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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粉碎江青“四人帮”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垂暮的岁月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搞乱全国,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江青一方面迫不及待地伸手要权,一方面恨不得毛主席早一点死,以便夺权篡位。毛主席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多次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教育。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党中央决定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亲历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态度恶劣

  1971年,毛主席工作很忙,身体每况愈下,我们非常为他的身体焦急,而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却对此漠不关心,很少过问主席的健康。到了1972年1月25日,主席气喘喘地说:“张耀祠,请你同医生去钓鱼台,给江青谈一谈我的病情!”

  当天下午3时,我们乘车去了钓鱼台。江青当时正坐在沙发上养神,护士叫醒了她,我们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医生对她说:“主席现在患肺心病,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发作,每日阵咳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困了,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打个盹,从入冬以来一直不好。”

  江青听了,摇摇头,表示怀疑。她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原本给江青汇报希望能引起她的重视,没想到江青却持这种态度。

  我接着说:“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弱了,有病应该休息和及早治疗,可是,这两条主席很难做到。他日夜操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有病不能休息,也不治疗,不愿打针吃药,他的病拖的时间太久了,病的发展就重了。现在,他的双脚浮肿,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江青慢腾腾地说:“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我,我好有个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呢?是真的有心关心还是为篡党夺权作准备呢?

  我们在江青这里谈了三个小时,她为什么无动于衷呢?非要坚持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呢?后来她的思想行为就一点一点地往外冒了。

  1月28日晚12时。

  我和医生进到主席卧室,主席正躺在沙发上,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摸着摸着,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我急切地问:“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说:“没有摸到脉。”

  当时我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医生转身给汪东兴打电话,请他马上来游泳池,并商量请总理来。

  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我马上就来。”

  总理考虑到主席已是79岁高龄的人了,工作这样紧张,身患重病,应该请江青来看望主席,家属可以配合医生为主席治病,正是由于这一点总理亲自给江青打电话,请她来主席这里,主席病重。

  周总理、汪东兴等到江青来后,医生把主席的病情作了简单的汇报,然后一块来到主席的卧室。

  主席这时已经醒了,江青刚一见主席就拉大嗓门讲道:“我说,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厉害呢?”她气狠狠地说:“医生护士谎报军情,”她接着讲道:“不要打针吃药,吃药反而不好!”

  江青离开毛主席卧室来到值班室,蛮不讲理,闹得更凶。她死咬住一条吼道:“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们所讲的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 ‘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

  这时,医生护士一肚子的怨气不好发作。我站在一边没有吭气,周总理、汪东兴同志也没有说什么。

  江青闹了一阵,没有谁去搭理她,悻悻地离开了游泳池。

  本来,主席这期间在打针吃药,进行治疗,可江青这么一闹,主席生气了,针不打了,药也不吃了,使医生护士们非常为难。

  过了两天,医生护士对主席说:“主席,还是治病要紧,不要为江青同志那些话生气了。”

  主席非常平静他说:”那么多意见,怎么治呀!”

  经劝说,主席同意打针吃药了。

  1月31日晚8时,江青来看主席,她在主席那里坐了十二分钟,主席没有跟她讲一句话,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仿佛对江青有很多愤懑。可江青出来却对我说:“主席的脸色比我好,很神气,只吐了一口痰,眼睛瞪得大大的,与你们谈的完全不一样。”

  我长嘘了一口气,对江青说:“主席今天还没有睡觉,已吃过两次安眠药了。”

  江青说“不对”,她觉得说的话不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也希望主席好,你们要沉着,不要慌张,我并不是否定主席的病情,要看到好的嘛!”

  对于主席的治病,江青也做做样子,表示她很关心和重视,但是没有想到江青所做的这种“样子”连她自己也骗不过去。2月2日晚12时,江青约周总理、姚文元以及我和五位医生,在怀仁堂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

  可是江青在会上避开主席的病情不谈,专谈她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不好,说自己浑身都是病,一个劲儿地抱怨别人对她的健康问题关心不够,她整整谈了三个小时。我坐在那里感到非常纳闷:不是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吗?怎么总是谈她自己呢?

  我当时沉着个脸,连总理都没有插话的机会,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只好陪着她,听她没完没了地谈。

  最后,江青终于看到了我的脸色,一本正经地冲着我讲道:“你不要愁眉苦脸,你们责任重大。不是我不同意主席打针吃药,是主席不同意打针吃药。你们要做好准备。”

  次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江青告诉汪东兴同志:“让张耀祠同志来怀仁堂参加会议!”

  汪东兴转告我说:“今晚8时,你去怀仁堂开会,我留下来值班。”

  江青在会上摇头晃脑他讲道:“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 ‘慌报军情’。”江青再一次恶狠狠地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

  这一番话,江青讲了两遍,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一个人附和她的意见,江青显得非常孤立。

  江青每次来主席这里,都要向工作人员询问主席的病情如何,使工作人员非常为难。说真情,江青便骂骂喋喋;一句不讲,江青也大发其火,说“你有敌对情绪”。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在2月6日下午特意向我们交待:“今后江青如果要问病情,你们不要说,说也说不清楚。”

  2月6日晚8点钟,江青来了,像以往一样,江青问道:“今天主席的病情怎样?”

  我对江青说:“主席今天指示,今后不要说病情,说也说不清楚。”

  江青“吭”了一声,到了主席的卧室,不多会儿就出来了,气鼓鼓地对我说:“你今天有敌对情绪!”

  我说:“我没有敌对情绪,我是执行主席的指示!”

  江青没好气他说:“引起病人的不安不好,不要无事生非,有人告我的状。当然要听主席的话,你们不要紧张,不会否定你们的成绩。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放松警惕!”

  等到主席身体状况平稳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总理、江青、汪东兴来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他当着周总理、汪东兴的面,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一席话,说得江青垂下头来,暗中更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2.毛主席突然休克

  毛主席由于过度疲劳,加之他的肺心病伴严重缺氧,病越发严重起来。在他的住处,都存放着氧气筒,二十四小时都放着氧气,以保证室内氧气充足。

  1972年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主席突然出现休克,把我们都吓坏了,这是主席第一次这样发作,弄得医生护士手忙脚乱。当时是护士长吴旭君值班,她的工作精细认真,极端负责。看到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显得很安然,她摸了摸主席的脉,没有摸到,便立即叫医生快来。

  这时,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和医务人员一起马上对主席进行紧急抢救。顿时,整个空气都紧张了起来,胡医生口述所需要注射的药物,他讲一句,吴旭君重复一句,生怕忘记和弄错了所需要的药物,她牢牢地记在心上。备完注射药物,即往针管里抽,然后由吴旭君向主席体内注射。

  此间,主席一无所知,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他安然地躺着。

  注完药物,胡旭东扶起主席,有节奏地用手拍打主席的背部,不停地呼叫:“毛主席,毛主席!”

  张玉凤也帮着拍打主席的背部,深深地叫着:“主席,主席!”

  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赶来了,他指示:“你们要用全力抢救。”他沉重他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经过紧张抢救,主席慢慢地睁开双眼,他见到眼前围在他身边的人后,才知道自己刚才休克了。醒过来的主席显得神态安详,他幽默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经主席这么一说,经历了一阵紧张时刻的工作人员,只有在这时才轻松地笑了,总理也笑了。张玉凤同志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跟前,主席喘着气说:“谢谢你们!”并请他们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主席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主席的健康状况是绝对保密的,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级党政军领导人,都不知道主席的身体如何。要说知道,那也只是接见外宾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般情况。

  主席身体康复后,同医务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合了影!

  周总理为了鼓励医护人员和在主席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自己出钱搞了两桌饭犒劳大家。饭吃得很香,心情也特别愉快。但这餐饭也有遗憾之处,那就是总理因工作太忙,没有同我们一起用餐。

  中央决定,在主席病重期间,由周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的领导。

  3.江青是怎样为自己的后路做准备的

  1973年10月的一天,江青要来见主席,打电话给张玉凤。张玉凤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她要来就让她来吧。”

  不多会儿,江青来了。

  谁知她一走,主席气喘喘地对张玉凤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分我的遗产稿费了。”

  过了两天,主席叫张玉凤到特会室取了三万元。

  张玉凤吃了一惊,是三万元,在那个年代,三万元钱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张玉凤把钱送到钓鱼台,亲自交到江青的手上,江青看到只有三万元,嫌少,对小张说:“小张,三万元对你们来说,不算少了,对我来说是不够开销的。”江青拿了这笔钱叫张玉风替她保管。

  1975年7月,江青给张玉凤写了一张条子:“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新华社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用具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她还要毛主席再给她八千元。

  主席从来就是非常节俭的,没有吃完的饭总是叫大师傅下一餐热了再吃。李讷小的时候吃饭总是往桌上掉饭粒,主席常常就讲农民种地不容易。毛主席进北京只做过一双棕色皮鞋,皮鞋穿得很旧了,也不愿再做新的,买来的新布鞋他往往让卫士穿旧了自己再穿。主席处处想到的是老百姓,是穷人,很少顾及他自己,他身边的卫士大部分都得到过他的“救济”,谁家有困难或是遭了灾,他知道后总是要慷慨解囊。当然得到他的补助的同志谁也没有主动伸手找他要过,而江青不愁吃不愁穿,却厚着脸皮要了三万嫌少,还再要八千元。

  主席后来对我们讲道:“鲁班到终南山学艺,出师时,老师送给他一把斧子,并说,有人用斧子为自己挣下了一座金山,有人用斧子在人们心中刻下了一个名字,你是选择那一种呢?鲁班毫不犹豫地回答:选择后者。我们共产党人的手中都有一把斧子,那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想拿这把斧子去挣一座金山,她也会在人们的心中刻下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是万世臭名!人啊,要有志向,这种志,是中华民族之志,是共产党人之志。毛主席非常坚定地说:“共产党人的志不能仅仅写在党章上,而要写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落实到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三箭齐发,只瞄一箭

  1974年1月,江青乘主席病重期间,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不请示毛主席,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叶剑英同志,打电话给周总理,决定在1月24日和25日召开驻京部队、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这两天会议,都是由江青一伙事先找迟群、谢静宜在钓鱼台精心筹划的,江青要迟群和谢静宜在会上发言。

  “四人帮”在这个大会上不批林,假批孔。实际批的是“走后门”,三箭齐发,只瞄一箭,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身上。江青在会上批评周总理,说他“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批评叶剑英和老干部送子女当兵“走后门”,要限期从部队中退回来等等。谢静宜说:“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一讲批林批孔的问题,孔夫子是一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不批臭他,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他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说:“代表反动的孔老二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们要坚决批臭这种妨碍 ‘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都要把他拉下马。”谢静宜又说:“‘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不坚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 ‘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迟群发言,语调也是杀气腾腾的,他说:“还有那个走后门的问题,批林批孔不是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迟群讲完,江青没好气地对总理说:“总理,你说说吧。”总理接过活筒,说:“我是来参加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但我事先也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走后门’的问题,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敏感,有点落后于形势!”会后,江青把两次大会的录音和材料带到钓鱼台,用了三天时间进行精心修改和复制,准备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企图在全国再次掀起一个批林批孔和批“走后门”的运动,把全国再次搞乱,以便混水摸鱼,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

  一次江青得意忘形他说:“哈哈,如今,周总理都叫我们搞得没办法了。”

  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即指示:“不要发录音,发了录音的要马上收回。”这样,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

  1974年1月28日,我们把江青“1.24―1.25”的两次万人大会的讲话录音拿来放了一次,其中江青念了一首诗,说是毛主席写的,现在有许多书刊在写这一段历史时,都引用了这首诗。该诗不长,只有四句,其曰: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我们把录音连放了两次,认真把该诗记录了下来,交给了主席,先后两个工作人员,问道:“主席,江青说这首诗是你写的,你看是吗?”

  主席拿着这首诗,看了看,摇摇头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如此。”

  后来根据工作人员和机要秘书回忆,都说主席没有写这样的诗。大家认为,可能此诗是江青自己杜撰的,用这种形式来欺骗群众,整倒郭老。

  面对主席的批评,江青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反而紧逼叶剑英同志限定时间把当兵的子女调回来。

  叶剑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便把自己的子女情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1974年2月15日,毛主席看后在信上批了一段活:“此事甚大,从部队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批林批孔还是要靠这些老干部……”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了周总理,请他负责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江青是中央委员,她看到主席的批示,气急败坏地质问总理:“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不给我看呢?”

  周总理说:“主席叫我印发的。”总理把主席的批件送给江青,江青仔细看完批件,眼睛一瞪,哑口无言。对于这两次会议,在主席多次批评后,王洪文迫于形势,不得不作了几句检讨。1975年5月,王洪文在他的检讨提纲中写道:“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日两次大会。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的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但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这伙人就是这样的,明知不对就是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处处阳奉阴违。

  5.主席最反对拉帮结伙

  1973年3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强调指出,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总理感到这是一个解放老干部问题的机会来了。这天他来看望主席,并向主席报告了有无数的老干部挨整,他们一直没有工作等情况。主席说:“你说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我也是无意的把他们打倒嘛,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老同志受罪嘛!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烧糊了就不好吃了。”总理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主席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都是林彪、江青“四人帮”干的,凭心而论,主席是不知道的,他们都瞒着主席四处整人。

  1974年3月的一天,江青要求见主席,主席不愿意见。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年3月20日

  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下午3时,与会人员均陆续到了会场。

  这时江青来了,尽管她尽力地向人展示出一种首长的派头,但仍然掩饰不住心中那种受训的刺痛,显得很不自在和拘谨,以往的那种高傲和主角的派头不见了。就在这次会议上,主席点名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主席接下来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不好呢,你的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也就在这个会上主席当着大家的面指着江青说:“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这就是主席讲的上海帮的由来。

  毛主席宣布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开完政治局会议,毛主席离京。7月19日到了武汉,9月29日离武汉去长沙。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说:“江青,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又严肃指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呢?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早在4月27日的政治局的会议上作了点儿自我批评。当主席在5月3日指出“四人帮”的严重危害性后,江青不得不于6月28写了一封遮人耳目的欺骗信: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是开得好的。政治局比过去团结多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为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

  江青

  江青身边的护士多是从8341部队调去的,一个个都是经过挑选审查好了的。最先向我诉苦的是小许同志,她在江青那里呆了三年多时间,其中先后四五次向我哭诉说:“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折磨。”她请求说:“首长,你把我调走吧!”

  我非常同情小许同志,但是我不得不考虑到主席的情绪。当时我劝道:“不要计较她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还是要看在毛主席的面上,多忍耐,要顾大局。”

  小许的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她对江青的服务情况,我感到是做到家了的,然而她被江青扣上帽子,赶了出去。

  小许走后,又把小赵调了去,没过多长时间,小赵同志又哭哭啼啼找到我,说:“江青无故地发脾气,无事找事,常说,你是‘特务’、‘反革命’,你要害我,你走路把贼风带来了。逼得我们好惨!”

  几年时间里,小赵也是找了我好几次,我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小赵劝了回去。最后仍然是扣上帽子赶出了钓鱼台。

  有一次我对汪东兴说:“江青如果再要调护士,我再也不给她了。”以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汪东兴管,后来汪东兴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其实,我也难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这些护士最惨的是小周同志。小周在江青这里也是干了好几年,江青对她百般摧残,动不动就骂,罚她长时间跪在地上,最后江青对她进行逼供审讯,戴上“特务”、“反革命”帽子,投进了监狱,把人逼疯了。

  最不可饶恕的是,她把一个忠实可靠、很有才干的秘书阎同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达七八年之久。

  毛主席知道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行为,恼怒极了。有一次,毛主席指着江青的鼻子,严厉斥责:“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主席生完气,江青走了。主席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他长叹着气说:“江青使我背上了一个政治包袱。”

  此后,毛主席不愿多见江青了。

  6.伸手要官要权

  1974年10月17日。

  江青一伙人正背着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开会,筹划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议,觉得自己的如意算盘如何拨拉,必须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于是决定让王洪文去长沙见毛主席。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背着有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不通知警卫部门,自己向空军要了一架专机,秘密从北京飞抵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得知王洪文来长沙,赶到机场迎接。汪东兴要我去接王洪文。13点15分,我接上王洪文离开机场,我便直接将他送到主席的住处。

  王洪文见到主席,询问了主席的身体情况,然后就讲道:“主席,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的会,最后商定让我来向主席汇报的。我是冒着危险来的。”主席静静地听着。王洪文讲道:“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进一步强调说:“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主席反问道:“是吗?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哇?”王洪文见主席炽炽发光的眼神,颤颤地说:“是的,主席!总理虽然有病都忙着找人谈话,嗯……”王洪文“嗯”了好长时间,他灵机一动,转变话题,在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分别作了一番吹捧。这时主席一声没有吭。王洪文见到主席没有任何表示,最后只好讲道:“今天我还要赶回去,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此时一脸正色,他语重心长他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主席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主席最后说:“你在政治思想上不强,你们这些人的职务也够高了。”一席话说得王洪文心里像倒了五味瓶。当日下午时15分,王洪文连招呼也不打就愤愤地离开长沙回北京了。

  早在1969年4月,在召开党的九大前夕,有人给中央来信,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在他们企图由“四人帮”“组阁”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回京后,主席于11月12日亲笔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但是,江青并不听主席的告诫。11月19日,江青给主席写了一封“检讨信”,信上说:“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我认为这些话并不是江青的内心话,在她的信的末尾才是她写信的真实意图:“自九大以来,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主席看了江青的检讨信说:“这不是检讨,分明是伸手要权,她的权还小吗?”毛主席一直没有给她发号施令的实权。

  主席回信再次批评了江青:“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职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其野心仍然不死。1974年10月18日,她把王海容、唐文生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二人在陪外宾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她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经常往总理那里跑,没日没夜地去干什么?是搞阴谋活动,周恩来是后台。周恩来和邓小平不分白天黑夜地频繁活动,很像1970年林彪搞的那一套,是篡党夺权活动。现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不能不提高警惕呀!”说到最后,江青说:“在人事安排上,我建议让王洪文当副委员长。”

  10月20日,王海容、唐文生陪着丹麦首相哈特林来到长沙见毛主席,等外宾走后,她们向主席转达了江青的“人事安排”意见,主席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主席说:“你们回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的后面批东西。”“江青有野心,到处伸手,她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向群众讲话。总而言之,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她不能代表我。”

  江青不善罢甘休,再次找到王洪文说:“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人恩赐的,你再进行一次拼搏,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怕这个三长两短,关键时刻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快到嘴的东西你不去争,不去抢,难道还要别人喂到你嘴里来吗?我为你当委员长,费了多少脑子,采取了多少措施,你知道吗?只有你再去一次,你不去谁去呢?”

  王洪文说:“江青同志,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好心,我辜负了你的一片期望。船到码头车到站,官当大了,怕失去位置。现在我们并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还要斗争,要拼搏,不然我们所得的一切,也可能被人家抢去。哪怕是百丈深渊我也要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我去长沙向主席面谈,再力争一次。”

  江青高兴他说:“这才是好样的,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怕什么,顶多挨几句批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抓住,就不能放弃,这叫‘寸权不让,寸权必争’,必须要争。”

  正好12月23日,周总理约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同乘一架飞机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他既不吭声,也不与总理同行,独自乘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一天,王洪文按江青的意见去找主席谈。讲着讲着,主席生气了:“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让你和江青搅在一起,你不听,你们几个人拉帮结伙搞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你在这里呆两天,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错误。”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

  王洪文唯唯诺诺说罢,向主席告辞回到了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就是这个不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到 1976年10月6日把王洪文逮捕后,才在他的抽屉里把检讨抄了出来。其中写道:“两天来,我认真。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主席发现后曾多次指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 ‘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我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我不是全面地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的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主席对周总理说:“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了,我对她作了许多工作,她就是不听。她搞了三件事,‘批林批孔’又夹着批 ‘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

  总理沉默了好长时间。

  当总理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主席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让小平同志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总理说:“人才难得。”主席放下笔来说:“是喔是喔!”

  这样“四人帮”终于没能改变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十届二中全会于1975年1月8日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l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人大会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会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决定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江青一伙深感这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

  这天她又把王海容、唐文生叫去,把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见报告给主席。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唐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江青不死心,于1975年1月23日乘飞机来到长沙,她见到主席,主席开言道:“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江青于 27日愤愤地离开长沙,回北京去了。

  江青深感历史对她不公乎,借古喻今,为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摇旗呐喊。 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开十一省、自治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提出“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她还表露了想当“女皇”的野心,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主席知道后批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一省谈话。”

  7.穷于心计抓军队

  江青一伙早就筹划着要把军权抓到手。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在会上,江青点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陈亚丁回去你要动一动了”。“春桥同志,看来要夺军权,军队文化工作还是让亚丁去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江青以部署性的口气说:“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江青还说:“亚丁的问题,军委备个案。”张春桥说:“那没问题!”

  此后,部队工作中的报告、文件和信是写给军委的,但江青不送给军委主管部队工作的叶剑英同志,而往往是批给了王洪文。他们秘密放火烧总后、烧总参,搞得人心惶惶。

  江青甚至想把火烧到毛主席的身边来。一天,她跑到游泳池,对主席讲道: “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靠不

  毛主席没好气地批驳说:“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林彪为什么要搞大小舰队呢?有8341部队就够了么!林彪逃跑, 8341部队一个也没有被带走嘛!8341部队是一支好部队!”

  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又生一计。一天她向汪东兴提议:“让迟群到8341部队当政委,你看怎么样?”

  汪东兴说:“迟群不能当政委,如果要她去当政委,必须报告毛主席同意。”

  后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反问道:“迟群怎么能当政委呢?!”

  8341部队当时有八个大队,数千人,是一支林彪害怕、江青一伙千方百计想抓到手的部队。但是,任何野心家、阴谋家都未能得逞。

  江青没抓住军队,便决定搞第二武装。

  1974年的一天,江青同王洪文、张春桥说:“现在我们怎样把军队抓过来呢?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步棋。现在都抓晚了……”“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我们搞第二武装,造反派还是听我们的话。把民兵组织起来。发给枪支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到了节骨眼上时,把这支队伍拉起来,是可以同他们较量一番的。”

  江青看着王洪文说:“洪文,第二武装,你在上海先搞起来。那是你的根据地,人熟地熟,又有群众基础。”

  王洪文点头说:“给民兵的武器,要现代化的机枪、大炮、甚至火箭等都应装备齐全,不管出了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武装。 ‘权’肯定不是靠别人恩赐,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夺取。”

  王洪文多次到上海去,经过精心策划把武装部改为民兵指挥部,另立系统,受“四人帮”一伙操纵,并力图把它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王洪文直言不讳他说:“把我这支队伍(民兵)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要把现有的民兵武装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

  此后几年,王洪文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上海擅自扩大组织,增加经费,生产军火,储备物资。

  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窜回上海,接见了市委和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他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挥部,把武装部合并进去。这不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你们可要给我抓好。现在你们要作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来,我们是否站得住。”

  主席逝世后,上海民兵工作更加紧锣密鼓了。他们在主席病逝的第二天,就决定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以加强“第二武装”。1976年9月21日,张春桥、王洪文请徐景贤秘密从上海来到北京,要他汇报民兵准备工作情况。

  徐景贤说:“民兵现在可以应付一阵了。”

  张春桥说:“你回去抓紧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能只应付一阵子。要抓紧搞好战备,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海民兵责任重大,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谈完话的当天,王洪文去上海检查战备落实情况,回到北京后,江青找到王洪文说:“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王洪文说:“上海没有问题,我刚回来,已经部署就绪,过几天,准备再去检查落实一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北京。如果这里的军队控制在我们手里,就什么也不怕了。”

  其实,王洪文并不放心, 23日又给上海的玉秀珍打电话,叮嘱“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

  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去上海,向市委常委传达他的指示:“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阶级斗争是曲折的,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过严重考验,林彪要在上海搞都没有成功。”

  “四人帮”商议了分头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

  江青到了北京昌平某部。

  王洪文到了保定某部。

  张春桥到了通县某部。

  他们分头串连拉拢煽动部队跟他们走,但是谁也不理他们,没有拉动一个。解放军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8.江青大闹政治局

  1976年9月29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和北京及外地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江青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帮腔,说什么“今后要加强集体领导,为了保证不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在今晚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一时间空气异常沉闷。很显然,要求讨论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让她当党中央主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江青一伙错误地估计形势。过去政治局的同志对江青的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多是谅解她,谁要说个不字,谁就会遭到厄运。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毛主席选定了第一副主席后,这自然让江青没了份,即使要大吵大闹,许多政治局的老同志也都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主持正义,顶住她。这不,王洪文、张春桥把江青“抬”出来,立即就遭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这时,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这样的:我是主席的联络员,是从辽宁来的,主席现在去世了。我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

  华国锋念完信,当即表态:“我同意毛远新同志回辽宁。”那四个人一听,都语无伦次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

  其实,毛远新给华国锋同志的信是江青一伙人事先策划好了的,想以此来试探对他们的真实态度。没想到华国锋同志一下子砸烂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江青瞪着眼讲道:“毛远新不能回辽宁,要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报告,他还要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同志没好气地盯着江青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来参加后事呢?”

  这时江青气得青筋暴胀,高声吼道:“我什么时候讲的,我根本就没有讲,这是栽赃,这是诬陷!”

  江青的撤泼,在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到了。也就在这时,汪东兴出来作证:“江青是讲过她与毛远新不参加主席的后事!”

  在证人面前,江青脸面大扫,立刻又哭又闹,她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张春桥见此情景,马上打圆场道:“还是这样吧,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

  江青也拿出演员的技巧,也不哭不闹了,她说:“对,还是把主席的文件、材料交给毛远新。这样做,我放心!”叶剑英这时斩钉截铁他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管。”会议对峙到次日凌晨。江青眼看难以实现自己的意愿,再一次哭闹起来:“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这话,好像政治局会议是由她在主持,由她发号施令。华国锋同志长叹着气,说:“这样,叶剑英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的同志留下来,还是不要走。”江青非常强硬他说:“不行!”王洪文也附和道:“无关的都走!”叶剑英愤然离席。接着有几个委员相继离开会场。汪东兴没有走,他怕会出现更加可怕的情况。江青又开始喧嚣起来,感到无关的人员还没有走完,死死扭住华国锋不放。华国锋同志不耐烦他说:“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张春桥也跟着讲:“毛远新不能走,还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同志马上讲道:“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华国锋说:“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的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华国锋同志毫不客气地说:“即使三中全会要做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

  讲完,华国锋站起来说:“散会!”

  1976年10月1日至5日,江青等先后去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七厂等单位频繁活动,到处发表演说,蛊惑群众。她在清华大学居心险恶地说:“有人要迫害我,有人要弄死我。他们绑架了我一次,我准备被绑架第二次。我随身带了一把剪子,准备自卫。我向你们年轻人宣誓: ‘我要斗,我还能斗,我要锻炼好身体,跟他们斗’。”

  江青还散布谣言:“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江青也在为自己梦想登基制造混乱。她对一些群众讲道:“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讲,生产力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一席话,讲得一些师生员工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这江青究竟懂不懂政治经济学,懂不懂生产力的概念呢?

  江青外出的这几天,不告诉警卫部门,而是让她的亲信派民兵给她站哨。

  10月3日,王洪文窜到北京郊区平谷县,他问人家: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9.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党中央决定:粉碎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做到一网打尽。

  这项行动,由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部署,汪东兴同志负责组织实施。

  从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交待任务。

  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找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的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 ‘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

  我当时对汪东兴说:“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江青一伙正在蠢蠢欲动,加紧篡权,党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是在这关节点上。我们必须先下手。

  当我们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一看表,才下午点,离晚上8点还有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中,勾起了我许多往事的回忆,越发感到江青罪大恶极,恨不得马上就去抓她。等呀等呀,觉得这四个小时特别漫长。

  时间到了,我们随即出发。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201号楼,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我和武健华等人在晚上8时,先到毛远新的住所,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了起来,马上关了电视。

  我即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宣布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不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的住所很近,我和武健华20点30分来到了她的住所。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对江青极大的愤恨,我当时说的“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去的话。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这样几个字:“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作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江青平时用的小车和一直跟着她的司机在外面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

  其实,早在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但是,它表明了毛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时间。在他生前没有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在他逝世后的第27天,在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zyc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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