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实践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三者的功能和意义。即它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83)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实践的结构和功能，在马克思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批示全文看，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实践的反修功能，突出的是实践结构中的阶级斗争方面，关于实践结构与功能的新论述，主要在于论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84)虽然这里他强调的是实践的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但他同时也谈到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谈到了要使干部在这样的实践中同群众打成一片，又红又专，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内容，而正是这后一方面的内容，直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对于实践在整个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也有一些重要的贡献。例如，1963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85)，这是他一贯坚持实践标准的又一发展，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客观实践活动的信心。他还强调了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的意义。他指出，以往所说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理解，这话还不完全，只讲了问题的一半。只有理解还不能得到自由，启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对自然的改造的产物(86)，而不论是理解还是改造，都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有关自由与必然的学说。从这样的实践观出发，毛泽东还多次论述了包括哲学在内的理性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除了散见于一些讲话和文章中的论述外，在1964年至1965年三次有关哲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几次谈话中，毛泽东都强调，不论是学习哲学还是研究哲学，都要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书本里面不能出哲学，只有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接触实际，到阶级斗争的大学校中参加实践，才有可能学好哲学。他批评当时我国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他希望哲学家和文科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增加感性认识，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他从对哲学脱离现实的不满出发，提出“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他尖锐地指出：“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系搞不了哲学，文学系写不了不小说，历史系搞不了历史……”(87)毛泽东一贯重视实践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在他谈到哲学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使哲学联系实际，从三大实践中吸取发展哲学的养料。在这一层次上，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在应当联系和反映什么样的实际这个层次上，当时他侧重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
在毛泽东有关哲学对实践依赖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直接经验的强调和重视。
1958年前后，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已明确地表示过对不接触实际，关起门来读死书的不满。60年代以后，当他已经把三大实践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把脱离实际与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又进一步发展，有关言论也更加尖锐、激烈。在他当时的著作和言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的推崇，对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理论体系的不满。
在1964年的春节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我国的教育改革问题，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都直接反映了他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观点。例如，他明确表示，现在学校里书念得那么多，书念多了害死人。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孔子、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实甫、曹雪芹等人为例，说明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为便，谈到明朝有两个较能干的皇帝――明太祖是个文盲，明成祖是个半文盲，到嘉靖成了知识分子，就出了问题；梁武帝、李后主文化程度那么高，但却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的。他反复强调了在实践中学习的意义，指出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祖冲之完全是自己学出来的，孔夫子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他什么都干过。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如高尔基只念过二年小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是个工人，古今中外许多有名的学者，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功的。”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又重申：念书也不能念得大多，就是马列主义的书也不能念得太多，读它几本就行，念多了就要走向反面。就会成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肯定在实践中自学成才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如果因此而低估或轻视学校系统学习和理论学习的意义，那就未免片面了。实际上，学校学习与在实践中学习并不必然对立，书读多了走向反面也不是普遍、必然的规律。
1965年3月，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战争实践时，又表示了类似的思想。他说，我打仗从来不看书，指挥作战时，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他认为，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有些现代化武器的研制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而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
415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1965年6月，他在一个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把问题提得更为明确。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书读得越多越蠢，等等。
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在几次关于哲学的谈话中，突出地强调了实践和直接经验对认识的意义。他谈到，书本里面不能出哲学，所以文科学生都应到工厂、农村去一段时间，得到点感性知识；阶级斗争是个大学校，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他对当时中国教育表示不满：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所以，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他进一步设想，高中毕业以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这些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他在认识论上的一些基本思想。他认为，书是应该读的，但读多了却会走向反面，最好的办法是在实践中学习。而他所理解的在实践中学习，主要指的又是直接的经验和感受，他认为这些经验和感受能给人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书本知识。他当时所强调的实践，也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数十年革命实践活动的一些经验，有其合理的、正确的一面，比如他所强调的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要联系实际学习书本知识，等等。但是，当他过分强调直接经验的意义、过分强调在实践中学习，而对学校学习书本知识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视时，就失之片面了。而当他把实践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实践时，这种片面性就更明显了。
1964年到1965年间，在一些谈话中，毛泽东通过教育革命这个中介，比较明确地把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与反修防修问题联系起来。1964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他谈到，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很多，“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很危险；不读书不行，读书大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他对我党历史的总结，也是他重视实践的认识论的结果。可以想见，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一定又想起了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以及他个人主要是依靠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的成功经验。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将来就是“三门”干部这些人会出修正主义，他又说，现在学生马、牛、羊、鸡、犬、豕都不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其主要精神是很有见地的。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学校教育，必然造成学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缺乏对社会的了解，缺乏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感情，缺乏对理论知识的真知。这样的学生，很难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大量培养和使用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能深入实际，并在实践中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方针，它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深远意义。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和预见得益于他重视实践的认识论。
但是，也应看到，学校教育固然应当联系实际，但如果学校教育不以课堂教授、书本教育为主，而以生产劳动或实际操作为主，这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知识发展和传授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