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位真正为革命、为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除了填词写诗是为了自我消遣，少量书信是为了个人私事以外，他所写的全部文章和全部讲话，基本上都是为了指导革命和工作实际，读者和听众主要是全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当然，也包括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在内，有时也指敌人和外国人。当时，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不高，要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就要求文章和讲话以通俗易懂为原则。因此，毛泽东主张写文章和讲话要“大众化”，反对“小众化”。他既反对旧八股、洋八股，也反对“老鸦声调”式的“党八股”，反对“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反对“尽量简古”。有时，他还特意指点人们如何才能使某个具体问题解说得通俗易懂。比如，他在一次报告中告诉人们，怎样解释“机会主义”这个概念，他说：“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4页）毛泽东是多么重视通俗化的问题啊！
毛泽东不仅主张语言风格的通俗化，而且始终不渝地实践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可以说是通俗性语言风格的典范。只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没有人读不懂听不懂的。即使是那些高深的马列主义哲学道理，即使是那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只要在毛泽东的笔下写出和口中说出，都会显得格外明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谈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毛泽东讲活，总是用“苏格拉底式”的，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看起来很随便”（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白危在延安时写的《毛泽东印象》中说，“当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他像是一个最慈蔼的教师或保姆”，“他能够用最清显的言辞来解释最深奥的哲学，用大众化的口头语来解释辩证法”。白危还举例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演中如何解释和对待民主：
朱德管八路军，他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