果,总前委于17日在峡江召开全体会议,对时局和行动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它第一次冲破了李立三路线对形势过于乐观估计的看法。为一方面军克服立三路线创造了前提。但会议在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方面仍然未取得统一意见。部队继续向南昌方向前进。

  此时,毛泽东、总前委得到蒋介石集团已结束中原大战,正集中数十万兵力准备进攻红军和根据地的情报。面对严重形势,红军该如何行动?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主张停止前进打南昌,红军主力集中后撤到根据地,利用老苏区有利条件消灭进攻苏区的敌人,确定诱敌深入方针,主张部队东渡赣江。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多数干部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不同意,他们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他们指责毛泽东不打南昌是断送中国革命,是违背党中央的路线(立三中央路线)。彭德怀虽然对红军攻打南昌的把握性有怀疑,但仍然赞同了袁国平、李文林等人的意见。通过争论,特别是毛泽东、周以栗个别谈话,彭德怀改变了看法,完全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军队行动方针,维护一方面军的团结。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给予高度赞扬。

  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支持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一军团可以不打南昌,三军团单独干――作者)。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罗坊会议后,彭德怀坚决贯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总司令部下发的所有命令,如三军团一些干部反对毛泽东要一、三军团全部东渡赣江的意见,主张两军团夹江而阵,甚至要求脱离方面军领导单独干。彭德怀则不含糊:“总前委决定了的,不过江不行,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离开湘鄂赣没有关系嘛,过赣江是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他指挥红三军团在新余渡过赣江,向根据地退却。又如在富田事变中――江西省地方武装因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武力对抗,并挑拨毛泽东同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彭德怀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和朱德、黄公略一起发表公开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要求部队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拥护毛泽东,他还亲自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的干部会,使大家对毛泽东有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说:我当时反对分开行动,并且坚决执行了总前委的决定。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仅拥护,而且也是信赖的。

  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对这一段的历史作了个决议,说:攻打长沙后的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样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确地确定了这个转变。它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的斗争,才有这个结果。??三军团的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之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彻底破产,使总前委的路线得以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地走上正确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地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的战略――引敌深入,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取得了龙冈东韶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彭德怀一开始“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但他有个逐步认识和转变的过程。

  会理会议是1935年5月12日由毛泽东建议,在贵州省会理城外铁场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和林彪受到毛泽东不客气的批评,被指责为“右倾”和破坏党的团结。毛泽东在以后的一些年里曾几次提到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显而易见,它在毛泽东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重新规划了红军的前进方向――此时的红军已经损失了2/3的部队和几乎全部重武器。虽然仍号称四个军团,实际上只有16个战斗团和1个干部团――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及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渡长江北上进入四川,同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四方面军会合。“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其理由是说四川在政治、军事(与四方面军更好地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这个计划作为战略目标是可行的,但它仍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敌我情况估计不准确。结果造成红军土城战斗受挫,不仅没完成预定计划,还使红军在实力、士气方面受到损失,一度失去主动权。对此,陈云曾给予批评:这个决议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下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估计和了解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

  按照既定计划,红军向长江方向前进,准备在重庆上游城市宜宾至泸州一线渡江。红一、三军团、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呈品字形共同奔向赤水。一开始还很顺利,红一军团先后攻下习水、土城,进抵赤水城郊,但因赤水城工事坚固和敌兵增援,红一军团和敌人形成对峙,相持不下。与此同时,在红军后面紧紧追赶的敌军已接近土城,为扫除渡江障碍,毛泽东下令斩掉尾巴,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五军团,用迅速、干脆的手段围歼敌人。一军团则继续北上,争取占领赤水。

  1935年1月28日,三军团向敌人发起攻击,毛泽东在土城以北数里的青杠坡建立了指挥所。按战前预想,敌人不过两个团3000人左右,而且是黔军双枪兵(烟枪和步枪),战斗力很弱。依据以往惯例,红军将在几个小时内解决战斗。然而战斗进行到中午,敌人仍然没有仓惶败退的迹象,相反敌人越战越强,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才意识到正在进行的战斗非常危险――红军判断失误,敌人不是黔军,而是川军。在数量上也不是两个团而是8个团。1月26日早参谋部判断敌人恐系川敌廖泽部约两个团(实际上刘湘川军的旅为三团制而非两团制),27日晨判断敌人参战部队可能有四个团(实际上为郭勋祺旅、潘佐旅、廖泽旅共八个团),加上其他部队共26000余人,直至红军总攻受挫和军事侦察后,才将敌人的情况基本查清。

  由于红军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川军训练有素、指挥有方,战事进行得相当激烈。朱德要求亲自去前线指挥,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答应。朱德再次强调大局为重,个人事小。他把帽子一脱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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