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邓小平传

作者:理查德·伊文斯
序 言 01章 农民的儿子
02章 油印博士 03章 军阀和布尔什维克
04章 身处险境 05章 长征
06章 山中一兵 07章 平原上的战士
08章 百花运动 09章 谋求跃进
10章 走资派 11章 粉碎“四人帮”
12章 处理善后 13章 国家领导人
14章 天安门 15章 可敬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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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 走资派 | 邓小平传 | 共和国人物

《邓小平传》10章 走资派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 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 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 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 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 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 (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 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 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 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 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 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 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 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 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 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 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 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 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 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 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 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 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 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 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 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 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 "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 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 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 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 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 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 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 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 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 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 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 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 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 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 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 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 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 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 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 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 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 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 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 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 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 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 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 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 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 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 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 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 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 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 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 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 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 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 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 (《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 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 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 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 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 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 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 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 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 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 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 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 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 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 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 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 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 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 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 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 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 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 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 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 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 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 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 "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 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 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 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 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 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 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 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 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 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 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 (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 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 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 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 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 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 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 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 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 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 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 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 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 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 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 (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 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 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 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 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 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 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 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 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 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 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 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 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 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 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 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 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 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 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 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 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 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 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 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 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 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 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 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 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 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 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 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 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 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 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 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 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 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 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 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 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 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 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 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 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 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 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 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 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 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 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 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 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 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 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 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 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 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 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 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 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 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 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 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 "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 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 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 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 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 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 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 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 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 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 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 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 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 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 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 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 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 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 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 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 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 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 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 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 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 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 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 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 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 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 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 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 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 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 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 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 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 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 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 "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 "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 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 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 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 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 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 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 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 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 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 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 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 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 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 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 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 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 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 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 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 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 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 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 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 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 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 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 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 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 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 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 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 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 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 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 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 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 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 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 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 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 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 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 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 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 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 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 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 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 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 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 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 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 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 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 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 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 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 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 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 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 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 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 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 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 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 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 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①《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②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O页。

③《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④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⑤同上书,第264页。

⑥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6-267页。

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⑨《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⑩科克:《邓小平》,第23页。

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邓小平传 作者:理查德·伊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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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章 粉碎"四人帮" | 邓小平传 | 共和国人物

《邓小平传》11章 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 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 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 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 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 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 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 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 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 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 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 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 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 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 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 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 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 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 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 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 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 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 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 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 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 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 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 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 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 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 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 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 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 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 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 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 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 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 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 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 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 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 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 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 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 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 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 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 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 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 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 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 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 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 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 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 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 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 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 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 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 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 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 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 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 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 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 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 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 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 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 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 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 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 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 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 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 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 常委会委员。(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 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党代 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 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 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 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 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 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 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 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 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 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 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 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 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 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 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 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 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 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 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 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 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 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 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 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 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 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 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 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 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 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 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 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 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 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 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 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 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 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 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 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 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 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 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 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 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 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 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 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 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 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 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 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 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 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视。但是,现在周 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 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 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 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 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 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 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 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 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他们的 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 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 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 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 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 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 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 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 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 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 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 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 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 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 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 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 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 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 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 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 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 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 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 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 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 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 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 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 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 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 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②。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 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 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 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 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 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 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 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 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 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 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 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 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 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③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 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 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 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 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 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④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 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 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 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 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 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 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 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 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 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 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 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 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 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 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 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 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 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 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 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 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 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 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 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 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 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 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 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 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 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 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 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 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 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 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 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 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 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 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 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 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 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 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 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 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 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 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 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 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 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 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 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 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 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 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 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 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 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 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 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 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 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 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 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 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 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 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 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 "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 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 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 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 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 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 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 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 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 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 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 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 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 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 "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 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 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 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 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 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 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 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 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 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 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 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 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 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 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 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 得江青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 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 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 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 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 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 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 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 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 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 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 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 "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 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 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 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 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 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 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 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 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 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 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 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 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 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 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 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 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 鼓里。会议是10月5日。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 文、张春 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 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 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 青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注释:

①《剑桥史》第15卷,第345页。

②同上书,第35O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页。

④同上书。第4页。

⑤《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2期,第96页。

⑥斯宾塞:《当代中国研究》第646页。

⑦《邓小平画册》,第97页。

⑧伯纳维亚:《邓小平》第97页。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邓小平传 作者:理查德·伊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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