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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注:这是在纪念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88年第1期,编入本书时,小有补正。

  新民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当时也没有少年中国学会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要晚一点),但也是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个青年团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对于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建党,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来研究新民学会,进行学术讨论,就非常有价值,非常必要了。

  1949年我南下到湖南,先在报社,后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由于工作的方便,曾有意识地注意毛泽东早期活动的材料,也就接触到了新民学会。在抗日战争以前,我是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知道新民学会的。我们“一二・九”这一代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是强烈的。毛泽东、蔡和森那一代的情况呢?从我接触到的材料看,总的来讲也是差不太多的。但是我深深感到他们那一代人同“一二・九”这一代相比,不管从做人的方面来讲,从追求一个指导思想方面来讲,还是从对国家的责任感来讲,我们是远不如他们那一代的。所以我尽力搜集了不少材料,在1952年写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从内心感到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厉害得多。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年湖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毛泽东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候,先是汤芗铭、后是张敬尧的统治,非常之黑暗,袁世凯称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等等,整个国家情况非常危急。我写那本书的时候,长沙还没有找到《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湘江评论》也只发现第一期。后来修订出版时,他们那一代的情况,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看得更清楚了。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是1918年4月,而酝酿的时间则更早。毛泽东在1915年写“二十八画生启事”,征求朋友,他多年来就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实践理想,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是从讲求做人开始的。在那个社会,立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件大事,然后才谈得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怎样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呢?新民学会内部就有些分歧。从做人这一点来讲,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共产党人还要不要讲究做人?我觉得还很有意义。这个做人的问题(以及人性、人道等等问题),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是不好谈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很大一个方面是从人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也是从人(人类的总体到个体)出发。恩格斯讲劳动创造人。我们从这个理论发展到最后,似乎只有体力劳动对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农民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人,而忘记了恩格斯还讲过社会作用的关键性,从社会猿进化到社会人,依靠日渐发达的社会组织,决非仅仅依靠体力劳动这一局部作用。特别强调体力劳动的作用,自然就要轻视知识,乃至打击知识分子(我把话题又岔开了)。从做人这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确确实实走了歪道。新民学会是从讲究做人开始的,我以为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

  讲这么一个例子。巴金不是共产党员,从1978年开始,他写的一部《随想录》,很多人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他讲了许多真话,他忏悔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怎么乱七八糟跟着跑,参加批判别人,也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他的忏悔表明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可见做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曲折,几十年的磨难,其实人人都不会没有一点自我感觉的,即你自己到底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所得所受何在?有什么内疚与安慰?因此做人的问题还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因为很难说今后就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了。“文化大革命”时不是有一些震派人物、风派人物吗?这种风派人物现在我看还有,有的还很典型。最近几年就发生了一些“左”的情况嘛,也有一些人跟风转嘛。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向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前辈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的做人,从做人出发,然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再讲个例子。张治中,是我们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听人说过他的一件事,他曾经对蒋介石上过两次万言书,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时候,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第二次日本投降后打内战,他又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可见他同蒋介石是有分歧的。可是张治中从来不讲蒋介石,有关蒋介石的坏话也好,好话也好,他都不讲。这个事情恐怕有个做人的原则在里面。张治中做人这一点是不是可取呢?是不是他过到共产党一边以后,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他的功劳就更大一点?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历史作用,并不会因为有个张治中说好说坏而有稍许的改变。从做人来讲,张治中这一点不无可取之处。作为谈判代表,他希望和谈成功,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和谈破裂,他倒过来,就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由于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在和谈中倒过来,就有很大的价值,对整个国民党人士、中间阶层、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同他的做人也是分不开的。张治中于1969年逝世。“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种种过激和形而上学现象,张治中极为反感。他曾对家属说过:‘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又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观礼,此时,他已是久病在家,体力不支,但他坚持由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他想对毛泽东说句话。果然毛泽东又来到他的身边。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①我们党里面也好,社会上也好,不要说那些风派人物,许多领导干部同张治中比,就差得远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①转引自《文摘报》1992年7月9日,第945期,《张治中在“文革”中》。

  另外,我刚才讲了,新民学会确确实实为我们党的建立做了准备。50年代初,萧三同志同我闲谈时就谈到过。在我的书里面也写到了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同萧三谈话时,曾讲到新民学会是党的前身。现在大家研究的结果,以为新民学会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尤其是湖南党的组建,起了打基础的作用,而且从整个党来讲,新民学会培育了一批杰出的领导人物,杰出的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还有罗章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人,他90多岁了,全国政协委员。不久前我请他谈过一次。当年他在长郡中学,后来考取了北大。1915年就同毛泽东结交,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与蔡元培的关系始终很好,他被捕是蔡元培保出来的,出来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六大”时他是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问题是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个野心家当时采取了很多不正当手法。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讨论的时候,王明、米夫他们有时讲俄语,中国同志没法听懂,完全由他们操纵。罗章龙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全总党团的,我是中央委员,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我们都是中央的,你王明算什么。”他们反王明反得很厉害。但是问题就出在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分裂党的中央。”罗章龙对此可能有他的看法。三联书店出了他的《椿园载记》,写他前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等活动。1927年,毛泽东同他一起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以后这两位朋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湖南出了他的《椿园诗草》,里面有纪念何孟雄的诗,显然是另有看法的。罗章龙这个问题是做了结论的。据罗本人谈,是在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之后,才组织非常委员会的。对此事赞同的也好,不赞同的也好,现在还有些人活着,可以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点,最好留一个较完整的资料下来,包括罗章龙本人的资料。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讲过,罗章龙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是错的。我这里附带讲到罗章龙,因为,在新民学会里面,对建党,对党初期的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他曾起过很大作用。这次参观新民学会成立纪念馆,似不见罗章龙的名字。还有易礼容,现在也过90岁了,他当时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早年曾一起活动十年之久。

  新民学会的历史资料、人物情况非常值得研究。蔡博同志决心将他父亲蔡和森情况进一步研究清楚,以期写出更好的蔡和森传记①。蔡和森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的人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用“猛看猛译”的办法学习,他法文不好,就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他是党内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之一,比毛泽东接触得早一些,也多一些,后来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编《向导》。还有一个张昆弟,益阳人,后来在洪湖牺牲了,那时湘鄂西的负责人是夏曦。夏曦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学会里面,夏曦、郭亮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毛、蔡他们年轻。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到湘鄂西以后大搞“肃反”,错杀了许多人,张昆弟、柳直荀、段德昌大批领导人都被错杀了,总之,新民学会成员的情况,关系重要的人,要注意研究。

  ①非常不幸,此文编入本书时,得知蔡博同志已于今年(1991年)去世了。

  在法国蒙达尔尼那次会议的争论,1921年1月新民学会在湖南开会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是坚决革命的,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一种是主张教育救国的,认为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要从教育着手,代表人物就是萧子升。他比毛泽东高三个班级。那个时候在第一师范学生里面,在杨昌济这些老师的眼中,萧子升是第一个人才,毛、蔡可能还稍次一点。萧学曾国藩,经常正襟危坐,古书也读得很好,左手也能写字,本事很大,人也很聪明,所以学会成立时推他当了总干事。到了法国以后,他把“革命”与个人前途结合起来,要走所谓温和的道路。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官僚,长期寄居国外,据说是70年代中在乌拉圭死的。他晚年还写了一本书,《我同毛泽东一道行乞》,谈他们游学的经历(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湖南人熟悉的还有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等,这些人没有参加革命,后来都是从事教育工作。这里附带讲讲教育救国、改良主义问题。对这些,我们过去批判、否定得过分了一些,因为从事教育,培育人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延续性,总是要有人做的,社会要发展下去,不能中断,同工农业生产一样,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教育也不能一日中断,社会生活必须有教育。教师传授知识,教怎样做人,对于革命也是有益的。但是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天下就只有两家,像小孩看电影一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红脸,就是白脸;革命的最好,不革命统统不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之极端。新民学会70多人,有3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余的就是走教育救国或以教书为生的道路,这当然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里面最坏的不过熊梦飞、易阅灰两个人。所以这个团体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值得大家来研究。建党前,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有争论。我看这一次的纪念文章,对当时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问题只能相对地搞清楚,不可能绝对地搞清楚。几个人经常交谈,互相绝对信任,经常商量事情。即使原来没有叫小组,后来也可以加上个小组的名称。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就行了。至于建党之后,党与团的区别那是严格的,当时叫做“大学”与“中学”。

  再讲一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意见,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在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织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有。也谈到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早期最佩服的是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梁启超。王夫之、谭嗣同对他也有影响。杨昌济学贯中西,讲究实践,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以身作则的好教育家,一生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学生》,情文并茂,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今天读来,仍有教益。文章说:“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这样辩证的知行观,是他毕生的宝贵经验。杨昌济的教学精神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新民学会这批人都受杨昌济的影响,受杨昌济的求学、问难、做人、立身、处事和爱国的影响极大。还有曾国藩,那时湖南人(当然不止湖南人,陈独秀也如此)谁不佩服曾国藩?毛泽东在当年的通信中,就表白过他对曾国藩由衷的敬仰。曾国藩是效忠清廷的打手,集儒法权变于一身的角色,他用思想、用学术(所谓大本大源)征服人,他把太平军消灭,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太平天国讲上帝教,毁孔庙,曾国藩就用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做动员口号。我们大革命时也很“左”,也是砸孔、砸庙的,搬菩萨的,厉害得很,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的思想里面也有“左”的东西,(长沙街上贴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大标语)现在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经过了修改的,当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尤其在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不“左”是不可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来受“左”之害,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于革命奋斗之中不无关系。革命人物又多急功近利,总想超越历史,实现自己的理想。问题在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为什么晚年搞了“大跃进”不算,还要搞一个“文化大革命”,演成党和国家的历史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呢?追溯一下思想来源,在新民学会的时候,毛泽东总有不少先入为主的东西,使他早年的思想和思想的初恋,到晚年还起作用,这也是一种“返祖现象”吧。在他早期的思想里面,吸收的不仅有那个时代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中国的东西,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从孔孟到颜习斋、王夫之等书本上的东西,还有更多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习俗上来的,以及从广大群众意识,特别是农民意识、农民战争那里来的很庞杂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这些人身上都有反映。一直到他的晚年,这些早年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清除掉。这些是题外的话了。我们研究早期这些人物思想的时候,还需要把人物的中期和晚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不能完全说明问题。50年代我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时,如关于曾国藩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等,我有意识地回避了;1980年修订再版,才涉及了这一点及其他有关的思想资料。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有有形的影响,有无形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文字上的,有些影响存在于社会习俗之中。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我想讲一点今天研究新民学会的现实意义,他们那一代人当时从讲究做人出发,到立志救国救民,他们所做所想的,他们的言行等等,对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呢?最近看到2月15日的《世界经济导报》,上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今天仍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况。六七十年以前,毛泽东、蔡和森等所处的国家危机情况同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情况,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但是有一点还是基本相同的,就是中国还是落后而贫穷的。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占日本的15;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美国超出中国36800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讲,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后两方面,我们同西方、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危机感主要属于这个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谈到最近确立的沿海地区战略等等,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这种危机感应该让大家特别是年轻人理解。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的种种问题。有人提出教育危机,人才外流,“读书无用”。读多少书也搞不成一个万元户嘛,搞万元户不一定读很多书嘛。现在不少的大学生讲实惠,耽于玩乐、吃喝、过早恋爱之类,这种情况值得忧虑。我们应该唤起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尽管今天中国的处境同70年前新民学会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建国之后,“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不断搞政治运动,不断搞“左”的东西。特别是1957年之后,走了这么大的弯路,阻碍了我们经济和科学技术更快地发展。这次开人大、政协会议,议论最多的是物价问题、党风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农业问题等,反映了我国今天的现实。因此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的时候,应该唤起现在青年人的一种危机感,使他们关心怎样更快进行改革,把国家搞得更好。新民学会那一代的奋斗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尽快改变落后状态。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还有沉重的人口包袱背着。我们也还有特殊的思想上的包袱。不少人议论,有两个大的思想包袱:一个是封建的东西,几千年的影响;一个是“左”的东西,几十年的影响。这两种阻碍我们前进的深重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彻底清除。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会有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东西侵蚀进来,这应当引起大家严重关注,特别要加强对青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但不论怎样,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有错误,不管现状如何,今后的世界总的大趋势是和平,不是战争;是合作,不是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天国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既成格局,已经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害安危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未来将只有一个统一市场,没有什么两个市场。

  我讲了这样一些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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