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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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问乾坤沉浮






  前些年有部电影,叫《毛泽东在1925》。影片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

  当时,32岁的毛泽东踩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回到家乡。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革命阵营,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官”了。

  韶山一带掀起了红红火火的局面。

  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和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平粜除米,阻谷出境,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革命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

  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是让毛泽东乘坐小船离开了韶山。韶山本不通船,创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要突出毛泽东的诗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 长沙。

  这首《沁园春・长沙》,就是在长沙旧地重游时写下的。

  风物依旧的长沙,五载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世势全然大变。过去的狂放和岁月的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寥廓和希望,都一股脑儿地涌上诗人的心头。

  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气象。一个“看”字,写尽明丽高远的秋天景色。

  枫林如火,深寓着他火热的革命家情怀; 万类霜天,寄托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和追求。

  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一个“怅”字,道出了无尽的苍凉和想象。

  青春岁月,摆脱不了的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

  在迎送岁月的时候,人们在创造生活,有的人,同时会创造历史。

  熟悉的往事逐渐远去。陌生的现实和未来正步步逼近。

  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呵,就像辽阔的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在人类斗争的风浪中,又是谁能够游到胜利的彼岸呢?

  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五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敲响的黄钟大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是一个喜欢提出问题的人。

  他常常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向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提问并寻找答案。他的追问,有时是诗人的,有时是政治家的,有时是哲学家的,有时是革命家的。有时,则兼而有之。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果说还是有几分书生意气的豪言壮语的话,那么,《沁园春・长沙》,则以一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告别了过去,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一心要扭转乾坤的诗人毛泽东,开启了以更加具体沉实的责任感为基本旋律的创作时代。

  1963年编选《毛主席诗词》时,他特意把这首《沁园春・长沙》选为开卷之作,足见这首32岁之作的分量。

  诗人还解释说:“怅寥廓,说的是在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正是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

  相遇了。

  一个是未来的旧体诗大家,一个是已经风靡文坛的新诗领袖。

  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的牵连。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毛泽东当时是一派白面书生的形象:

  “到了祖涵房家里,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 ‘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很低而娓娓,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太低,加上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所说的话实在连三成都没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得的,所说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广东的现状是,刚刚发生了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李芝龙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让毛泽东焦虑忧心的现实课题。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政治家。

  或许是得益于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收获,在广州,毛泽东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是四卷雄文中开篇的第一句话。

  革命是要有资源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

  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有一种独特发现、直觉洞察和深刻把握,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

  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发现和洞察,是把亿万农民当作革命最重要的朋友。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26年11月,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然后他一路西进,赶赴武汉。

  这时候,革命已开始成为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

  1927年3月,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武汉做出了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经典描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果然,一进入1927年4月,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

  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不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杀害。

  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

  一切都在充满信心地做,但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

  这就是1927年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

  他陷入沉思。禁不住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

  传说一户姓辛的人家在蛇山上卖酒,接待了一位道士。这个道士喝得高兴,随手用橘皮在墙壁上画了一只黄鹤。从此,每有客至,黄鹤便翩然而下,临风起舞,这户酒家很快便兴旺起来。十年后,道士重返故地,见辛氏已成巨富,便吹起玉笛,骑着这支仙鹤远去了。

  从此,便有了这座黄鹤楼。

  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慕名登临,赋诗吟唱。唐代的崔灏、李白、白居易来了,宋代的苏轼、陆游也来了。

  崔灏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天才诗仙李白到此,看到这副题诗,摇头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来了。

  黄鹤楼头,鹤去楼空。

  黄鹤楼下,江山依旧。

  江山依旧,却已时过境迁。

  时过境迁,已是山雨欲来。

  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胸中浸漫着。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

  于是,人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寻问与呼喊――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几乎不用多解,只要体会“茫茫”、“沉沉”、“苍苍”这几个叠词,更加上一“莽”一“锁”二字的选用,便不难体会诗人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沉重。

  大革命失败前夕的险恶危机,纷纭杂沓的历史事件,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似乎都没有写进诗里,但作者的心情已经把它们包裹其中。

  是呵,站在黄鹤楼上,极目所见,“九派引沧流”的浩荡长江横亘东西,一线如悬丝的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标。

  诗人伫立的黄鹤楼,正处在这南北东西的交汇点上。

  在这里交汇的,不光是南北东西。革命与反动,胜利与失败,历史和未来,似乎都在这里交汇了。

  “心潮逐浪高”的毛泽东,思考着革命的前途。

  “剩有游人处”的黄鹤楼,见证了这一历史关头。

  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从1925年秋天在长沙满怀豪情问一声“谁主沉浮”,到1927年春天欲说还休“把酒酹滔滔”,画出了毛泽东在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条心灵曲线,这是一条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明快自信,到“沉沉一线穿南北”的苍凉凝重的曲线。

  1927年5月21日,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看似强大的农民运动彻底摧毁,把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力量全部打入地下。

  这就是“马日事变”。

  正是“马日事变”,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重新去理解“谁主沉浮”?重新去思考“出路何在”?

  主宰沉浮的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天下。

  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一个根本没有想到摸枪的人,一旦从教训的血泊中爬起来,可能比谁都更强烈地把枪杆子看作命根子。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结交绿林朋友。

  这是诗人习惯的诙谐幽默之语,但同样也是革命家的严肃而独具慧眼的政治表态。

  因为只有带着武器“上山下乡”,才是挽救革命的“突围”之路。

  当时的中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自幼熟悉《水浒传》的毛泽东,特别喜爱那些扯旗造反,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英雄。

  后来果然走上这条道路的毛泽东,特别喜欢宣传《水浒传》带给历史的一个深刻启示―逼上梁山!

  20世纪60年代,正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不少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到中国来“取经”,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的办法外,还常常问起毛泽东是怎样成为战争大师的。

  毛泽东的回答基本上就是四个字―“逼上梁山”!

  他总是说: 我没有准备打仗,是一个小学教师。干革命了,我们也很蠢,没想到枪杆子,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到处抓人杀人,不要我们活了,一下子把我们打入地下。这七逼八逼,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经历,再现了“逼上梁山”这条悠远之路。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以新的信念、新的方式重演了这条路上的悲壮故事。

  但是,这条路走得很突然,走得更是艰难。它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人的信念,重铸了许多人的人生和命运。

  比如毛泽东,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

  但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就不再是雕琢出来的平仄,而是用枪声来押韵了。

  这种诗韵,毛泽东刚一踏上这条路,就敲响了它的第一个音符。

  那是1927年9月。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指挥三路人马去攻打省城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义人员仿制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的红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

  眼见自己策划的这一从未有过的壮景,怎能不激起毛泽东的诗情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写于起义开始之际。

  这期间,毛泽东很忙,却无比地兴奋;他一度被捕,心情自然无比地焦急。心情之急迫,乃至不得不以诗抒怀,是可想而知的。

  革命毕竟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也那样充满特殊的诗意。

  搞这样一个大举动,无疑是两年前关于乾坤沉浮的那一声诘问的实践回音。

  全词文气,写得集中、紧凑,给人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感觉。对读书出身,第一次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来说,也很自然。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人,甚至还不习惯穿军装。在当事人的回忆中,他始终穿着那身人们习惯了的长衫。

  然而,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几天时间,攻打长沙的三路人马相继受挫。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大家争论不休。

  靠诗情写诗,但未必靠诗情办事的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合围攻打长沙的计划,指挥一千多人马向山区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这一去,也成就了一位卓越的马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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