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它是李达在延安时期写的。李达何许人也，他是毛泽东的挚友、世交和同乡，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还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作了《解说》，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的好评。
1958年，湖北省委领导写了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请教李达。李达看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运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在大跃进的年代，能保持这样冷静、科学的头脑，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次，为了鄂城县委门口的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达问毛泽东：“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他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毛泽东出巡湖北期间，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见李达越讲越激动，便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回去的途中，李达对梅白说：“毛主席的‘两论’多好，却想不到现在主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送走李达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又说：“我现在在认识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当梅白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后，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文革”一开始，李达就受到严重冲击，七十六岁一身重病的李达经常受到声讨、示众、批斗、审讯、辱骂、罚跪等种种迫害。但他嘱咐家属说：“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等同志，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所以，毛泽东对李达给予很高的评价：“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苏、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一样！”“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从李达在大跃进中众人皆热唯我独冷的卓见，到与毛泽东争论而使之信服；从由一条标语而洞察出时代的通病，到能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解释；从很早就写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到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完写好，理论上的建树，执著的教学态度，顽强的斗争精神，都说明毛泽东对李达的评价是恰当的。
运用类比实现评价是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点之一。毛泽东把李达与鲁迅类比，但李达毕竟不是鲁迅，所以毛泽东限定“在理论界”这一范围内，而不是在各方面都能与鲁迅类比。因为李达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所以只能在理论上作类比。而在理论上李达的水平是毛泽东所钦佩的，所以这一类比是很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