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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与民的关系






  全中国都解放了,大上海解放了。

  1945年5月,华东军区的某连队奉命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南京路”。

  这个连队的一批一批干部、战士,始终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自觉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受到人民群众的

  高度赞扬。特别是他们经受住了“灯红酒绿”的诱惑,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这个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对此,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继3月5日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写了著名的(杂言诗《八连颂》),至今依然在全国流传: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避。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的这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恰如其分。这既是他对治理国家的深邃思考,也是对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处理军民关系的总结,还是对执政者执政规律的揭示。

  回首往事,毛泽东在领导军队的初期,就是这样地要求他的部队用这样的行为规范来处理军队和人民的各种关系。同时,也正是他这样地处理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得以使他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部队。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为民、爱民靠民的思想,除去他坚定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世界观之外,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他,其带兵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又是来自于何处呢?

  据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在带领部队去井冈山的途中,就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大多来自于曾国藩在江西制定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爱老百姓。

  第一扎营不偷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踩禾苗坏天产。

  莫打民间鸭与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把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枝。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对于这“爱民歌”曾国藩是下了功夫的,他要求他的部下都要认真地背记,每天都要认真地高唱。应该说,这个“歌子”在当时他带兵镇压太平天国、维护其统治需要的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在带兵的过程中借鉴了曾国藩“歌子”中的精神,从井冈山时期的“上门板、捆稻草、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项注意”到以后逐步扩充的“八项注意”,不断发展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比较完整内容的新的“爱民歌”。

  1947年10月10月,他又重新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它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实行之。

  二、 三大纪律如下: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1、说话和气;

  2、买卖公平;

  3、借东西要还;

  4、损坏东西要赔;

  5、不打人骂人;

  6、不损坏庄稼;

  7、不调戏妇女;

  8、不虐待俘虏。”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在以后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历史经验,才使他的军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打败美国军队的第一流的军队。

  然而,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信服曾国藩呢?

  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毛泽东信他不仅仅因为曾国藩是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的人物,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少的名人,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梁启超、蒋介石、陈独秀,无不对他的治学、带兵、为人、行事推崇备至。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在青少年时代,也受了他这位同乡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过: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因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显然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他的“道德文章冠于一代”,主张“立德、立言、立身”,且在实际中兼而有之,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28岁就考中了进士,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是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所以他政治上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如要统治者要“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该很好地学习。尤其是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曾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锁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MAN

  HAN)。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迂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他的步步青云,得到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主要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沥血,精心操劳,训练出一支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立下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疼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僚,求吏才以剔僚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时刻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政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到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于酌盈济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其中,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把农业提到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他认为,“民以穑(SE)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曾建议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他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丰富多彩,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他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武器的现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人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观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最丰富并值得人们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再剪枝叶”,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精髓。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物,近百年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即有人指责他杀人过多,送给他一个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感。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家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结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要求的。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曾国藩产生了兴趣,大家希望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地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曾国藩的内心世界。

  青年毛泽东推崇曾国藩,固然有其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但也于其前辈老师的影响有关系。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所最敬佩的老师杨昌济、袁仲谦都很敬佩曾国藩。其中,毛泽东的老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提到了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认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因曾涤生、梁任功(启超)之例以勉之。”这些老者,又是毛泽东最景仰的老师,都这样的敬重曾国藩,这对毛泽东来说,影响是很多、很大的。

  毛泽东曾经认为,曾国藩当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得手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倡导攻心、以礼治人。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被他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华文化的战争(太平天国信上帝、拜天父,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

  据《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中记载到: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还说道: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般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确实是在曾国藩治军精华中汲取了营养,悟出了自己的道理。

  毛泽东站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指出: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就是鱼与水的关系,军民团结是制胜最根本的要素。所以,毛泽东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是真理!这是规律!这是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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