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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黄铸――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好






  黄铸

  黄铸,1921年生,云南劾腊人。研究员。1948年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统一战线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统一战线、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参与过不少这几方面重要文件的起草。曾出版《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论文集》、《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等著作。

  我们曾打电话给中央统战部的同志,问谁能谈一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问题?对方说,你们可以去找找黄铸。于是就有了这篇访谈录。

  访问人: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很重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遵循什么原则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黄铸: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人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是少数民族。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间也经历分分合合,但基本格局没变,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你看,古埃及王国、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罗马帝国不是都不存在了吗?唯有中国延续至今。过去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都是实行大民族主义统治,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就是近代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也带着排满反满的色彩。所不同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全新的政策。192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国民党全国大会的意见中就提出对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少数民族之压迫。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接受了我党意见。因此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出发,一开始就提出了各民族平等联合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平等与联合,可以说这是中国备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民族平等,才有民族联合,同时,只有各民族的联合,才能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求得民族的解放。

  访问人:这个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基本原则,又是以什么方式去实现的呢?

  黄铸:采取的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民族区域自治形式。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回民和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自治地方。1947年,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决定在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内实行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访问人:当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而他们实行的则是联盟制。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采取联盟制?

  黄铸:因为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苏联不同。第一是民族关系的情况不同。十月革命前,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多于俄罗斯族。十月革命后,由于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分离出去,少数民族人口有所减少,但距俄罗斯族人口还是相差不远,而且这些少数民族的分布又多数是一个民族聚集在一块地方。我国的情况是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并且多数是大分散小聚居,有的还是杂居或交错聚居。第二是革命发展的情况不同。十月革命是在大城市夺取政权,然后向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同时,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使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了不同的国家,多数是经过战争成为苏维埃型国家的。为了把这些国家统一起来,原先都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列宁、斯大林才不得不转而采取联盟制。中国革命是由农村到城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动员和团结合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各民族平等联合共同战斗,没有民族的分离,而有各民族的凝聚与团结。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党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并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它适应我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而最显著的特点和优越性是便于正确处理自治和集中统一的关系,既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发展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又利于国家的集中统一,实行全国“一盘棋”。可以说,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我们党是成功的。我们党一开始制定民族政策,就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时又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相适应。走向成功有一个探索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接触、了解少数民族多了,结合深化了,在实践之中纠正了一些不适当的说法与做法。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一谈?

  黄铸: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的宣传问题。因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压迫,所以党曾经宣传少数民族独立。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不论哪个少数民族独立出去,都实际上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外国的附庸。到 1929年,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的指示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纠正,讲到民族独立的口号对于我党在苗民中的工作并不恰当,因为现在云南的工农群众与苗族都一样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果提出民族独立,客观上必然分离云南工农与少数民族的联合战线,结果必为法帝国主义利用去。现在现实的口号是民族自决而不是民族独立。

  其二,关于少数民族上层问题。出于反对阶级压迫的主张,我们党曾笼统地反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号召推翻他们的统治。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好多少数民族的上层其实是该民族的代表,和群众有相当深的联系,反对了上层则根本无法接近、团结那个民族。所以,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工作原则的指示就纠正了笼统反对民族上层的说法,认为,瑶民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其落后,内部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显著开展,土司管事等在瑶民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威信,依然是瑶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所垄断,因此苏维埃红军也不得不开始同这些代表发生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瑶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对他们的统治方式、思维习惯与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并且不求过早地发动内部的阶级斗争。长征过后,1936年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中又讲到,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应该团结蒙古广大的平民群众,并且应该把王公、喇嘛、军队等都团结起来。

  其三,关于是实行联邦制还是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二大”的纲领中,提出在自由联邦的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后来的苏维埃宪法也一直提建立联邦。但以后根据中国国情适时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政策?前面已具体涉及了。毛泽东早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说到为团结各民族共同对付日寇,必须注意几点:第一是允许蒙、回、藏、苗、瑶、彝、舍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第三是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是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毛泽东所论述的这些其中就已经包含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访问人:在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政策确定之后,特别是建国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黄铸:第一,帮助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干部,先后创办的10所民族学院已培养出100多万人的少数民族干部,这是破天荒的;第二,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根据各民族的不同情况,我们党先后帮助各民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让各民族从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不少民族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而同汉族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第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几十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基础建设及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的巨额财政补贴和智力投资,也对那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逐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在民族压迫消除之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195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实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对这个任务作了表述: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问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规定经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我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愧是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这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而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以此为己任,努力不懈,以求各民族共同繁荣。

  1992年8月10日于北京府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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