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得不时刻在两条战线上斗争――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莫斯科的支配..因为他一直（乃至一生）肌是一个人人信服的革命家，又是一个满怀激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大批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奔赴延安，给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对蓝藏似乎一见钟情，便同贺子珍离婚，和这个新来的富有魅力的人结婚..。
朱德受爱戴，而毛泽东受尊敬，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热爱他..。不论那些在1949年年初劝告毛半途停顿革命的好心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是谁，他们的劝告没有生效..。
1935年秋，当毛泽东率领残部快要抵达在陕西省的终点时，他终于取得了对本党的控制权――虽然他的权威在其后数年内绝非不受挑战。现在到了这样的地区，又有了这样的政治地位，他就能够以最坚定的抗日派的姿态出现，利用日本继续侵略而在中国国内所激起的巨大社会动员力量，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不得不时刻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莫斯科的支配。
国共之间初期发生的一些争吵无需赘述。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久都认为还是以合作抗日为有利，而不要再继续相打，但双方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办法。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自信负有领导整个中华民族的使命，谁都丝毫不打算同对方无限期地分享权力。即使在他们合作最热诚、最有成效之时，也经常在算计对方，企图在必然分裂之前加强自己的地位。
同苏联的关系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两国共产党之间既有斗争，又真心实意求团结。同时斯大林有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目标，这两个目标都是毛泽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第一个是，如果有可能危及莫斯科的外交地位的话，不要过于猛烈地推进中国革命，第二个是，确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的指导和控制之下，虽然后来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在1935―1949年期间，双方在这两点上始终存在具有根本性质的紧张关系。诚然，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藐视斯大林的权威，尽管偶而大胆暗示莫斯科在中国的权利和影响是有其限度的。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究竟谁最终掌握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他们两人始终没有忘怀的一个问题。
1935年9月，在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抵达前不久，徐海东所辖原在湖南东南部活动的二十五军团结束行军，在陕甘根据地同刘志丹会合。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一新单位，即十五军团，总兵力约七千人，打退了国民党的一次进攻，尔后继续前进。10月，参加长征的毛泽东及其八千名老战士同他们会师，粉碎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围剿”。至此，毛泽东指挥下的总兵力约达一万五千人。1936年，兵力又有增加，因为贺龙的部队已从在湖南的根据地来到陕西，张国焘和朱德的部队远征到西藏边界后也终于回来了。但不论是同周围的国民党部队，还是同1934年在江西提出的组建“一百万红军”的目标相比，总兵力仍然是很小的。①
在这种情况下，既高举所有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又不投降国民党
①关于1935―1936年红军各部抵达北方的情况及其兵力，见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律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95―202页；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68―76页：《长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6―175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5―136页。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任粥时，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来成了他极为忠实的副手。在劝说张国焘东返一事上显然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则具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卓越才能，因为他一直（乃至一生）既是一个人人信服的革命家，又是一个满怀激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终于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且学会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正确地制定政策。《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1935年12月底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重要会议作了一个总结，他不仅如1933年以来所一贯主张的那样提出联合“任何武装力量”，而且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力量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比较透彻的阶级分析。不仅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买办和地主也被认为是抗日统一战线潜在的同盟军，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英美等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国家是同日本有矛盾的。此外，他还提出建立一个能够得到所有这些力量支持的单一的“国防政府”。①
同时应当指出；这种成立正式联合政府的主张，仅仅是对国民党作出的很有限的让步。因为它虽然如早先的八一宣言一样，提出“国防政府”应经各党派和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协商产生，但显而易见，共产党将在这种协商中起领导作用，陕北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将构成新的抗日政权的核心。无论如何，不容许蒋介石和国民党起主导作用。这种立场同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共产国际的路线是1935年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号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又强调指出，在中国，“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①
1936年2月毛泽东所填的词《沁园春・雪》，形象地流露出了他这时候的整个观点，这种观点比1935年12月会议讲话那种政治性文章所提出的看法更加引人瞩目，调子也更加和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①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讲话的唯一文本，见于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8―148页；该文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1969年修订版，第154―158页。此文无疑经过改写，几乎其中每一点都象是现在的观点。但总的说来，我认为它是同毛泽东当时讲话的主旨相一致的。（参见施拉姆上书，第137138页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不过，我将“人民共和国”改为“国防政府”，“国防政府”是当时的提法。参见1935年12月25日政治局决议当时的说法，见《目前形势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社1936年版，第32―47页。[《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5―737页。――编注]“国防政府”的口号是1935年8月1日在毛儿盖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可见《六大以来》（上）第681页。――编注]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193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页。――译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已经号召成立“国防政府”。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咯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①
这首词断言，中国历史上的伟业还有所不足；今日的革命家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但是我们的历史又是光辉灿烂的。中国的壮丽山河，到今日更加妖烧多姿，而两千年来历代帝王励精图治的英雄业绩到今日则相形逊色，们这些业绩也还是值得钦佩的。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提到成吉思汗，因为毛泽东几乎与此同时在他拟定的1935年12月对内蒙人民宣言中再一次提到这位蒙古族征服者：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年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同时相信，年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咸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上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①
宣言中说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映出当时还处在毛泽东准备倡议同国民党合作而尚未认为必须把他的老对手包括在内的过渡阶段。痛斥国民党反动性的言辞实际上不见了，而对它最大的谴责也只是说它不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1936年上半年最常见的对蒋介石的攻击是骂他为“卖国贼”。
对蒋介石的这种攻击，当然从反面反映出当时的政策（以苏维埃政府为抵抗侵略的主要中心来动员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民族集团或社会团体），是这种政策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工作很有生气。除内蒙以外，他还在1936年5月向中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回族发出呼吁，向他们提出，把土耳其回族复兴的“荣誉”作为指导整个回族的“南针”。
②在国内，他又向哥老会发宣言。哥老会是有名的秘密会党，他在湖南和其他①拖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雷格出版社1969年修订版，第166页。（原文见《毛泽东涛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2页。――编注）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近年由1945年改为1936年；参见下页注①。
①《目前形势的分析》，第52―53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六大以来》（上），第732页。同施拉姆的引文稍有出入，蒋介石前天“其走狗”三字。――译注]鉴于《雪》的意境同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大体上相吻合，特别是这里又提到成吉思汗，笔者认为无理由象陈志让那样对中国在毛泽东诗词最新版本中更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持异议（见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41页）。见由毛泽东单独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年5月25日）。（见《六大②以来》（上），第764页。――译注]
老会的会员相信，他们的想法实际上是和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因为彼此都打富济贫，都反对外国压迫者而爱护本国同胞。①
这种呼吁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当时的形势，自然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从政治上看，起决定作用的显然还是同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为形势所迫，两人在同自己的宿敌打交道时，都不得不逐渐克服本能的仇恨，1936年5月，阎锡山军队拦击共军，②得到陈诚所辖蒋军两个师和少帅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东北军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最后决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通电。毛泽东后来说，他在5月5日发出的通电，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③虽然此后仍然有几次以敌对的口吻谈论蒋介石，但是九年以来共产党报刊上对他的辱骂却很快消失了。
1936年夏，在同斯诺长谈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他愿意同其宿敌合作：
必定有一天须要炸出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他的部下所打倒，他的部下决不愿作日本的奴隶。他的许多将领现在很难控制，都要求采取抗日的政策..
这种越来越大的来自他自己的将领和抗日群众运动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答应人民的要求。如果他停止内战，开始抗日，重新建立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我们将欢迎这种变化，并全心全意地同他合作。但这只能由蒋介石来作决定。这种决定不能再拖延很大了。①
此时蒋介石本人无意同共产党合作。但是有人比较愿意响应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关于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吁。其中为首的一个是张学良，他的部队在同共军作战被俘而经过教育释放后，都怀念在满洲的家乡。张便通过各种途径同共产党接触。②10月间，毛泽东的确愿意宣布，除非受到攻击，红军不再同张学良的“人民革命军”作战。
毛泽东就此向报界发表声明时说，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仅准备同人民革命军，而且同南京政府“携手合作”抗日。他宣称：“我们极其希望同南京政府合作”。③
蒋介石为这种形势所困扰，又急于发动一次攻势，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遂匆匆赶赴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但他在那里却被扣留，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劝他必须先抗日后反共，而不是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众所周知，结果达成了表面上有利于蒋介石的妥协，实际上他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承认自己完全错了，并谦卑地请求蒋介石给予适当的处分。（委员长乐于照办；“事变”后将近三十年了，张学良还被软禁在台湾。）但是与此同时，理论上出于个人的意志，蒋介石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很快同意和共产党及所有其他爱国力量合作抗日。①
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61页。（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1936年7月15日），《六大以来》（上），第766页。――译注]
②这次拦击，是由本书第171―172页所述“抗日”东征引起的。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页。5月5日通电全文，见该书第246页。①斯诺：《西行漫记》，英国戈兰茨公司1938年版，第33―36页。（中文本未查到。――编注）
②《中国的新西北》，上海平凡出版社1937年版，第74―75页。③《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延安1936年版（油印小册子）。
①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述甚多，可参看蒋的自述，这一自述是他夫人的回忆录《西安事变》（上海1937
问题。对于同蒋介石合作，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无疑远比莫斯科有保留。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唯一可能成为民族领袖的人，他的确一心想让中国在蒋领导下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因此苏联的报刊一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就痛斥之为日本人的阴谋。②张学良很快找共产党商议如何处置蒋介石，共产党是不愿放过这个同其宿敌算帐的时机的。据斯诺说，在陕西的红色首都发出了要求对委员长公审的呼声。③但是最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显然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自行发起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较之那些更反动的领导人还算好一点，如果把他杀了，那些人就可能在南京得势。下面是毛泽东在当时的一项声明中所作出的解释：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代派。①1937年上半年，双方在达成新时期国共合作的协议方面进展很快。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为达成妥协打下了基础。共产党在此电中作出四项让步：1.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2.陕西苏维埃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的一支部队，分别受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普选的基础上，在“特区”建立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让步的条件，是国民党将电报中所提以下五点定为国策：
1.停止内战；2.保障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力救国；4.迅速完成抗日之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②1937年9月22日，即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并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两个月后，国共双方达成了最后协议，其条件和共产党在2月间提出的要求相类似。其主要区别是增加了一条，即保证共产党的活动有利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纲领，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共产党在1936年8月25日致国民党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那封信要求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并“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①
这样诉诸国民党所信仰的主义，引起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种错觉最后传播得相当广（尽管没有后来所说的那样广），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毛泽东在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时就尽力作了澄清。
1937年3月1日在同美国记者A・史沫特莱（1月间到延安②）
年版）的附录；J・M・贝特兰著《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麦克米伦公司1937年版。
②C・B・麦克莱恩曾以充分的文件证明这一点，见他所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9―91页。
③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这种说法可能过分，同毛泽东随后在1937―1938年所采取的态度不协调，下面还要谈到。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8页。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①同上，第231页。②史沫特莱女士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她在西安的经历及延安之行的记述，见她所著《中国战争的赞歌》，伦敦戈兰茨公司1944年版，第96―143页。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之类的问题。在谈话过程中，史沫特莱女士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是否
意味着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而变成单纯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回答说：
共产党人绝不将眼光局限于一个阶级的一时利益，而是极为热忱地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且是永远以民族命运为怀..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①但同时他们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决不矛盾，因为中国只有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才可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由此可见，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共产主义，但只有首先拯救民族免于灭亡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在结束谈话时，毛泽东回顾说，1925至1927年期间，他和很多同志曾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工作，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作，是因为他们信仰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也适合中国现在的需要。
②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因为这项政策在许多党员中间引起了一些担心。③在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断言，在目前阶段，共产党的纲领虽比三民主义激进，但同三民主义并没有根本冲突。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的共同斗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找到合作的基础。④
虽然将社会革命暂时从属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并相应地采取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同列宁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完全一致的，但毛泽东对问题的看法仍然同苏联领导人有重大区别。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中国人联合起来救国，不仅仅是一个灵活的策略，而且本身就很重要。重要到何等程度，看一看他贯彻这项政策的热情就知道了。他不仅预言国民党会有“光明的前途”，并赞扬其“伟大的领袖”蒋介石①，而且在其向中共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联合的组织形式时，明确而有力地表示支持1924―1927年曾经采用过的“党内合作”方式。他甚至预先表示接受同蒋介石在1926年防范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活动的办法相类似的两项限制措施：向国民党提交参加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的名单，不吸收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②
当这些建议向蒋介石提出时，他自然认为无非是象19241927年那样，企图“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③而且，这时毛泽东的一切言行，包括1938年10月那次报告*中一段话在内，表明他决不打算牺牲自己独立权力的根基。②但是，在“第二次统一战线”期间，如同第一次统一战线那时，毛泽
①此处，中文本（唯一的一份）用了一个古老的字眼“大同”或者说“大和谐”来表达共产主义思想。
②《时论选集》，上海1937年版，第359―372页。③在前述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提到，有一批人（显然是在共产党内）害了“左倾幼稚病”，反对在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整个政策。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9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28页；另见毛泽东著《论新阶段》，第4节第2点。②《论新阶段》，第3节第18点，第5节第5点。③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英国哈拉普出版社1957年版，第87―8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30版，第88―89页。―译注）*指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编注。②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18―219、247页。观。
看来似乎荒谬，毛泽东诚心诚意地（至少有一部分是诚心诚意）提出同国”民党合作，反倒使他成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因为其诚意是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这就在当时被彻底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他作为领袖的威望，并且最后在既是民族主义又是社会革命的浪潮中，由农民群众把他推向了权力的宝座。
长期以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毛泽东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日本侵略的形势下，远比蒋介石成功地激发起了群众的爱国心。近年有一部根据日军大量档案材料写成的著作，以可靠的史料证明了这种看法。①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以全国抗日的化身出现，游击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回想一下，长征在很长程度上被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1936年1―2月，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确曾进行过一次他们称之为“抗日远征”的行动。在毛泽东、刘志丹、徐海东的指挥下，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只遇到阎锡山微弱的抵抗，很快在山西省占领了十八个县。就在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战；到1936年5月，大部分红军被赶过黄河，刘志丹牺牲。①共产党于是展开了一个前面已提到的争取同南京结成统一战线的运动，终于在1937年9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协议中关于军事问题一项全文如下：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乏统辖，并持命出动，担任杭日前线之职责。②按照这项规定，延安地区的红军（已改名为第八路军）于1937年9月再次渡过黄河，几乎立即投入抗日。③这样，共产党终于能够经蒋介石认可，去干他们自1934年以来早已宣布他们希望干的事情。
但是，共军的抗日斗争以及后来他们在同国民党的冲突中增强自己的地位，不是靠正规军打阵地战，新编八路军被南京政府限制在四万五千人，无论如何招架不住强大日军的正面进攻。他们却能够以游击战术极有效地打击侵略者，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既有理论，又训练有素，尤其是因为日军不能占领广大农村，只能占据交通线，沿交通线向前推进。共军的这种军事行动，国民政府也最难于控制，他们在敌后化整为零，分成许多一两千人的小部队，连了解他们的发展情况都不可能。到1945年，共产党控制的部队竟增加了十倍，由五万人发展到五十万。①
①见查默斯・A・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作者在书中又夸大了自己的论点，提出了一个基本上缺乏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两千年来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和政治实体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当务之急，莫不是挽救中国免于夷人入侵。但是作者却要我们相信，这两点同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少或毫无关系，而这种民族主义在1937年就莫明其妙地凭空产生了。另一方面，他认为，农民因受到地主和收税官压榨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对于他们决心拥护共产党，只起了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作用。
①但是，尽管有这种片面的看法，这本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著作。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99页。
②《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香港1946年版。此宣言于1937年7月15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9月22日由国民党发表。[见《六大以来》（上），第844―845页。――译注]③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99页。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73页。约翰逊认为这两
①个数字是极可能的，但他指出那个时期之初和最后实有总兵力也许比这两个数字高得多。
起来的各种自卫队和抗日游击队予以支持、改造和收编，因而扩充了实力。在政治上，共产党实行“三三制”，即游击区地方政府的组成，共产党员、其他组织的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这样成立的政府，当然还达不到多数人统治意义上的民主，在那种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但它大体上是廉洁正直的政府，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爱戴――日本人也元可奈何地看出这一点。②1937年实行减租而不没收土地的温和经济政策，增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力。地主所收的租较前少了，但他们准能收到，因为延安政府及其所发出的各种指示保证他们有权收租。农民则以不超过其收成三分之一的部分交租而得到不少实惠，因为以往的地租通常要占收成的一半以上。“苏维埃”这个名称被抛弃了，西北的根据地改称“边区”。
“新四军”在华中采取了同华北八路军相类似的战术。“新四军”是1937年9月建立的，由各根据地在长征后留下来的残余部队组成。当时；流亡在香港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叶挺（由于在流亡期间丧失了党籍，他被认为是一个不象其他某些共产党员将领那样会引起惊慌的人物）被召回任军长。副军长是项英，他曾是江西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位副主席之一（另一位是张国焘）。现任外交部长陈毅，也许是当时他的部下中最能干的一个。1938年春，这支军队改编完毕，开始仿效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法，以游击方式袭击日本人的交通线。①
毛泽东的抗日主张显而易见是真诚的，共产党对侵略者发动的游击战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来，延安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政治中心之一。学生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始于1935年12月9日，当时有数千名学生在北京示威，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这次示威很快波及到国内其他地方，激起了全国学生和教员以至其他社会阶层的同情。示威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党的强大影响之下，②国民党领导人自然不赞成，因为他们一般不喜欢群众运动，而且运动所引起的冲动，可能威胁到避免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的官方政策。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为了寻求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而开始川流不息地前往陕西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及其同事很快采取措施接纳这些人。1936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共同签署公告，宣布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定于4月1日开学。据说学校的宗旨是训练“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干部，以拯救中华民族免遭灭亡，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已经造成亡国的威胁。教学内容分为四类，分别培养官员（一千名学员）、政治工作者（一千二百名学员）、游击队领导人（三百名学员）和骑兵、炮兵、工程兵军官之类的专门人材（二百名学员）。前三类课程为六个月，第四类为一年。学员不论其政治背景、阶级出身或性别，只要决心抗日，一概表示欢迎。要求最低学历为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自然欢迎中学生或大学生。①
1936年夏斯诺访问苏区时，这个大学已经开学。②1937年国共正式达成协议，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学生们去延安容易了一些，也使他们增加了去那
②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一书中处处可见，尤其是第93页。
①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74―76、123―132页。
②北京的官方史书现在说整个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见何之著《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28页。约翰・伊斯莱尔指出；虽然共产党最后控制了这次运动，但并不是他们发动的，见《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①《目前形势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社1936年版，第62―64页。②斯诺：《西行漫记》，第88―93页。贵的新干部，其中许多人现在还在党政机构任职。
边区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教员徐特立。徐学识渊博，知道如何教育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因为他在1919年四十多岁时，曾作为工读生去巴黎进修，1928年又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瞿秋白手下任江西苏维埃政府副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瞿被国民党杀害后，他接替瞿任教育人民委员。①
大批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奔赴延安，给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1928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时，开始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贺子珍一起生活。她虽然在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以前可能还没有正式成为他的夫人，但在以后九年中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生在长征途中。贺是寥寥无几的参加长征的妇女之一，尽管她当时已经怀孕。1937年，她去苏联就医。在她出国期间，一个自上海来的著名电影女演员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