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诤誎惠王 斥责自圭| 春秋战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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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传》诤誎惠王 斥责自圭| 春秋战国历史

《孟子传》第14章 诤誎惠王 斥责自圭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许行倒是颇有些自知之明,听取了陈相的汇报之后,虽说心中不悦,但却偃旗息鼓,不再主动出击。

滕文公终究是个竖不起来的灌肠,加以官僚贵族们的嫉恨反对,孟子师徒便不得不离开滕国到大梁去了。

虽说孟子的仁政主张再次失败,但滕文公待孟子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君,所以当三年后离滕时,孟子师徒的声势、气派和阵容已经大为改观,正所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耀眼生辉,令人目眩。

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可是如今的孟子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孟子这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是在布满荆棘的崎岖山路上攀登,是在艰难与困苦中挣扎,每前进一步,身后都留下了斑斑汗滴,殷殷血迹。然而他却依然年轻,大约关注民生,为理想和事业执著追求者,青春永驻,永不衰老。不过,坎坷与磨难,挫折与失败,心皱多于面皱的古稀年龄,使他变得更冷静更实际了,虽然对理想的追求依然矢志不渝,孜孜不倦,丝毫也未降低标准,但已经不再孩子似的天真烂漫,把理想当现实了。一路之上,他无心凭轩眺望,欣赏春回大地的美景,脑海里一直跳荡着魏国的现实,梁惠王的为人,特别是梁惠王对商鞅的态度,欲从中推导出赴魏后的前景与命运。

魏、赵、韩三国祖先魏桓子、赵襄子、韩康子原为晋国重臣,三人联合叛晋,分其地而据以称强。魏文侯为战国名君,系孔子名弟子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仁学的熏陶。魏文侯还受教于田子方与当时有名的高士段干木结为挚友。在政治上,他起用了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文明强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继位,在文化成就上比不上他的父亲,武功却远在其父之上。他起用名将吴起,与韩、赵共灭其宗主国晋,三分其地。

梁惠王远不如他的父辈与祖辈,所处的时代也更复杂更困难了,但在用庞涓之前,也曾有过赫赫战功,打败过韩、赵、宋,威胁鲁、卫、宋、郑等国来朝,与之建交,并曾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自从用庞涓为亲信大将后,对外用兵屡屡败北,丧权失地,长子被俘,故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旨在振兴魏国,称霸诸侯。

商鞅,卫国人,复姓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或卫鞅。因其为庶子,在家族中无地位,不被尊敬和重视。

商鞅从小就爱法家刑名之学,因在其本国不得志,便来到魏国,做了魏国的辅相公叔痤(cuó)之门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还未来得及向梁惠王推荐,自己便病入膏肓。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问道:假若你的病好不了,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些什么话要吩咐呢?公叔痤说,我的客,有一个卫国流亡青年公孙鞅,虽然年纪还轻,却是一个奇才,希望你能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闷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待梁惠王欲离去,公叔痤屏退众人,说道:"倘陛下不能纳臣之谏,便结果其性命,千万莫让其出魏境。"

梁惠王走后,公叔痤唤公孙鞅来至病榻前,告诉他说;"方才惠王来探病,要我荐举死后辅国人才,我荐举了先生,他不肯接受。吾之立场先公而后私,先贡献于国,乃事君之道;再言于先生,系尽人臣之道后讲你我间的交友之道。"公叔痤喘息了一会儿,接着告诉公孙鞅,他的心对公对私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所以后来对惠王说,如果不能重用,便要杀掉。他似乎同意了这个意见。公叔痤要公孙鞅赶紧设法逃走,迟了就要丧命。公孙鞅并不以为然,梁惠王既然不把他当成一个奇才,不肯重用他,自然也不会杀害他,所以暂且留在魏国不走。

梁惠王从公叔痤家出来,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真乃病昏了头脑,竟让我将国家大事交与那个卫国来的流亡小子公孙鞅,岂不荒唐之至!"

后来公孙鞅投奔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强国,富国强兵。过了两三年以后,公孙鞅又说服了秦孝公,出兵攻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公子卯,打了胜仗,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求和,才迫使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未听信公叔痤的话。公孙鞅也因此而受秦国尊封为商君,所以后来通称之为商鞅。

再过十年以后,秦孝公死了,其子秦惠王继位,商鞅失去了依靠,在秦国的政坛上失败得很惨。因有造反叛变的嫌疑,商鞅曾逃亡魏国,但魏拒而不纳,走投无路,被秦追捕回去,五牛分尸于咸阳。

当年梁惠王是这样的对待公孙鞅,如今会怎样对待孟子的到来及孟子的仁政学说呢?或者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江山易改,秉性难易,生姜断不了辣气,或者因受到公孙鞅这件事的刺激,目前的局势又迫使他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其父祖的光辉业绩,甚至进而窥图霸业,统一天下。

尽管孟子的思想、政见、学说与公孙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但考察梁惠王如何对待人才,却有共通之处。

事实证明,孟子并非多虑,梁惠王对孟子的态度冷漠,若即若离,不郊迎,不宴请,不主动请教,孟子是通过关系才见到了梁惠王,而且第一次会见便不十分愉快。

孟子是在魏国的朝廷之上拜见梁惠王的,当时梁惠王正在与几个近臣议事,看那场面、气氛及各自的神态,并非在商讨什么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不过在闲聊罢了。梁惠王见了孟子,上身微欠,算做以礼相待,既不问好,也不让座,像集市交易似的,张口便问:"孟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给我魏国送来了富国强兵之道,称雄天下之策,将助我谋利于天下吧?"说完环顾左右的臣僚,嘻嘻地笑着,很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伤,但却暴露了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并不计较,他理解梁惠王的处境,根据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势,梁惠王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甚至于最好是成就霸业,因而劈头提出"亦将有利吾国乎?"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孟子并非迂腐不懂现实,更不是学不会纵横捭阖的作风。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做法,和博取个人本身功名利禄的办法完全懂得,但他不肯那样做,因为他抱着古圣先贤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从济世救民的宗旨出发。他希望从这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正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国君,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那么,梁惠王是他选择的理想君主吗?不,他深知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他的哲学思想和仁政主张,不过是对他抱着某些希望和幻想罢了,正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因为如此,孟子循循善诱地说道:"安邦治国之道,仁义而已,大王何必张口言利谋霸呢?"

梁惠王虽然是第一次见孟子,但对孟子的政治主张和游说列国的情况却并不陌生,因而兴致不浓。然而孟子毕竟是个颇享盛名的学者、大儒,为了博得一个"尊贤"的美名,不得不故作热情,勉强倾听孟子讲那仁政的道理。孟子的眼光素来是入骨三分,梁惠王的这些矫揉造作之举哪里会瞒得了他。尽管如此,孟子也还是以诚相待,说道:"当今之世,上起诸侯国君,下至黎民百姓,无不苍蝇逐臭似的谋取一己之利,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交相追逐私利,国必危若累卵。试看天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那些拥有百乘、千乘的大夫们不为不富,然而却尽干这些悖逆的勾当,原因何在?就在于他们先利而后义。先利而后义,必成窃国之大盗,因其欲壑难填也!为人子者,不仁必遗其父母;为人臣者,不义必慢其君上,大王如此重利轻义,岂不是自趋其祸吗?"

孟子在告诉梁惠王,纵使欲富国强兵,也还是在图小利,只有着手于仁义,才是真正的大喜大利,只是人们都急功近利,而不顾长远的巨利。

从孟子跟梁惠王这番谈话看,孟子并非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讲义,不言利。本来嘛,孟子读书多,阅历广,洞察社会深刻,他怎么会闭眼不看现实和历史,而迂腐地否定利的价值呢?他清楚地看到,古往今来的文化体系,无不言利。人类的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艺术可是有哪一种能离开利呢?如不求利,又何必去学,去做呢?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识字,不外乎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者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也还是在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是广义的、长远的利,不是狭隘的金钱财富之利,也不是权力之利。然而孟子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混乱、争执、罪恶和痛苦,其实都是源于人类毫无止境的好利之心,人们纠结于利益的漩涡之中。惟有把好利之心转化掉,恢复人类本性中原有的仁义之心,使人们再度有了澄澈清明的心灵,这个世界才能恢复和谐的秩序。在孟子的思想里,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生存权力的保障,是安居乐业的追求,是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义利之辨。

孟子第二次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正在王室的大园林中游览散心。这园林叫御花园,方圆数十里,四周是矗立的围墙,园内仙山佳景诱人,琼阁错落有致;宫殿依山而筑,回廊傍水而建;歌榭之中银喉莺啭,舞台之上仙姿翩翩;河网纵横,流水叮冬,如歌似诗,湖泊一碧万顷,游艇点点,似蓝天上的朵朵白云;珍禽绕林嬉戏,异兽草地追逐,奇花四处点染,异卉八方卖俏门禁森然,百姓们只能远望,而不得近前,即使是臣僚百官也未必能随便出入。梁惠王站在一个大沼池的岸边仰望那树梢上栖息飞翔的鸿鸟、野雁,俯视草地上安详吃草的小鹿。别离嫔妃娥嫱,步出深宫,接触到大自然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心中感到格外舒畅和快乐,他一边观赏园中美景,一边问孟子:"请问孟老夫子,仁人君子,贤人先生们,是否也喜欢观赏这园林风光,是否亦喜欢这些珍禽异兽呢?"

这种问话,这种语气,这种神态,包含了令人难堪的意思,孟子是怎样透灵的人,自然不会辨不出来,但他有自己的抱负和涵养,仍然持着郑重的态度回答对方提出来的问题。他态度很严肃,用单刀直入教训的口吻告诉梁惠王说:"仁人君子与贤者,待天下之民共享安乐之后,方去享此园林之乐;不贤之君,纵然有天下最美之园林,亦不会真享其乐,且难以长久。

"《诗经·大雅·灵台》篇说,文王欲筑灵台,尚处于计划、设计、布置阶段,百姓闻讯,不约而同地纷纷前往,群策群力,迅速提前完工。文王来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且肥,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文王虽用民力筑高台,建深池,百姓却乐而从之,称那高台谓'灵台',称那深池谓'灵沼',为其有多种禽兽鱼鳖而高兴。原因何在?文王能与民偕乐,故能真享此乐也。"

接着孟子又引用《书经》的记载,讲述了一则与文王建灵台完全相反的故事,当暴君夏桀在位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之于天下,犹若太阳,太阳何时消灭,我才何时死亡。"

自夸其政权像太阳一样永恒,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恨透了他,说道:"你这如同烈日般的暴君啊,何时才能坠于西山呢?你赶快没落吧,'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也不愿再忍受暴政的残害!"最后孟子强调说:"为人君者,使百姓怨恨到愿与其一同灭亡的地步,纵然拥有美好之台池、鸟兽,又何能安享其乐呢?"

很清楚,孟子一步步地想把梁惠王引导到"与民同乐"的思想里。假若孟子一心只想做大官,讨好国君,那么他会讲这些令国君听来不痛快的话吗?孟子明知这些话不能讨人欢心,但他想到百姓在战争和饥荒下的煎熬呻吟,就感到义不容辞,有责任站起来替百姓讲话。这就是道德勇气,这就是仁心的具体表现。

这次谈话与上次相比,梁惠王的口气略有好转,不似先前那样生硬疏远。

由于孟子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一直讲王道政治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感动了梁惠王,他已经渐渐地听得进孟子的话了,请看下边这段谈话的语气,已经比前两次融洽一些,好像谈得来了。

梁惠王主动地向孟子请教道:"寡人治国,真可谓尽心竭力矣,河内遭灾荒,便将那里的部分饥民移至河东,同时将河东的部分粮食运至河内。河东遭灾亦照此办理。寡人曾考察过邻国之政,无一能似寡人这样用心于民者。然而,邻国之民不因此而减少,我国之民也未因此而增多,请问孟老夫子,这内中的原因何在?"

听了梁惠王的问话,孟子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甜美之意,因为他看到了对方正在向自已靠拢、接近,似乎那颗心也在渐渐贴了过来。这并非是他本人的能事,而是仁政思想的感召,他透过这一缕绛紫色的云带,虽然只有头发丝那么细,坚信黎明的曙光,喷薄而出的朝阳是不可抗拒的,还有什么能够比看到胜利的希望心中更甜、更美呢?

喜于心而呈于面,孟子笑吟吟地答道:"大王颇喜战争,请让我以战争为喻。两国交兵,战鼓咚咚,兵刃相接,头断血流,兵卒中有的弃甲曳兵而逃,或逃百步而后止,或逃五十步而后止。逃五十步者竟耻笑逃百步者胆小怕死。大王以为如何?"

梁惠王不假思索地愤愤答道:"俱为贪生怕死之辈,一丘之貉也!"

孟子肯定了梁惠王的回答,说道:"大王既明此理,则不必希望本国之民会多于邻国"

孟子说梁惠王好战,未免有些挖苦。在那个时代,有哪个君主不好战呢?如不好战,便无法生存,那个时代也就不叫战国时代了。不过梁惠王为了恢复其祖辈父辈的光辉业绩,用庞涓为将,悍然侵赵,攻韩,最后为齐所大败,实在是人谋不臧,自食恶果之报。

梁惠王执政为民,确也较邻国先进,无奈这些政策都是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办法。不从根本上着手,除去病源,为国家千秋万世着想,作百年大计,长久之图,怎么可能比邻国的人民多起来呢?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孟子为梁惠王设计了一个强国富民的蓝图。

"农忙季节不征兵,不抽役,以保证农民不违农时,这样粮食则不可胜食了。"

在诸侯不断互相征伐,争雄称霸的战国时期,各国均实行富国强兵的近利政策,不顾农时,滥用民力,严重地影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这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这里孟子首先强调"不违农时",实际上是在反对兼并称霸战争和徭役、劳役。

孟子观察到,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不仅要从经营方式和赋税政策方面以保证,同时还必须在具体生产管理方面,使种植业与动物饲养相结合,实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他主张:"每户有宅五亩,种桑养蚕,五十以上者,可以穿丝着帛。鸡豚狗彘,六畜兴旺,七十以上之老者可以食肉。每户有百亩之田,不夺农时,不妨碍其生产,数口之家可无冻馁之苦。"

孟子清楚地认识到,多种经营是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和解决社会需求的一条有效途径。,因为多种经营内部的种植业和饲养业之间,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一方面,种植业既为人类提供粮食和衣着的必需品,又为家畜家禽的喂养提供了各种饲料;另一方面,动物饲养业也为人类提供了肉食、蛋类等必需品,并为种植业提供了大量的肥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在一家一户的小农获得独立经营权之后,为了应付沉重的赋税负担和满足自身的最低生活需要,也必须由单纯种植五谷转向种树栽桑,饲养禽畜,以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增加收入。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孟子还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粮食则不可胜食;不以细密之网到江河湖海和沼池中捕捞,鱼、鳖等水产品则食之不尽;伐木有定时,保护山林,不乱砍乱伐,木材则用之不竭。粮食、鱼类食之不尽,木材用之不竭,百姓对养生丧死则无不满,此王道之始也。这里的"养生丧死",包括人口的繁殖与增加,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生存的权力和保障,生命的延续与长寿,儿童、老人、病残者的福利等。

物质生活有了着落和保障之后,多办些学校,对青少年进行仁义孝悌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敬老尊贤,这样,路途之上就再不看见有负载之斑白老人。如此一来,则天下百姓无不归服。

然而如今的情形怎样呢?富贵人家之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而不知节制,路上有饿殍而不知开仓赈救,这情形正如后世有诗人所描写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百姓们饥饿而死,为君者却说:"此非我之过,乃因年成不好所致。"请问,这话跟持刀杀人者说"罪不在我,而在兵器",有何不同呢?

孟子最后说:"大王倘能着手于政治上的根本改革,而不归罪于荒年饥岁,则天下之民必蜂拥而来,魏何愁入不增,国不强!"

梁惠王对孟子的接触,犹似深山探宝,窥探,深入,逼近,蜂蝶恋花,为其色香所诱,翩翩嗡嗡绕花飞转,既落花蕊,必吮其甘甜;情侣相恋,由陌生到熟悉,由戒备到倾情。二人每谈一次话,梁惠工的态度就好转一次,待到这第四次相见,已经变得虚心诚恳了。你听这第一句话的态度就与以往大不相同:"寡人愿洗耳恭听夫子的教诲!"

孟子避开了梁惠王的请教,反问道:"用木棍杀人与用刀枪杀人有何不同?"

梁惠王回答说:"无以异也。"

这次孟子用的是剥茧抽丝、逐层深入的方法,待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这一问题之后,冷不防话锋陡转,逼进一步问道:"用刀杀人与用暴政杀人有何不同呢?"

孟子的这一逼,可把一个梁惠王逼得转不过弯来了,也许当时被问得愣了一下,梁惠王总不肯承认自己在施行暴政,但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只好眨眨眼,摇摇头,并不情愿地说:"当然亦无不同。"

鱼既食饵上钩,孟子自然要抬起钓竿,将鱼提出水面,辨个究竟,于是说道:"如今魏之情形如何?大王的厨房里有食不完之山珍海味,马厩里有膘肥体壮之骏马,而百姓却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濒于死亡的边缘,原野里饿殍横七竖八,令人悚惧,这等于为君者在率禽兽而食人。兽相食,人且恶之,执政者竟不免率兽而食人,又何谈为民之父母呢?孔子曰:'始作俑者,真该断子绝孙!'以似人之俑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孟子嫉恶如仇,对那些行暴政,逞霸道的诸侯们的批评谴责义正辞严毫不留情,不仅是一针见血,简直是入骨三分,令人肃然起敬。"杀人以政"、"率兽食人",正是政治野心家们的写照。倘无像孟子这样富于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站起来严辞谴责,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备受欺凌压迫,还会有谁来为他们说话呢?

梁惠王再次登门拜访,向孟子求教。显然,惠王心中依旧为现实政治所苦恼。也许,他并不是不同意孟子的仁政立场,但是为了在冷酷竞争的现实中求得生存,尤其是魏夹于秦、楚、齐三大强国之间,眼看着侵逼日甚,年纪老迈的梁惠王困心焦虑,不惜厚币卑礼延请天下贤士,这就希望能解决他的现实难题。这一次,梁惠王很坦率、很明白地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示出来,他说:"当初,魏之强大,天下少匹,这是孟老夫子所熟知的。但到了寡人之手,东败于齐,长子战死于疆场;西败于秦,强秦掠我河西之地七百里;南辱于楚,襄陵一战,失城八座。此乃令寡人寝食难安之奇耻大辱,无时无刻不欲为死难之将士报此深仇大恨,以雪洗国耻。依夫子高见,寡人该如何行事?"

孟子清楚地看到了梁惠王思想的进步,喜欢他这种坦诚的品格,笑道:"只要施仁政于民,方圆百里之小国,亦可王天下,更何况魏系大国呢?陛下广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使百姓不失农时地深耕细耨,闲暇时间,则以孝悌忠信之德教育青少年,使之入则事父兄,出则助长上。倘能如此,哪怕是手持棍棒,也足以抵敌秦、楚之坚甲利兵了"

听了孟子的话,梁惠王疑惑不解地说:"寡人鲁钝,难解其中道理,恳望夫子明教!"

孟子解释说:"陛下请想,那秦、楚欲行霸道,无时不在征兵,征役,夺其民时,民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致使父母冻馁而死,兄弟妻子东逃西散。秦、楚之民既陷溺于痛苦的深渊之中,大王兴兵讨伐,有谁还会再与大王的仁义之师相抵抗,正所谓。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主张,对于刑罚的施为,应以省略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非与王道相反,法治也是王道的治国之术,"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有刑罚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玉也"。孟子说"省刑罚",并未说"去刑罚",可见儒家提倡仁政,并不排斥法治。

薄税敛是减轻国家的税赋,减轻公府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否则征敛太多太重,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野有饿殍的地步,则无从征敛矣。孟子认为,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

不夺农时地使民深耕细耨,改良耕作技术,不断地增加生产和收入,则是富民强国的根本。

"仁者无敌",是孟子所坚信的政治信念,有人认为这太迂腐而不切实际,其实,孟子何尝不知道现实中的种种艰难,何尝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易获得共鸣的,只是他知道得更清楚,倘若凡事只循着现实的需求去做,只投合一般人的想法,那么这个世界只会日趋野蛮,而人类的前途也就愈演愈暗淡了。因此,孟子并不是故意自命清高,而是在关心人类,关心文明之下,眼睛举世滔滔,便不自禁地产生对抗现实,坚持理想的勇气。

白圭名丹,乃梁惠王之心腹重臣。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家伙,他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遇到熟年,收取谷物,售出丝、漆,遇到荒年,便售出粮食,收进帛、絮,因而成为魏国的巨商大贾,其富赛过惠王。他自认为经商如伊尹、吕尚用谋,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并说他经商的要诀是"智勇仁强"四字。"智"就是权变,"勇"就是决断,"仁"就是要能"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就是要能守时机。他见梁惠王频频与孟子接触,生怕孟子夺宠,于是变着法欲将孟子挤走。孟子不是主张"薄税敛",税率"十分抽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吗?一天,白圭故意来给孟子出难题,问道:"我欲行二十抽一之税率,岂不比先生那'十分抽一'更有利于民吗?"

孟子知其来意,自然不会示弱,斥责道:"二十抽一,乃貉国之道也!倘有万室之国,只有一人制陶,这能行吗?"

白圭不解其意,老实地回答说:"不可,万室之国,一人制陶,必不够用。"

孟子说:"貉国五谷不生,惟生稷糜。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外交往来致送飨宴之仪,亦无各种衙署官吏之费,故二十取一足矣。无君臣祭祀交际之礼,是去人伦;无衙署官吏,是无君子。如今之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何行得通呢?制陶者不足,尚无法为国,更何况无人伦、无君子呢?税率欲比尧舜之十分抽一者轻,是大貉小貉也,欲比尧舜之十分抽一者重,是大桀小桀也。"

白圭本欲来讨便宜,结果却讨了个没趣,悻悻而归。但他并不甘心,一日又以自己擅筑堤防的长处来向孟子炫耀,竟恬不知耻地说"丹之治水也逾于禹"。既"逾于禹",你孟子自然不足挂齿。

孟子闻后冷冷一笑,这是轻蔑的笑,嗤之以鼻的笑,笑过之后说道:"先生错矣。禹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掘九河,注之于海,疏济、淮,导之于江,洪水得治,万民安居。今先生一治水,筑堤防,乃以邻为壑,何敢与神禹相比!"

白圭又弄了个大红脸,尴尬得无地自容。

原来战国时各大国普遍建筑大规模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为利"。当时齐国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遭受的灾难就较严重,齐首先沿黄河离开二十五里地筑了一条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此,"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之水冲向赵、魏两国而去,于是赵、魏也照此筑堤,河水在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时来时去,所以孟子斥责白圭筑堤"以邻为壑"。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梁惠王有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主张,孟子的仁政学说有可能首先在魏国得以实施


分类:春秋战国历史书名:孟子传作者:曹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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