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老历法，毛泽东出生的那天是农历蛇年十一月十九，公历1893年12月26日。他们家严格地遵循惯例，就是说，作为长子，他出生后三天才洗澡。请来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命，毛的八字明显地显示出：他家缺水，他的父亲因此给他起名为“泽东”，因为“泽”的意思就是“润泽”，根据湖南占卜的经验，起这样的名字可以弥补水的不足。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在冬至以后几天出世的。冬至是仲冬的一个大节日，那一天，在遥远的北京，光绪皇帝被簇拥在庄严的队列中，到天坛去完成祭祀大典，以感谢苍天保佑下一年也平安地过去。按照老历法，毛出生的那天是农历蛇年十一月十九，公历1893年12月26日。他们家严格地遵循惯例，就是说，作为长子，他出生后三天才洗澡。请来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命，毛的八字明显地显示出：他家缺水，他的父亲因此给他起名为“泽东”，因为“泽”的意思就是“润泽”，根据湖南占卜的经验，起这样的名字可以弥补水的不足。这标志着儒家与道家民间宗教仪式中一个人生命的开始，伴随这一开始，中国农民在长长的岁月中反复体验了他们生存的艰难，围绕这一开始，也给严肃的儒家学说增加了一点儿色彩与兴奋，他们的生活在变化，社会也在改变。
四个礼拜以后，这个小孩的头发被剃掉，只留下中间长长的一小簇，这表示“抓住了他的生命”。出于同样的目的，有时候，有的人家花几个铜板，买一个小小的银锁，用红线系在他的脖子上。还有的人家，把剩下的头发与狗毛混合到一起，缝在小孩的衣服上，据说，这样可以避邪。此外，还可做一件小男孩的衣服穿，并戴一个耳饰，这样一来，思想上就会想到他是一个小女孩，不值得为他操心，他就能顺利地长大。
按照那时的标准，毛的家庭并非十分好。他父亲毛顺生，17岁时被迫到湘军的军队中当兵，五六年间积攒了一小笔钱，他用这笔钱买了地。到毛出生之时，这个家已拥有15亩多水稻田，在这个县里，这是真正的财产，而这个县在中国水稻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一―――湖南省中，也以最富有、土地最肥沃而闻名。毛的父亲是个节俭的人，他积攒每一个铜板，后来又买了一块地，并雇了两个农民。他每天定量供给他们饭吃，每月加一次餐，即一盘煮好的米饭与一点鸡蛋―――但从没有肉。
他的吝啬从毛很小的时候就扭曲了毛对他父亲的印象。毛后来率直地回忆：“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尽管总有足够的东西在他们周围，他家吃得还是很节省。对像毛这么小的孩子，这种吝啬就混合了缺少父爱、缺少了他母亲的温情与优雅所造成的更为突出的印象。这使他父亲的优点、专心致志的魄力与决心，相形之下黯然失色，而这些后来在他自己的生命中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就逐渐看出他家像是分成了两个阵营，他母亲与他是一个阵营，他父亲与其他人在另一个阵营。
吝啬与冷酷无情的结合，不久就把他父亲磨炼成韶山最成功、最富有的人之一。韶山那时约有300户居民，大多数都姓毛，毛姓是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家族。
那时候，湖南的农民家庭，如果有十来亩土地与三间房子，那就是很不错的人家。毛的双亲所有的，比这两倍还要多，他们建造了一座大而杂乱无章的农舍，灰瓦屋顶，飞檐，旁边就是梯形稻田，像瀑布似地翻滚到谷底。屋后是一片松林，前面有个荷塘。毛自己有间卧室，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奢侈品。毛大一点的时候，他晚上常端坐读书到很晚，一幅蓝色窗帘挡住了他屋子里的油灯，这样，他父亲就看不见他在点灯读书。后来，他的弟弟们出世后，他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他父亲的财产总计2000或3000银元。这“在那个小村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如同毛自己承认的那样。更确切地说，还应扩展到他所拥有的土地，他还以抵押的形式买了其他农民的地，这样，他间接地变成地主。他还从本村贫困农民那里买来稻谷，再把这些谷子运到100里外的湘潭县去卖。湘潭县，散乱地聚集了数百万人，由于它位于湘江岸边，因而是湖南省茶叶贸易中心与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以及金融中心。
湘江是湖南最大的航道、重要的商业大动脉。从韶山到湘潭，沿着那条车马碾成的泥土路，乘牛车要两天时间，尽管搬运工人能背上80公斤的商品，以步代车地走到县城。
虽然毛很可能抱怨他父亲的自私，他自己也继承了父亲节俭的生活方式。遍观他成年的生活，至少要涉及到一些他个人隐私的地方，如果他的旧衣服能补好再穿，他是极不情愿去买新衣服，他在这一方面很著名。
他一直固执地保持了他幼年时代的朴实。一方面，他蔑视常规，另一方面，他又根深蒂固地保留了农民的习惯。无论在哪儿，他身体的活动方式都明显的比他的思想观念要更出自本能。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永远不被自然作用打扰，而这种自然作用却能把英国肾克逊人改变为吹毛求疵的人。中国孩子们与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被教育，小孩要穿开裆长裤，这样可以自如地下蹲，随时解决他们的“内急”问题。成年人使用的公厕里，大家都毫无遮掩地解决问题。毛似乎永远不屈从西方的生活方式，不习惯使用西式坐式冲水马桶。这是战争年代的事情。他同样对西式床不感兴趣，坚决要求他的一生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
毛六岁时，开始像那时的其他孩子一样，在田里帮忙做一些小事，中国农民家庭总是把老人和小孩留在家里，照管牛、鸭等。两年后，他父亲送他进了农村的私塾―――这是一个重要决定，他父亲为此一年要付四五块银元，这大约等于一个劳动力六个月的工资了。
除了那些非常富裕的家庭，19世纪中国所有的人家，每个家庭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儿子，他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在科举考试中获取荣誉和声望，这样一来，就有登上仕途，“挤”进社会的机会，这是必须的，也是值得夸耀的。用那时候一个对中国最有同情心的西方评论员的话来说：
教育是通往荣誉和报酬的一条堂皇的路，国家必须设置它，依靠教育，一个年轻人头脑中最原始的希望，甚至于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法无天的想法，最终都能实现。在西方，一个人在他成名之前，有许多路可以使他走向显赫，最终占有一个显要的位置，诸如国会议员，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在中国，对一个人来说，这些路很窄，他仅有一条，就是从学堂里走出来的……每一个小男生都可以自负地宣称，装进他书包里的可能是一个总督的职位……当他无拘无束地到达国会的时候，他可以统治二三千万人。
梦想也只是对少数人而言。大多数人太穷了，他们甚至只能达到第一步：学习读和写。
毛的母亲文七妹，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第七个妹妹”。农民的风俗，那时候不给女孩儿起名字，一般是按照她们出生的顺序称呼她们。毛的母亲对毛抱有许多梦想。她比丈夫大三岁，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伴随乡村寺庙里那些稀奇古怪的菩萨像，它们由于尘垢和烟熏而变黑，她灌输给儿子的，就是农村寺庙的神秘。后来，当毛作为一个青少年，这种信念开始动摇时，她黯然神伤。
毛的父亲没有梦想。他的理想，也是他已经变成的那种小地主的典型的理想，就是更加切切实实的。他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只接受过两年教育。他希望儿子能学得更好，而这是出于精确的、务实的动机：给农物记账，那以后，再到湘潭给一个粮商做学徒，再后来，接管家务，在他父母年迈时，支撑家庭，赡养父母。
这或许也是一条冠冕堂皇的路，但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最后那段时期，私塾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因为它抑制了那些最大胆的思想。
私塾是一座单独的房子，赤裸的泥砖墙，砸平的泥土地，冬天没有一点热气，夏天暑热难当。学校在2月份开学，那是农历正月十七，元宵节后两天，那时候，中国农历新年的节日气氛已经结束。开学那天，每一个小男孩都等在教室门口，他们带来小桌子小凳子，毛也已从家里带来了。
通常私塾里有二十来个小学生，像毛这样七八岁的年纪是最小的，最大的学生已十七八岁。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宽松的短上衣，前面有一排布扣子的中式对襟上衣，蓝色的家织布衣料，以及同样质地的宽松下垂的中式长裤。老师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前面放着砚台和滴水瓶，一个小小的陶制茶壶和茶杯，记录每个学生出勤情况，还有一根竹鞭。
毛的老师是刻板的。他属于那种“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的一类，毛还记得这一点。学生们学会了敬畏那根老师频繁使用的竹鞭，以及他的那块“焚香板”―――一块长条木制洗衣板，学生被罚双膝跪在上面，手拿一根香，直跪到香烧完为止。
如果说，物质条件是这样令人沮丧，那老师的教学方法就更单调乏味。
没有图画书来刺激毛和同学们的想像力，没有简单的故事来吸引他们小小脑袋的注意力。有的只是，他们必须服从生搬硬套的机械的学习制度，这种制度的指导原则是：使知识被精英垄断,使学习知识变得异常艰难。
在毛那一代小孩的手上出现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三字经》，之所以有这样的书名，是因为它有365行，每一行都有三个中国汉字。这是11世纪时候写出来向年轻人灌输儒家思想的书，打开书的第一页就是：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东西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太沉重了。况且，掌握如此深奥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又增加了另一种更基本的障碍。
教科书是用大号字体印在那种易坏的毛边纸上，一页十行。老师首先叫一个学生到他的桌前，复述一遍他刚才讲的那几行内容，直到学生记熟为止。每一个小孩复述后回到自己的桌前复习他先前学的内容。老师根据各人的情况，把问题写在一张薄纸条上，学生就对照纸条上的问题复习自己学到的知识。但是，不是无声的。
在老师说可以有声以后，每一个学生都在喊叫中度过他的这一段时间，他们竭尽其能地大声读，既表示不是在偷懒，也让老师听到他们读的声音是否正确地表达了内容。当课文已经“学会”的时候，也就是老师告诉他们可以狂闹的时候。
全部六本书都必须用这种方法熟记。《三字经》以后，是《百家姓》，这本书用一种随意的、连续不断的顺序，把现有的454个中国姓氏编列成表；《千字文》，它是公元6世纪编成的，由1000个汉字编成四言韵文，其中没有重复字；《幼学琼林》，具有学习和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孝经》，是孔夫子自己编的，并且注明的日期至少是4世纪以前；《小学》，或者称《增广贤文》，用详尽无遗的内容表明儒家每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这就像在只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要求一个小孩用希腊语背诵《旧约全书》中的大部分内容。结果是，许多中国人完成了他们的学校教育以后，甚至没有学会阅读，或者是理解比少量字面含义更深刻的内容。
到毛十岁左右为止，他的这段时间，全都用于从早到晚地熟记、背诵、抄写那些道德家说教的段落，诸如“业精于勤、毁于堕”之类，并没有理解它们真正的含义。仅有的休息是节假日，假日平均一月一次，还有三个星期的农历新年假，学校那时则关门。
最后，老师才开始工作，他再次串讲课文，这时候，他才讲解课文的意义。
对于毛，也如同对毛那一代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以及他们的那些注释的重要价值，用四本书集中起来了―――孔子的《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的著作《孟子》―――毛接着就学了这四本书。这些书所包含的思想，系统地阐述这些思想的方法和价值，以及支撑它们的概念和观点，再加上他的平静的生活，这一切构成了毛的思维的基本模式，这正如在西方一些国家，由于无神论者的思维参数不少于信仰者，就被朱迪・克里斯琴界定了价值与思想。
学习这些古代经典，应该是单调乏味的，而毛很早就认识到那是极其有用的。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先辈们的语录是争论与辩驳的武器―――甚至于毛的父亲也承认这一点，那是因为在他家的一件诉讼案子中，由于他们的对手引用了适当的儒家语录，他家因此败诉以后。
此外，这些经典中有一些段落，毛在读它们时一定发现了其中包含的令人兴奋的东西，这些东西预示了他在人类权力的道路上将终生晋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些教科书也强调了学习那些过去的，另一些儒家继承者的思想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毛终生有益。这些思想的魅力，最初是随着《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的长篇小说中的历史表现出来的，小说中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吸引了无以计数的一代代中国人，而毛接近他是由《三字经》开始的：
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更为广阔的意义是，毛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三个精髓，这三大精髓证明了是他后来的全部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
这三个精髓是：第一，由每一个人与每一个社团所组成的民族，必须有一个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作为道德规范，那就要有一些别的什么来代替它；第二，正确思想的首位是儒家所说的“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是正确的―――不仅是字面上的正确，而且是道义上的正确―――――那他的行为也一定是正确的；第三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性。
毛自称不喜欢那些典籍，这给人以假象，而他却喜爱引用它们。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的谈话也常涉及孔子、孟子、道家思想家庄子、墨子以及其他一些先秦思想家的语录，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了他所提及的列宁与马克思的语录。古人的这些经典也成为一种思想，伴随着这些思想，他逐渐长大了，对于这些思想，他比任何人了解得都要多。儒学遗产对他而言，至少已证明了像马克思主义一样重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儒学再次上升到占优势地位。
毛在私塾读书时，继续帮忙在田里做一些零星小事，在他父亲的坚决要求下，他学会了使用算盘，于是，当他晚上放学回家时，他可以记下每天的账目。
这个家也蒸蒸日上。毛两岁半的时候，他母亲生下第二个儿子泽民。她的其他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都在刚一出世时就夭亡。 1903年，她的第三个儿子泽覃出世，侥幸活下来了。不久以后，毛的双亲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他的伯父的女儿泽建。到 1906年，他家已有六口人，还有一个雇工。于是，毛13岁生日过后不久，他父亲决定，他必须要全天工作。
毛与他父亲的关系比较紧张，尽管或许并不比他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孩子与他们的父亲的关系更紧张。后代孝顺是一种好思想，与他所有的同学一样，毛是在一些从最久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孝顺的典范故事的熏陶中长大的。那些故事中的儿子都是能向他们的父母表示他们的献身精神的：汉代的董允，卖身为奴，所得之钱用来葬父；余歉奴 (音 )，他吃下垂死的父亲的大便，希望老人的生命可以因此得救；还有一些更牵强附会的故事。在理论上，一位父亲有权把不孝的儿子置于死地。而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都受到赞美。
“‘孝’这个词有错误的导向，我们不要被它欺骗。”
毛指责他坏脾气的、吝啬的、过分严厉的父亲，经常打他和他的弟弟，甚至有时候他的理由很清楚，指责也都落在他身上：“有一次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 ;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毛忘了提及，他反抗的是一次正当的教育，因为一个13岁的孩子，当着许多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其结果一定使这一家大失脸面。
若干年后，毛描述了这样的体验，他像是从中学习了反权威的造反的价值：“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那些最强烈地打动你的东西往往是最基本的平凡的事物。毛深爱着他的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试图创造和平安宁。他父亲，愤怒而易受伤害，总是迟钝地、莫名其妙地想补救所造成的处境。毛自己，难于管束的、倔强的孩子，而又需要大人指引。在父母与十岁儿子之间，简直不具有典型性的联系。
到毛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家里的气氛依然不好。他父亲仍旧唠唠叨叨地骂他，不断地挑他的毛病，他变得越来越孤僻。以后，又是他婚姻失败。 14岁时，他父母给他订婚，依照当地保留的风俗，给他找了个大他六岁的农家女儿。这就等于是给他家的农田增加一双额外的好手，也能使这个家的子孙后代得以延续。交换彩礼，男方给女家聘金―――在那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包括婚姻、嫁妆，总计达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个年轻的女子、罗小姐嫁到他家来了。但是，毛拒绝进新房，他有自己的原因：伴着她，他永远睡不着。他“向她提出了自己的小小想法”，并且不把她看做自己的妻子。不久以后，他用离家出走的方法来解决他的这一问题，与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大学生朋友住在一起。
有关这一段生活的小插曲，毛很奇怪地缄口寡言。他父亲大发雷霆，不仅是因为浪费了钱，还因为毛用如此恶劣的蔑视社会习俗的行为给这个家带来了耻辱。他还说，期待中的随之而来的争吵与反驳，他都没什么可说。别人也不知道，对罗小姐来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建议提了出来，她留在毛家作为管家，或者成为毛父亲的小妾。不管是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毛的母亲最后离开了韶山的这个家，回到湘乡老家的农村，与她的兄弟们住在一起了。
中年以后，她在长期生病以后去世了。毛在母亲的葬礼上，发表了激动的讲话 (实际上是《祭母文》 )，发泄了他在这些事情上的辛酸，在这个讲话中，他还单独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提到他的父亲：“恨偏所在，三纲之末。”这三纲的最后一种就是丈夫和妻子的结合。那天，毛在葬礼仪式上当着他父亲和所有亲戚的面，使用了这种指控，可证明他与父亲之间的敌意有多深，并且不愿原谅他。 30年代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时，毛还谈到他父亲，“我越来越恨他”，用了这样的言辞。
毛反抗他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其中有正确的成分，就是他怀疑他父亲要把他捆在田地上，而他已逐渐厌恶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从那时开始，他增强了决心，自己要独树一帜，过另一种生活。他开始再次读书，这次是在那个村子的私塾里读书，学校由一位更老的学究管理，这老先生是宗族里的老人。毛15岁生日后不久，他告诉父亲，他想到湘潭县去做学徒。实际上，他要到一个初级中学去登记注册。
在这件事上 ,也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他最终有了自己的办法。其后发生的一些事，显示出他父亲对这些事的另一方面的态度，在后来的生活中，毛对他父亲略有称赞。
那个老人始终如一地低估了他儿子的性格上的力量与棘手之处，于是，毛也不能辨别出这个吝啬人外表后面所隐藏的一个农民的骄傲与自尊。儒家思想中固有的见解是：两代人之间是连续统一体。毛认为，如果他的孩子们成功的话，他的生活也是成功的，他们的成功给他自己及他的祖先带来荣誉。毛的父亲或许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清楚地认识到毛就是这样的人，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家里的‘读书人’”，并且也认识到，在他们出生的农村这个狭小范围之外，毛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以后十年中的许多时候，就是毛描绘的这个像贪婪的、吝啬的暴君，被他的狭隘的阶级偏见所蒙蔽的父亲，为毛付了学费和生活费，甚至一种情况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时候，就是他的儿子永远没有回家的打算，所以以后也不会带给他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好处，他还是一直为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这样重复不断地对父母的权力挑战的更早的一代人，他们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中国在变化。甚至在遥远的韶山，那些古老的、永恒不变的习惯也在崩溃瓦解。
变化是内在的腐朽与外部的压力共同造成的。乾隆皇帝曾用傲慢的语言表示不考虑英王为贸易方便而做的第三次请求。他说的是：“天朝……原不外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那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世界上的权力平衡已经改变了。中国停滞不前，他的财富在残酷的叛乱与人民的动乱不安中源源不断地流失。
已经到了18世纪，耶稣教会认为湖南是中国最顽固的地方，一个“最担心迫害”的地方。后来，在毛的祖父的时候，湖南发生过反对太平天国造反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延绵八个省，并声称有2000万人参加。长沙曾经抵挡了一次历时80天的围攻，以后自称是“铁门之城”。抵抗并非是对皇权不忠，而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长沙的一些杰出人物看到了太平军的颇具吸引力的基督教教义，对儒家学术而言，它无异于异端学说。曾国藩，成为毛童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他击败了太平军。另一个湖南人洪大全，是两个重要的太平军领袖之一。
“孤僻与冷漠长期以来都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这是一个作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下的，“确实有些智力上的特征使他们逐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个省出了一大批朝廷的高级官员，也同样出了一大批改革者与革命者。
中国皇帝对外国人在他的门口觊觎，一开始是毫无反应。但到了18世纪60年代，号称自强的运动开始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下，改革者论辩说，如果国家有了现代武器，就可以抵制侵略者的入侵，并且可以继续他的传统的儒家生活方式。但是，那看来也是行不通的，因为1895年，中国再次蒙羞战败，增加了屈辱，这一次，它不是被西方列强打败，而是被它的亚洲同伴、直到那时中国人还蔑视的日本小矮子打败。三年后，一次改革帝制的尝试由年轻的光绪皇帝发起，但是，这次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分子毁掉了。国外已经在假设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情况。
一个名叫郑观应的上海买办在甲午战争前不久写了一本书，书名为《盛世危言》，毛从他的表兄那儿借到了这本书，当他通读了大约十四遍以后，才第一次意识到国家处于困境。这本书极力主张向中国介绍西方技术。书中对电话、轮船、铁路的描述远远超过了一个农村少年的理解力，因为他们没有电学知识，农村里惟一的动力就是拉东西的牲口和人的肌肉。这本书激发了毛的想像力，他那时整天在田里劳动。毛后来说，这本书有助于他决定停止农田劳动，并再次开始读书上学。
郑观应谴责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他提倡议会制的民主、君主立宪制、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经济改革。
但是，这些观念在毛的脑海中的印象，还比不上另一本小册子，这是他在几个月后通读的，这本小册子描述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情况。将近三十年后，毛依然记得书中开头的句子：“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论述了日本怎样霸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岛，以及中国怎样在印度支那和缅甸失去了宗主国地位。毛的反应就是千百万爱国的中国青年的反应。“我读了以后。”他回忆道，“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时候，对毛产生另一些重要影响的是，在清王朝腐败的时候日益增长的匪患和内乱。
毛喜欢造反者的故事，像长篇小说《水浒传》中讲述的梁山泊108个英雄好汉造反的故事，以及一些秘密社团与结义的兄弟会发誓为民申冤并保护穷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他第一次读了就入迷。毛回忆：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他永远没有失去对这些书的喜爱。
在形成毛的思想方面，更重要的影响，无论如何应该是1910年春，长沙发生的镇压饥民暴动一事，毛后来说这件事“影响了我整个人生。上一年，长江堤段两次缺口，洪水泛滥，淹没了湖南北部与湖北的大片稻田，第二次缺口破圩是那么突然，人民被迫逃荒，甚至来不及抢出他们的衣服”。一位在长沙的英国领事引用有关条款，反对那个省的巡抚限制粮食出口的提议。于是，一些领头的绅士们把饥荒看做垄断市场、制造丰厚利润的好机会。到4月初，粮价已达每斗140个铜板的现金交易，这是平时价格的三倍。来自该省内地的报告说：“人民吃树皮、卖儿救穷、路有饿殍、同类相食。”
4月11日，住在长沙城南门的一个送水人与他的妻子自杀身亡。一个同时代的人报告说：
这个人整天挑水，他的妻子与孩子乞讨，由于粮价如此之高，他们依然无法维持生计。一天，那个女人与孩子整日乞讨后回到家，没有粮食给孩子们做晚饭。她生起火，弄来一些泥，做了泥饼，并且告诉孩子，把这些饼烧熟了可以充做晚饭。然后她就自杀了。当那个挑水的丈夫回家时，发现他的妻子已经死去，他的孩子们正在烧当做晚餐的泥饼，这让他更觉凄惨，于是他也自杀了。
这一自杀事件激起一场暴动，那时的日本领事描述这场暴动“与一场战争毫无区别”。聚集在城南门附近的人抓住了巡警局长，事情后来泄露，然后，长沙绅士中为首的保守分子煽动了一批仇恨外国人的人，他们开始了日日夜夜烧杀抢掠，他们进攻的目标都是外国人占据的地方―――外国轮船公司，因为它的船在河里运送粮食，因此加重了粮荒，备受攻击；还有外国管理机构；外交使团；传播外国知识的西式学校。还不到第二天上午，暴动者的人数已达3万，他们牢记自己的冤苦，反对中国当局，还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巡抚衙门，并放火把它烧为平地。另外17幢建筑，多数与外国人有关系，有的被占、有的被毁，许多艺术珍品被毁，公共设施被破坏。
当权者迅速做出反应。尽管并无外国人受害，英国把炮艇开到湘江，公开向中国人示威，表明它和美国处于戒备状态，警惕厦门基地的亚洲舰队。后来，他们强迫中国给他们一大笔赔偿金。
而这件事最能揭示清政府的反应。湖南巡抚与另几个官员被革职。几个贵族绅士，其中包括两个具有大清帝国最高文化级别的翰林院学士，受到检举，说是他们煽动了这场暴乱，他们受到“激进罚款”的惩罚，这个结果意味着比贬黜降级的处罚更轻。而这城里的一个理发师与一名船工，像一个外国人所说的“不幸的可怜虫”的两个穷人，据说他们被指控为这场暴乱的领导人，装进木笼囚车，往城墙方向游街示众，在城墙根斩首，他们的头挂在路灯杆上。
毛这时候在一所初级中学登记入学了，这个学校就是他曾经威胁和哄骗他父亲才让他进的学校。学校紧邻他母亲娘家湘乡县，是一所吸取了西方教学方法的“现代”学校。毛离开他的故乡韶山，在他的这第一次旅行中，他有点不知所措……
那几天，毛和他的朋友们除此之外无事可谈：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做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几星期以后，另一件事又在湘潭南八十余里的一个叫花市的小镇发生了。一个当地地主与哥老会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哥老会就是兄弟会，他的分会遍及湖南及周围各省，是秘密的兄弟会组织。那个地主把他的情况向朝廷报告了，用毛的话来说，“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但是，哥老会的人没有顺从，他们迅速占领了一座叫浏山的山，并在那儿安营扎寨。
他们头上裹着黄头巾，手上拿着三角黄旗。湖南省当局派军队去围剿他们，攻破了要塞。三人被捕，其中包括他们的头领，一个叫彭欧迪的人。在严刑拷问下，他们供认，他们被指令使用义和团用过的方法和咒符，他们相信那些东西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彭被斩首。但是在那些年轻学生的眼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这样写。
无论如何，毛的观点并不像所选用的这些陈述那样鲜明清晰。第二年年初，又出现了另一次粮荒，这次是在韶山。毛的父亲继续买粮食，并把它们运到城里卖，这加重了韶山的粮食短缺。最后，他父亲的一批货物被饥饿的村民扣留。他父亲要大发雷霆。毛没有同情他，但是“我又觉得村民的方法也不对”。
毛这时候在一所初级中学登记入学了，这个学校就是他曾经威胁和哄骗他父亲才让他进的学校。学校紧邻他母亲娘家湘乡县，是一所吸取了西方教学方法的“现代”学校。他早已开办了好几年，是清朝廷击败义和团以后，吸收外国新知识的迟到的努力的一部分。毛离开他的故乡韶山，在他的这第一次旅行中，他有点不知所措：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有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
县立东山高等初级中学，作为官方命名的学校，更早的时候就是文学专科学校。高高的石头围墙环抱着学校，一付厚重的黑漆大门，墙外是一条壕沟，一座白石桥架在壕沟上，并与大门连接。山腰处矗立着一座七层白塔。毛付了1400个铜板的现金(约相当于1块银元或英国的5个先令)，作为五个月的膳食费、住宿费、书本费和学费。
在这样的学校上学是一种特殊的荣誉，那时候，200个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种教育水平。在这些小精英的周围，这个来自韶山的、长得瘦长的年轻人，比他的同学年龄要大，带着一口与同学们不同的乡音，在这里开始了艰苦的学习。“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毛回忆。“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以前在他与他父亲的冲突中学到的全部的坚韧，都有助于他战胜同学的敌视。毛自己也时常由于傲慢，顽固与十足的孩子气的愚蠢，做出一些更坏的事。当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也投枪出击。最后，他有了一些朋友，朋友萧三，后来成为一名诗人，笔名小爱弥。他还与一位表兄关系密切，这位表兄是她母亲家一位舅舅的孩子，他比毛早一年进入这个学校。
尽管毛有一些问题，但他还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老师也喜欢他了。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就是与自然科学相比，他更喜欢文学。历史是他特别喜爱的课程，他阅读每一本他能借到的有关近代中国所创建的两个伟大的朝代的书，这两个朝代是秦和汉，繁荣昌盛的秦汉时代正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他学习写古典文学笔记，发展了诗歌爱好，诗歌也逐渐成为他生活中永远的爱好。25年以后，他依然可以复述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词，那首歌的内容是庆祝日俄战争的胜利，是一位曾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师唱给他们听的：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日本已经因为那些编排了《新民丛报》的人，而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在日本明治维新、国家复盛以后，看见了外国先进思想有助于日本的繁荣，也认识到要用现代化运动来拯救他们自己的国家。到189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日本就迫使他们面对国家虚弱的现实。由于十年后日本又击败了俄国，这就表明了亚洲军队可以打败欧洲军队。自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权，中国后来的胜利证明是夹进了一些侥幸。但是，对毛那一代年轻人而言，更重要的是黄种人证明了他们可以战胜白种人。
毛说：“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数千名中国人曾设法到东京去吸收西方新知识。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人是光绪皇帝流产的维新运动的策划者，变法被镇压以后，他们背井离乡逃亡到日本。康有为对现代化辩论的伟大贡献，就是反复解释儒家学说具有一种向前看的意识，这与改革是一致的，代替了永远回到遥远的过去，那一段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梁启超是广东人，曾研究过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论点，并将它用于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的民族斗争中。他论证了中国必须要现代化，以便能够生存下去。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中国年轻人的偶像。毛的表兄给他两本有关维新变法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自己写的。毛写道:“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17岁时，依旧赞同清代封建帝国体制。“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描述道，“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那就是关于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