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从武汉到重庆 | 郭沫若传 | 共和国人物

《郭沫若传》第11章 从武汉到重庆


三十一

"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沉寂的珞珈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沫若还在伏案埋首阅读《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译稿。原书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所编,沫若应译者杨明之请,准备为他题签书名并作序。田伯烈说得对,人类是决不会"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全世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抗战也决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今年年初,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不是派来白求恩大夫上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吗?前不久,苏联政府不是贷款五千万美元资助我们抗战吗?田伯烈编写这本书,以及那么多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为他提供珍贵资料,其本身也是个有力的明证。沫若对同情我们的国际友人肃然起敬,同时越发意识到自己必须倍加奋勉。

自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以来,六月十二日安庆又沦陷,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寇正兵分三路,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妄图一口吞掉三镇。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已迫在眉睫。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机会,再搞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活动。他负责拟订的纪念"七·七"的具体办法,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为此又一次被召见,但是他们想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蒋介石的目的无非想借此宣传他个人,抖抖他这个所谓"抗战领袖"的威风。不过这倒给沫若提供了不少方便,"奉旨出朝",管他陈诚、康泽,谁敢不放行!

纪念活动从七月六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昌、汉口和汉阳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夜晚则有火炬游行,其间还有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和化妆表演车上街、下厂、去伤兵医院进行宣传,抗战画展、木刻画展也按时展出,献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涌。说起献金,沫若与陈诚曾发生过一场争辩,陈诚原先竭力反对,他怕"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的人没有钱",会有损他这个部长的面子。没想到这几天在献金台前,各阶层的人都自愿跑来了: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每拉一次客就登台献款一次;由小孙儿搀扶着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七个铜板;抱着三弦为人算命的瞎子,特地从乡下赶来奉上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五元钱;乞丐教养所的乞丐竟全体相率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捐献,一个个面带菜色的劳苦民众,在他们跑上献金台时,脸上都泛着激动的红晕。沫若望着那装满现钞和金银器物的几十只大口袋,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中华啊,中华!你绝不可能沦为异国的奴隶,因为你的子民对祖国的深情,就象滔滔的长江水永远不会枯竭,他们不仅为你献出自己珍贵的一切,还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来保卫你!

武汉民众掀起的献金热潮,使沫若联想起五月间,广州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曾自动组织了儿童救国募金队,他们将募得的钱随信汇给郭沫若,委托他"转献给为民族而抗战的斗士们"。如今募得这么大一笔款子,当然应该用来慰劳艰苦战斗在前方的抗日将士。鉴于前线最缺乏医药和医疗器材,沫若便建议动用一部分献金向外国购买紧俏药品。后来派阳翰笙等人奔赴香港,几经周折,才了却这一番心愿。

国难当头,亿万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国民党达官贵人却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他的同僚每周至少要举行一次舞会,他们在豪华的公馆里,邀来名媛淑女尽情行乐,有时也邀请沫若,目的无非要把立群也拖入他们的舞池。他们抗战不懂得求外援,寻欢作乐倒知道"走国际路线",每每借苏联顾问的公馆做舞厅,沫若觉得真是奇事一件。

中国抗日的烽火,确实连接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十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①。这与有人散布的奇怪论调恰恰针锋相对,最高当局不是说什么武汉在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守与不守都无关大局吗?沫若明察对方的用心,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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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8年7月24日《新华日报》。

当时,敌机轰炸武汉更加频繁,武昌城已被炸得千疮百孔,机关、团体和家庭都在纷纷疏散,三厅也派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由杜国庠(笔名杜守素,1889-1961)率领随政治部先遣队撤往衡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居然接二连三地解散抗日民众团体,而将大批流氓地痞和鸦片烟鬼拉来充当"保卫"大武汉的骨干,并提升张厉生为政治部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本来自尊心就相当强的郭沫若,怎么能委屈他向贺衷寒之流称"职"呢?于是辞职的念头由此复萌,整整三天都躲在寓所里不去办公。他与立群一同吟诗作画,以此消气。他爱画兰草,范寿康的女儿求他题画扇面,他不愿使孩子失望,即援笔为她画上兰草。他太喜欢兰草了,"叶似茅草花似竿",每逢春天朵朵香,兰艾岂能同焚?晚饭后,他常常拗不过范寿康女儿的好意,携她一起去东湖之滨散步。月明风清,心情却不平静,他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边走一边在低吟李白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的意境使他分外感到孤寂。是啊,周围为什么如此寂寥?他转身问身边的小朋友:"青蛙在叫吗?"孩子觉得郭伯伯真有意思,怎么在这一片蛙噪声中,居然还问有没有蛙叫。她笑呵呵地答道:"哇哇哇叫得正欢哩!"

"可惜我一点也听不到,真遗憾。"沫若真有点扫兴,大概心境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听觉,何况他患有重听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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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范令棣:《回忆郭沫若伯伯和于立群同志》,《艺丛》1982年第1期。

沫若真的"独酌无相亲"吗?不,相亲就在眼前。当周恩来知道了他不去办公,便在第三天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三厅的另外几位负责人亦应邀作陪。席间,恩来循循诱导,与大家一起回顾了三厅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谈到部里的人事更动时,沫若憋不住再次表示不愿在贺衷寒下边受气。恩来浓眉紧锁,如炬的目光盯着他,略带怒色地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看他低头不语,便又补充道:"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沫若感到了恩来这番话的份量,他第一次看见恩来在自己面前发火,知道确实是自己错了,从此打消了怠工、辞职的念头。

对于党组织的关怀、同志们的信赖和群众的拥戴,沫若既感激又不安,特别是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①从郭沫若自身来说,他实在愧不敢当,但又不能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三厅的工作义不容辞,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更有责任为"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②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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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②郭沫若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题词,见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暑期,郭沫若与田寿昌主办"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吸收了楚剧、汉剧、京剧、评剧、绍剧和杂耍等各种艺人七百余名参加学习,向他们宣讲时事问题和抗战意义,灌输新的戏剧艺术知识,改造他们的旧习惯。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后经寿昌整理,成为讲习班班歌的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并教唱。两个多月以后在结业典礼上,当沫若听着学员们感情充沛地齐声唱着这支歌:

同志们,别忘了!
我们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第二是戏剧界的同行。
抗战使我们打成了一片,
抗战使我们团聚在一堂。
要救亡必先自救,
要强国必先自强,
戏剧的盛衰,关系着民族的兴亡!
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
要把剧场当作战场。

听着听着,他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给每个学员都发了由李可染绘制、自己亲笔签名的毕业证书,旋即又以三厅的名义,将他们组成流动宣传队,报请政治部签发护照、补助旅费,全部撤到湘、鄂边境和云、贵、川地区,去实践他们"为民族张正气,与抗战共始终"的誓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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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龚啸岚:《"永远为自由而歌唱"》、《从昙华林到紫光阁》,分别见《武汉文艺》1978年第5期、《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在此前后,沫若还写了不少文艺论文,诸如《文艺与宣传》、《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团结和统一,勇于到乡村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开展工作。当时文艺界的聚会不多,由沫若主持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打破了数月来的寂寞,周恩来、博古、田寿昌、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处于十万火急的武汉举行这样的大会,自有其特殊意义,正如沫若在讲话中所说:

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文学上,有所建树的要素,

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够发扬鲁迅精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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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

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沫若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他明白,要忠实地做鲁迅的继承者,就必须坚持以鲁迅精神领导抗日文艺界。

大武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到处都不得安生,沫若不得不于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九月底又迁往鄱阳街一号,不久恩来也搬过来同住。政治部各厅绝大部分人员已往衡山和长沙疏散,沫若安排立群也先离武汉去了长沙,三厅只留下他和胡愈之。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消息传来,加重了武汉的紧张气氛。当此"孤城落日"时分,出乎意料的是,二十二日朱德突然从天而降。他与蒋介石晤谈之后,即往鄱阳街与恩来、沫若欢聚一堂。沫若回想一九二六年他们第一次在汉口相见,那时朱德刚从德国回来,穿着一件毛蓝布大褂,好象乡下的一位村长。如今又是风尘仆仆,一身灰色粗布军装,更显得苍劲雄健,英姿飒爽。他们没有什么客套,略略寒暄几句,便纵谈军情、敌情、党心、民心,如话家常。二十三日朱德又飞回华北前线去了,临别时留诗一首赠给沫若,题为《重逢》。诗是用墨笔写的,云: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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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洪波曲》、《羽书集·龙战与鸡鸣》。

沫若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后来还细心地裱背好,一直保存在身边。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沫若奉命为即将转移的《扫荡报》赶写一篇社论。由题目《武汉永远是我们的》定下了主旨,他努力往下写,一会儿援引高级司令长官的话,说什么"我们虽不能立即打倒敌人,但我们能拖倒敌人";一会儿又传播"最高领袖"的指示,说什么"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这哪儿是自己在写文章,分明是为别人捉刀代笔。他恨自己就象是学舌的鹦鹉,但又摆脱不了这样的境遇。

又要与武汉告别了。二十四日晚上,远处已隐隐约约传来闷雷般的炮声,沫若这才与愈之等人同恩来分途登上撤退的船只。鸦鹊无声的三镇淹没在如磐的夜气之中,黑沉沉的长江好象在低声哀泣。想想在这儿忙碌了八、九个月,天天高喊"保卫大武汉",然而毕竟还是没保住,眼下必须离它而去转移阵地,自己真的能象朱德说的"去支持南天"吗?沫若暗暗地下了决心:看我再努力!

三十二

头上不断有敌机盘旋,眼前一片兵荒马乱景象。费了四天四夜,轮船才到达沙市。这里素以商业发达著称,此时却萧条得令人吃惊。难得穿军装、佩戴证章的沫若,为了路上方便,今天却戎装出现在沙市街头上。他看见一群乞丐模样的壮丁,上身一律着破旧卫生衣,下身多数没有穿裤子,在深秋的寒风中冻得索索发抖,便好心地上前盘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但是谁也不肯回答,一个个都报以冷眼。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从自己老家四川抽来的,由于经费饱了上司的私囊,以致害得他们至今无人收编。苦难的家乡弟兄们呵,实在应该设法营救你们,可是向谁交涉呢?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腐朽透了。沫若的脑海中迭映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人的名字,这才识破他们的一大秘密:他们的部队之所以屡战屡败,原来都是由这样的壮丁拼凑起来的。

沙市不是目的地,又坐了两天汽车,沫若终于赶到长沙,与三厅的大部队汇合。一直为沫若沿途安全担惊受怕的恩来和立群,现在总算放宽了心。长沙暂时成了军政要员荟萃的地方,三厅就驻扎在水风井长沙师范学校内。然而战时动乱无常,一星期之后,军政重心又移到衡山去了。十一月上旬,沫若也往衡山去了一次,为的是找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结果获悉必须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即三厅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留四科。这当然十分棘手,可是又无可奈何。

十一月十日岳州沦陷,长沙危在旦夕。按预定计划,沫若着手布置三厅人员向桂林、衡阳撤退。立群随先遣队去桂林,公而忘私的沫若,忙得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她舍不得他劳累过度,他也为她日益憔悴而心疼,正是:"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依。耳畔频低语:归来莫太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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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十)》

由于人多车子少,沫若和恩来便决定让大家分两路走:一路乘火车,另一路步行,行李和办公用品则用卡车运送。在三厅仅剩下的两辆卡车中,他们特地拨出一辆,将孩子剧团全体成员送到衡阳去。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留到最后,以帮助照料一切。十二日午夜,除有一小部分行李尚未运走之外,其他都已撤离完毕。忽见街头出现三五成群的军警,他们有的提着洋油桶,有的拎着小火炉,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其中有人过来催促沫若快点搬走,沫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秘而不宣。不一会,满城起火。是日寇已经攻占长沙了吗?可是天上既无敌机,地面又无炮声。沫若惊诧莫名,一面记挂着恩来、洪深及车站上的其他同志,一面赶紧乘上小车,被人海裹挟着在路上慢慢爬。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了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使沫若惨不忍睹;惊慌失措的呼爷唤儿,歇斯底里失望的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又使他的每根神经都繃得紧紧的。人流在火巷里窜着、炘着,沫若的心在火海中烤着、煎着。好不容易于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湘潭境内下摄司渡口,恩来也在稍晚一些时候赶到了这里,他是和叶剑英各拎一只手提箱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两人相见都对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忿怒和诧异,当即决定一同驱车踅回长沙探看究竟。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唯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漫延。恩来说:"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否则他们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沫若点点头,他正在沉思:这大概是最高当局的"英明"决策,把好端端的一座城市当做"焦土抗战"的试验品。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曾以火烧莫斯科作为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想以此阻挡拿破仑侵略军的铁蹄;今天的蒋介石显然是在盲目模仿库图佐夫,居然也寄希望于一场大火,结果使几百万长沙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国民党终究失算了,狡滑的日军元凶并没有扮演拿破仑,长沙城倒已烧成一片废墟,无辜的长沙人真把他们恨透了!谁来收拾残局呢?这项苦差使又落到郭沫若身上,他刚率领部属安抵衡阳,就接到了政治部的命令,着三厅火速派人去长沙"办理善后"。他和恩来安排洪深、田寿昌带队执行这一任务,两三天后又亲自带领一个宣传队去支援。水陆洲颦着淡淡的眉头,等待着诗人的慰藉。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多少国宝付一炬;痛灾民失所,伤员毁身,满目疮痍剧堪怜。为了及时救济、抚慰受难同胞,鼓动大家重建家园,沫若不怕余烬炘人、危壁欲坠,与战友们一起整整突击了一星期。临走前,他和寿昌踏着岳麓山的红叶,望着湘江彼岸的焦城,想着早春时节于此相晤的情景,两人不约而同地联句抒发了共同的感喟。

回到衡阳,已近十一月末尾。记得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曾发表声明,警告中国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似乎心领神会,自从武汉失守以来,一直在消极观战、积极防共。这时候,他在南岳忙着召集高级将领举行政工会议,提出了"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的口号。沫若也去出席了,他仔细捉摸主持会议者的讲话精神,经过恩来的启发,方才悟到"抗战领袖"已经不要抗战,教你从此只需搞搞口头抗日和纸上宣传,不必真刀真枪去和敌人死拼;教你以后只要在政治上注重防共,无须再在军事上提防日军进攻。

与会的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沫若实在不愿同他们为伍,便与恩来等人相约一起攀登南岳。传说中"喷云泄雾"的衡山,在从峨眉山下长大的沫若看来,当然不算神奇,他感兴趣的是座落在半山腰上的铁佛寺。多日来繁忙紧张透顶,今天该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庙虽破旧,铁佛倒还完好,但不知是哪个朝代所铸。此时此地,不由得又引发了沫若的考古癖。老和尚飨以一顿可口的斋饭,然后沫若又在寺前小卧片时,他的诗兴伴随考古癖翩翩而来,顺口赋得七律一首:

铁佛披金色相黄,纪元宝庆未能详。
戏从杂卦征休咎,聊倚残餐润肺肠。
鸡脍应输萝菔味,契斯难敌豉乳香。
邺侯藏轴称三万,此地空余一废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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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录自手迹,原件现存乐山文管所。

吟罢,恩来笑了,大概他觉得诗中不乏"打油"气味。沫若也笑了。他虽不想附庸风雅,但豪情壮志亦不可不抒,于是又用原韵再哼成一首,也是七律,格调却大不一样: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恃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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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登南岳》

十二月初,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朋友们相聚,住在乐群社。敌机经常来轰炸,听说立群初来时租的一间小屋,数日前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幸好当时她不在屋内,真是好险,沫若想到这里都不禁有些后怕。他在南岳期间也遇到过空袭,那时十分怀念立群,曾作小诗十首,现在一并奉献给她。"芳心逐岁开","相伴有苍苔",抗战的风暴把他们卷来卷去,血与火不断考验他们的生死之恋。

不幸的是,张曙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为好友的不幸丧亡,沫若心中充满了悲伤,亲自替他写了墓碑,把他安葬在桂林郊外的冷水亭旁。想想他勤勤恳恳为三厅所做的工作,想想他才气横溢为抗战所作的歌曲,沫若更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多么惨重和珍贵。"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湖山微水今又生洪波"他的《洪波曲》正响彻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三楚健儿敌忾同仇,热血飘洒。"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①沫若连做了几首挽诗,还是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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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挽张曙诗两首(一)》

在桂林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却很多。《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前些日子夏衍、林林等人辗转到了桂林,现在沫若自然要设法帮助他们再度复刊。战争期间的事真是难以估摸,八月间华南的朋友们曾给当时还在武汉的沫若来信,说是当《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满周年的时候,希望他能抽身南下一次,谁会料到几个月后竟在桂林重逢。沫若最清楚,在恶战苦斗中要维持这样一份报纸,充分发挥它的抗战建国、唤起民众的作用,这是多么艰难。如今要重新复刊,经费又从哪儿来?与陈诚几番交涉,只同意政治部每月津贴二百元。这点钱能派什么用场,不过这倒也有个好处,借此可以让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津贴的报纸,今后地方党部就不敢刁难。最后又派夏衍去香港筹款,争取于一九三九年元旦,能让广大读者重睹《救亡日报》的新颜。

广西大学的校长白鹏飞听说郭沫若来到了桂林,作为当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先后同学,理当尽地主之谊,不但殷情款待,还邀请他为师生们演讲。沫若觉得叨光得很,碰巧这所大学的校舍系于立群的从外祖父岑春煊(1861-1933)所捐赠,因而师生们对他更为敬重。他来演讲的那天,师生们夹道欢迎,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不谈一般的抗日大道理,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谈起,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富有创造力,二是富有同化力,三是富有反侵略性,因而:

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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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羽书集·复兴民族的真谛》。

整个报告没有提到一句抗战,听众却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抗日斗争,以致后来白鹏飞偕夫人陪同沫若夫妇泛舟漓江时,这位老同学还在满口称赞沫若此次演讲的成功。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沫若哪有心思留连于山水之间,这次他在桂林只是应白鹏飞之邀玩过一天,要他"暂把烽烟遗物外"也不容易,他的心里总在惦记时局的发展和三厅今后的工作。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值得警惕,副总裁汪精卫已与其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潜离重庆越国投敌,随即近卫文麿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叫嚷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和"经济提携",不知总裁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至于被蒋介石、陈诚分割了的三厅,人员已陆续移往重庆。沫若和立群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乘欧亚机22号离开桂林。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而今他重入夔门,回到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更是感慨万千。

三十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①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②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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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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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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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
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
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他把这首题为《惨目吟》的小诗写好后,悄悄地走到床边,见立群正敞开衣襟在给刚满月的儿子汉英喂奶。他轻轻吻了一下儿子的小脑勺,然后将新作向妻子朗读了一遍,他的声音是那么沙哑、低沉,她的双眸是那么潮湿、悲愤。

这次大轰炸后,敌机常来骚扰,机关人员不得不紧急疏散,二厅第一至三科全部迁往郊区金刚坡下赖家桥三塘院子和全家院子办公,只留第四科部分人员在城内。沫若基本上驻城,不过要兼顾城乡两地,为此只好不时往返于两路口和赖家桥,平日则由杜国庠代他坐镇乡间,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是由中共南方局决定的,为的是让沫若能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和社会活动。此时周恩来虽然不在重庆,但他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尽快与沫若见面并商讨工作。在恩来离渝期间,沫若有事则去南方局向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请示汇报。

三厅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连他们编写的宣传品,都必须先送到部长办公厅审查,往往不是通不过,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即使通过了,也迟迟不给付排、印刷,或拼命压低印数;印好后又故意拖延不发行,全都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咬。沫若每每为这类事大发其火,乃至拍桌大骂。有时他给陈诚、张厉生、贺衷寒等人挂电话质问,有时亲自出马向有关部门交涉,有时还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告状。他几次向政治部提出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遗憾的是均未获准。

六月的山城,夜空碧蓝如洗,重重迭迭的万家灯火与密密匝匝的灿烂群星交相辉映,沫若时常为之出神。他站在高坡上,目光随着迤逦远去的灯火,好象看到了北国弟兄们矫健的身影,唉!何必陷身反动堡垒活受罪,真想驱车北上显身手,正是:

比来人怕夕阳殷,月黑仍令梦不闲。
探照横空灯影乱,烧夷遍地弹痕斑。
相煎萁豆何犹急?已化沙虫敢后艰?
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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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有感》

然而,在国民党愈益积极反共的当时,沫若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他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他对立群浩叹道:"此乃无望之望也!"

由于张家花园寓所被炸,六月底沫若只得挈妇将雏暂时移居赖家桥三塘院子。乡下毕竟比城里闲适,三厅图书馆薄有储藏,正好可以多多抽些时间来阅读,有余暇时还可从事写作。三年来由于事务繁忙,致使脑子里的田园太荒芜了,到底还是读书要紧。韩退之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对于文艺家不失为最有益的箴言。作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进,如不坚持读、写、观察、自我批判,就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自己虽说不上"嬉怠",但长期以来忙得连读书和创作的时间都没有,还算什么作家呢?这时恰逢成都《西部文艺》主编来信请求为该刊题词,沫若便把这些话写给了他们①,是励人,亦是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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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手迹见1939年9月《西部文艺》创刊号。

三塘院子是一座地主院落,盘山绕道离市区约五十公里。三厅向屋主租了十余间作办公用房,工作人员则散住在邻近的农家,已成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领导人的鹿地亘夫妇亦借寓此地,该同盟总部就设在赖家桥与三塘院子中间。翌年,三厅部分人员集资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丘上,面对金刚坡盖了十余间茅屋,名曰"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也住在这里。沫若常常走东家串西家,或作客,或讨论学术问题,偶尔也商量工作。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是从战俘营里挑选出来的,经教育成为反法西斯战士,然后由鹿地亘和三厅人员带领上前线向日本士兵现身说法,鼓动他们起义投诚。在反战同盟战友出征之际,沫若曾亲往总部欢送,并用日语致词,说:"由于各位的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作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①在三塘院子周围,沫若一家借住的是佃农尹绍荣的两间厢房。两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有了好菜,沫若夫妇总要请尹家共餐,一再说:"我们是一家,你我称兄弟。"尹家有时做了河水豆花,也少不了请沫若夫妇同吃。尹绍荣的父亲六十大寿,沫若特地送了寿面、寿桃积寿糖,尹家万分感激,连声道谢:"郭厅长对我们这样好,我们不知怎么报答!"沫若爽朗地回答道:"承你们看成我,我是来避难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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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载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机关刊物《真理的斗争》1940年10月号,此处引自吕元明的译文,见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②据学文:《郭沫若在赖家桥的生活片断》,《重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山城重庆艰难竭蹶,城里遭轰炸,郊县逢干旱,金刚坡下铄石流金,农人愁眉苦脸,沫若见了亦愁肠百结。七月初喜降甘霖,持续数日,农人皆大欢喜。沫若望着周围得救了的禾苗,想到今年米价虽不会锐减,但米荒可以不成问题了,他满心希望与苦难的家乡同胞共度这不吉利的流年。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方仁念
第12章 故乡行生辰庆 | 郭沫若传 | 共和国人物

《郭沫若传》第12章 故乡行生辰庆


三十四

沫若回到重庆还不能算真正回到故乡,从渝州到嘉州虽然路程已经很近了,但于戎马倥偬之际一直未及归省。乡下早就来人敦促,而他总觉得自己之所以归国,完全是为了抗战,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哪有心思回去探亲呢。后来听说父亲久已卧病在床,不时处于昏迷状态,他这才下了决心告假两周,带了也在三厅工作的侄儿郭培谦(五哥翊新的儿子,1910-1962),一同乘水上飞机返故乡。

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的一天,飞机停在乐山城外的肖公嘴。少年时代的沫若,不是曾在这里听到过凤凰鸣叫吗?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尤其当此"万里关河烽燧绕"的年代,故土已面目全非,哪儿再能追寻凤凰的踪影!反正他也无心领略风光,只想尽快赶回绥山之麓的沙湾老家。然而毕竟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儿时的回忆不想追寻也会触景生情,一路上感慨自然不免油然而生:

依然碌碌一庸才,廿六年后始归来。
何处海棠香讯在?草堂寺内几徘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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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张肩重:《在郭老周围的日子里》,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海棠香国"的骄子重新回到父老乡亲们的身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众人把他推上用方桌临时搭成的讲台上,请他发表演讲,他开口第一句就说:"离别了二十六年的家乡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不肖的子孙"

思子心切的郭朝沛已届八十高龄,卧病以来由沫若的元配夫人张琼华和四姐郭麟贞悉心侍奉。沫若一回到家,立即来到老人病榻前,跪在地上轻声呼唤着爸爸。泪流满面的四姐见父亲迷迷糊糊没有反应,便用拇指和食指比着一个"八"字伸到老人眼前,意思是说"你的八儿回来了"。这一举动可真灵验,老人面对这个"八"字,果然微微张开双眼,缓缓地偏转头看着跪在他身边的人,很吃力地点了一下头。过了片刻,老人启齿即询问孙子、孙女的情况,他哪里知道八儿尚有四子一女被抛置在海外,更难明白媳妇立群不久又将给他增添一个小孙儿。沫若泪眼莹然,想想当年母亲于弥留之际还不断地用微弱的声音呼唤他的乳名,再看看面前深切惦念自己的老父,心中好不伤悲。

老人深明大义,三月九日正逢他的诞辰,沫若与家人本来准备为他做寿,他却以国难期间不令铺张为口实,阻止了儿孙们的孝行。他喜欢大家围坐在病榻前,听八儿谈抗日救国的事。沫若说:"有人以为日寇强大,来势凶猛,其实,只要我们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抗战,前赴后继,最后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现在抗战已经一年多了,日寇当初扬言三个月内荡平中国的狂妄叫嚣,不是破产了吗?"他见父亲连连颔首,便进一步解释了要郭培谦参加三厅工作的道理,说:"你的儿子为抗日尽力,你的孙子也要为抗日尽力,这也叫前赴后继嘛。"老人的脸上展现出慈祥的笑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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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笔者1982年11月16日访问魏蓉芳(郭培谦的夫人)谈话记录。

"少小离家老大回",与家人重新团聚多么快慰。兄弟姐妹,还有众多的小字辈,济济一堂,情谊怡怡。五哥翊新和元弟翊昌喜绘水墨画赠人,沫若则忙着为他们题诗写跋。五哥给侄女珩瑛画了一幅荷花,沫若题诗云:

亢节婷婷上千荷,污泥不染意婆娑。
万千险境都经过,方信人间乐事多。

元弟给四姐麟贞画的是梅花两枝,并配以芭蕉叶,沫若在跋中说:"余见此则思及父母,盖梅花寓有祝寿意也。"由此又忆及儿时因与五哥翊新偷盗芭蕉花为母亲治病而备受父母笞楚的事,不禁感叹"而今父衰母逝,橙坞大哥亦早归道山"。

至于婚后第五天就开始独守空房的张琼华,此时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把自己生活中的最大不幸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她孝敬公婆,操劳家务,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信赖,公公、婆婆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无论走到哪里,婆婆都要把她带在身边。丈夫的照片始终端正地挂在自己房间正中,结婚时的家具一件件擦拭得光亮照人,她还把他幼年时代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所写的作业本和诗文手稿、取得的毕业证书以及后来陆续寄回家的书信,全都珍藏着。沫若对她尽管没有爱情,然而充满感激之情。家人早就告诉过他,母亲临终前曾留下遗言:"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①因此,现在他当着父亲的面,对张琼华一躬到地。②他在给兄弟姐妹以及小辈们题画留诗的同时,也给琼华写了两首,并逗趣地说:"你如果往后没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十个大洋。"③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墀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

民国廿六年九月赴昆山访辞修,遇敌机轰炸,在明远室中小卧片时后作此,距今一年将半,望清新之意无问今昔。书付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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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祭母文》,见《德音录》。 ②据笔者1984年10月23日访问郭宗瑨(郭沫若的侄子)谈话记录。
③黄高彬、唐明中:《新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沫水》1982年第4期。

另一首为七律《铁佛披金色相黄》,在短跋中亦有"书付琼华"的字样。①这次沫若没有在家久留,为了及早返回重庆,三月十日就告别了父亲,首途乐山,在城里小住两日,以拜会亲朋和地方官府。先去行政专员公署,专员不在,秘书坐在那里懒洋洋地摆出一副似搭理非搭理的架势。沫若暗自高兴,"行客拜坐客"本系例行繁文缛节,他就是希望"坐客"不在才好,可以省掉许多事。于是留下了一张名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郭沫若

四川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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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件均藏乐山文管所。

本意无非表示他已来过,哪知秘书接过名片一看,象触了电似的,一下子从长足竹椅上弹了起来,点头哈腰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奴声奴气地说:"啊!厅长!专员是有事才出去的,不知几时回来。厅长住在哪里,请告诉我,回来我向他说,好去拜望。"沫若淡淡地回了一句:"还没有住定。"便转身走了。

沫若真正想拜见的是自己的业师、原乐山高等小学堂的帅平均先生。跨进县立中学教员院帅先生的寝室,沫若亲切地叫了一声"先生",随即趋步向前欲跪拜,帅先生赶快扶住,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让他在身旁坐下。面对三十年不见的老师,沫若热情祝颂他健康长寿,先生则频频称贺学生的成就。当话题转到经学上来之后,帅先生列举了自己读过的沫若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极为赞许;沫若半躬着身子,恭敬地表示:"我在经学方面,所以能够有那样一点成就,完全是得自先生的教诲和赐予。"先生听后乐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慈祥,笑得是那样甜蜜。

从帅先生处出来,沫若信步重访乌尤寺。登上乌尤山绝顶的尔雅台,临江远眺,感事怀人,不由得勾起对老友朱德的思念之情,遂成七律一首: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弥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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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登尔雅台怀人》

听说郭沫若荣归故里,乐山各界人士均欲集会欢迎,并纷纷请他演讲。最大的一次会是在嘉州公园中山堂前的广场上举行的,沫若妙趣横生地从追溯往事谈到抗日斗争形势,说:"父老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同学们!沫若今天和大家见面讲演的地方,是我幼年被学校'斥退'的地方,"他用手指着中山堂前的一根柱子,"也许,这根柱头就是挂我'斥退'牌的柱头,"群众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并引导大家展望家乡前景:"铜河百万匹马力的水力,到时候必定供发电之用,铜河流域的天然森林,也必将化为一望无际的烟囱"场内鸦雀无声,场外还不断有人群往里涌。为了容纳更多的听众,会议主持人征得沫若应允,临时将会场移到了乐山最大的广场--月咡塘。

三月十二日,沫若仍乘水上飞机返抵重庆。不到四足月,父亲病逝的噩耗飞来,便偕立群怀抱刚生下三个月的汉英,于七月十一日星夜回家奔丧。由于沫若的声名和业绩,"内则上而国府主席,党军领袖,下而小学儿童,厮役士卒,外则如敌国日本反战同盟之代表,莫不表示深切之哀悼"①。唁电、唁函如雪片,挽联、奠幛挂满郭家厅堂,是对死者的悼念,也是对生者的赞誉。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合送的挽联为: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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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家祭文》,见《德音录》。

《新华日报》送的长联,更集中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北伐扫军阀残余,抗战驱法西寇盗,令郎训政赞戎机,动员千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
眉山为灵气所寄,铜河有秀色可餐,大德耆年参化育,享受八十六寒暑,国祥人瑞,群仰高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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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挽联均见《德音录》。

正在苏联治病的周恩来,也送来了挽联。诸多联语传佳话,抗日救国心连心,这次治丧活动,无意间倒促进了家乡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高涨,这是沫若求之不得的。

旧社会里治丧不易守丧更难。七月中下旬之交,铜河洪水猛涨,沙湾全镇均被浸淹,街中公路浑如大河,波浪翻涌水声汩汩,郭家全宅泡于水中。沫若与五哥通宵未眠,一再为父亲的灵榇垫砖加高,以防水袭。八月间又遇敌机轰炸乐山,殃及沙湾,本来就很繁忙的丧事,又增添了许多麻烦。

由于父亲要到十一月间才能安葬,沫若对三厅的工作放心不下,便于九月初单独奔赴重庆。临行前元弟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嘱他早日回来,沫若默默顿首,两人以诗惜别,但愿他们这一对"少时忧戚最相关"的弟兄,能"各倾余力学双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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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汐集·别季弟》。

立群和汉英则暂留乡间,母子两人受到了张琼华的多方照顾:她不但主动将自己长期居住的当年结婚用房让给他们住,而且还在饮食方面给予特殊优待。按旧风习,治丧期间不许食荤腥,可是正在哺乳的立群,这怎么能行?张琼华便托人买了活鸡鲜鱼从后院拿进来,另砌一土灶亲自为她烧煮。诙谐的张琼华,偶尔也同于立群开点小玩笑。有一次,她指着立群对侄儿说:"你八爸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媳妇。"①似乎只有在她的怀抱之中显得最乖,为此她高兴地说:"只有我还能够抱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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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笔者1984年10月23日访问郭宗瑨谈话记录。

十月中旬沫若重又回到沙湾。在家守丧期间,获读长兄橙坞负笈日本时所作诗文,今由大嫂装订成册,嘱为题识。沫若捧读再四,往事历历在目,不幸自北平与大哥分别,竟未能再谋一面,自己之有今日全是出于他的栽培,不意毫未报答就从此永别了。思今感昔,不知涕之何从,率成一律,恨不能重得先兄斧政: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葬罢父亲,十二月初,沫若偕立群和汉英离别家人启程返渝,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嘉州城。飞机起飞了,天上的人在俯看凌云山麓的苏子楼,感叹"风景尚无大殊,而余年则将届知命矣",地上的人则在凝视飞机远逝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三十五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进犯边区,开始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厅也跟着受到了更多的挤压、阻挠、刁难和破坏。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三厅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根钉子,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拔除,于是唆使贺衷寒、张厉生等人严加监督和控制。他们乘周恩来和郭沫若暂时离开重庆之际,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阳翰笙和冯乃超觉得事态严重,在赶忙写信向沫若汇报的同时,又立即派人去乐山向沫若面陈一切,请他火速返渝,

沫若回到重庆的时候,三厅的形势正剑拔弩张:国民党顽固派见三厅人员不肯就范,便又使出一招,他们扬言有人告发三厅偷运共产党的宣传品,因而在一天深夜,贺衷寒亲自带领了二十名喽啰来三厅搜查堆栈,连准备包装上车准备第二天运往前线的书报,也都被一一打开检查,结果却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沫若获悉后暴跳如雷,严词斥责,并再一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鉴于三厅的社会影响和郭沫若的声望,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十分棘手,既不便于公开撤掉这个机构,也不便于公然批准厅长挂冠离职,而且连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只好暂时收起。

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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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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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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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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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迹见《东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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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并请多多帮助,本人愿全力追随。"①席间,田寿昌、舒舍予、洪深、马彦祥等人先后登台表演,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不绝于耳。两周后沫若"犹有余兴",他把写在两张宣纸上的签名单拿出来,请人裱成一横轴,然后补题七律一首: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
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
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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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手迹见《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这幅签名轴,后来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楼下中厅里,象征着团结和进步,激励文工会全体人员同仇敌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说是第三厅的继续,不过它已不能象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国民党当局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就这样让他们捆住手脚吗?不!沫若领导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这个圈子,以个人身份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如请老舍讲小说,请冯玉祥讲《三国演义》,请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邹韬奋、沈钧儒、张友渔、章汉夫等人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轴心国春季攻势的展望》和《四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与我抗战》,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亲自主持。这样以学术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希特勒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龚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为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张目。郭沫若与阳翰笙等人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便借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在请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的屈武来主讲的同时,把龚德柏以及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也请来发言。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和战争的趋向,论证了德国必败。龚德柏等人固执己见,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将被德军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按作战地图细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希特勒所谓三星期占领莫斯科的奇谈早已成为泡影,从而指出:"对苏德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必须以事实论事实,不能拿不着边际的,只作空想妄谈。"①当时,龚德柏等人十分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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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交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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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1941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见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军纪军令"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租界",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最后他表示:"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①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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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韬奋:《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见韬奋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战以来》。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春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你能再骑吗?""为什么不?"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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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送田寿昌赴桂林》

跋语中有"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永"字涂去,改成"暂"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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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蜗庐"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①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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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寿人寿世此情真",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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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3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悬弧之辰的下午,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会场设在餐厅和院子里,从午间起宾客就纷至沓来。秋阳洒着金辉,粉墙四周悬挂的郭沫若、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人的画像显得格外明亮。会场内外陈列着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员送来的寿联、贺诗和立轴。此外,大楼"文化之家"的檐前还高挂着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这是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这里辟有三间专室,展览寿星二十五年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有各种专著和译本,亦有手稿,总共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

同时还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纪念茶会由自称"老少年"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劳绩、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备加赞扬,强调纪念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沈钧儒的发言表示出他对郭沫若的热爱,他殷切希望沫若要更多地写些反映劳苦人民生活的诗篇,同时也要在当前蓬勃的民主运动中发出更有力的战斗呼唤。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指出,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到会,他热情称颂寿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苏联,也有着"郭沫若"的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创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文化,愿郭先生千秋亿万岁。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等人。沫若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住前额,象是在沉思,象是在反省。五十年来的生涯,有不少镜头摄入了心版中:少年时代的勒令退学,青年时代的饱尝异族的冷眼,壮年时代的挥戈疆场,中年时代的埋首古器物研究,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毁家纾难,这一切在严峻的历史老人面前算是通过了,但自己的现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因此,最后他在答词中谦逊地说:"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还有许多要向国家、社会和朋友报德的事没有做好。"他既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又讲述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他郑重其词地表示:"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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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创作之寿》,分别见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佛西、邵荃麟等人致词,并由中国戏剧社合唱田寿昌作词、姚牧谱曲的祝寿歌《南山之什》,同时演出了杜宣以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为题材而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祝,到会的有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马鉴、夏衍、胡乔木、胡风等人。新加坡文化界则有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发起大型聚餐会,二百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当天,各地不少报刊也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华商报》刊载了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大公报》刊载了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星岛日报》刊载了叶灵凤的《个人的铭感》、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等文章。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才结束,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达半年之久。沫若特电谢延安、桂林、香港诸友好,云: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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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1年11月18日《广西日报》、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同时他还写了许多诗词,以答谢沈尹默、陈布雷、柳亚子等人。其中给柳亚子的是一首七律,小序说明此诗敬步柳氏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云: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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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汐集·用原韵却酬柳亚子》

为庆祝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艺界还献出了两台话剧:纪念日前上演了阳翰笙新近创作的《天国春秋》,纪念日后上演了寿星本人刚修改过的早年作品《棠棣之花》。在此期间,著名平剧、楚剧、川剧演员王震瓯、沈云陔、张德成等人,也演出了祝贺专场。

这次演出的《棠棣之花》,是作者根据四年前通盘整理过的五幕剧重新加以增改的,剧情有了更大的变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了。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原稿中写有聂政为母亲"服三年之丧",恩来即指出:"孟子比聂政晚出,那时候儒家的三年之丧还没有普遍推广,游侠聂政更不会庐墓三年。"沫若认为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意见",但这牵连到歌词甚至全剧的情调,因而改起来非常棘手。为保证演出效果,恩来还建议该剧采取全名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结果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沫若曾多次亲临排演场,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和孩子剧团的少年演员,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理解和表现角色,同时还为导演和美工选择服装、道具和布景。在排练过程中,他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剧本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删。第二幕结尾聂政赴韩城,他原想加一小段喜剧场面,但石凌鹤认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引起观众大笑,于剧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们把戏排了两遍:第一次演到春姑献花后即落幕,第二次则把幕升起,加酒家母赠花的场面。经过这一比较,沫若自己也感到后面一种是蛇足,就一挥手表示不必加了。①从这里他体会到,"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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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郭老虚心改作品》,1985年9月18日《重庆晚报》。 ②《〈孔雀胆〉附录·〈孔雀胆〉的润色》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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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方仁念
第14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 郭沫若传 | 共和国人物

《郭沫若传》第14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院落的老阍人"。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水牛"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银杏亭"。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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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芍药及其他·下乡去》。

其实沫若自己就是一株银杏,也是一头水牛。在云遮雾障的山城,"银杏"始终躯干笔立,生生不息,"水牛"永远任劳任怨,耕耘不止。一九四三年七月,"热气团"袭击重庆,沫若中暑发烧,于病中还在惦念答应于怀(即乔冠华)为《群众》周刊撰文论述墨子的事。近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外研究历史蔚然成风,以新史学的观点纂述的古代史或古代学术思想史,不断地有鸿篇巨著问世。朋友们的这些努力和劳绩,对沫若说来不啻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也使他越发想恢复周秦诸子的研究。"人生如登山"这句老话,对现时的他却产生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就是这样永不歇脚,永不满足,以顽强的毅力从一个高峰攀登上另一个高峰,他认为这是"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这一年的七月底,沫若的烧刚退,就匆匆挈眷下乡,重与水牛山和白果树为伴了。下乡的第二天,他从研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开始,接着温习了几天《墨子》,即执笔为文,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草成《墨子的思想》,打响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炮。落霞把全家院子染得一片金红,他捧着手稿徘徊在白果树下,低声细心校读:"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这样写是否太"偏恶"了墨子?朋友们不免又要说我"袒护儒家"了。他们可知道,在我是有我的客观依据的,我是平心静气地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一番,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把他们各自孤立起来,凭主观臆断去任意加以解释。他不知在树下已经兜了几圈,经过了又一番过细的思虑,终于心安理得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对吴起的同情。读《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辅助悼王变法,而在悼王驾崩时,他亦被一些反动贵族所射杀,这些贵族中就有墨家门徒在。从这里,沫若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即决定作《述吴起》。八月二十日开始动笔,夜间略睡片刻,又起身于菜油灯下继续奋战。吃下立群为他准备好的一碗冰藕,精神显然更加振作。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第二天午后,这篇一万二千字的论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实的资料论定"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当与孙武、商鞅并称,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虑到时下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因陈、吴失败,故墨家灭亡。这是一大疑问。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后儒者的动向,却适得其反,证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农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为最多,因而沫若认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为意外收获,于是又写《秦汉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刚搁笔,他的兴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音乐上面去了,遂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诞生。这之后,他读《吕氏春秋》,发觉吕不韦实为一非凡人物,忽尔意动,想写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斗争。接连几天反复钻研《吕氏春秋》,并用抄本将有关资料分类摘录下来,细加考述,力图确凿可靠。在写作过程中,得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揭载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尽快完成了《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洋洋洒洒,四万余言。怪不得他的部属要说:"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质上是诗人,连写文章、考古,也多用诗的方式。长江大河,飞沙走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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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后,沫若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韩非子身上。《韩非子》篇目窜杂,翻来复去不知读了多少遍,可确定为韩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论,愈读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记中写着: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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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十批判书〉后记》。

如果一一考证各篇的真伪,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账,诗人的气质和兴趣根本不容许他写那样的文章。再这样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过了,他想摆脱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书斋去访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也拿了出来。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沫若觉得抱石的作品已经进步得惊人,遗憾的是他的经济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象傅抱石这样多才多艺的当代艺术家,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沫若心中好不纳闷、不平,他愿意向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多多推荐抱石的画。抱石挑了一幅《桐阴读画》赠送给他。这是一幅长条,七株大梧桐树参差挺立,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卷。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泻。桐树之间,补以绿竹。图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阔,气势苍沛。沫若觉得在这幅画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寒露过后天气渐渐冷了起来,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带着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阴读画》图,护着立群急匆匆进城了。至于中途抛了锚的《韩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节之前才写完。在此前后,一次偶然从友人处得见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记李自成、李岩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沫若的史剧创作欲因而又冲动起来,一度想结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可是不断面世的同行们的新史学论著,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他挑战,以前主张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现在依然故我,对于沫若的见解似乎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发表之后,几乎在史学界普遍地受到非难。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则起,他感到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结果史剧没有写成,反而坚定了他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

为了专心致志于写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妇将雏提前于五月底搬到了赖家桥。乡居的宁静有利于读书和思考。回想自己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前后已经费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又有哪些谬误,实在应当以今天的水准重新加以审查和评断。他足足酝酿了一个月,才着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获,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并阐明它是如何转化为庄园制的,同时论证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追溯了士民阶层的分化,还考定《考工记》系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没想到不久之后,沫若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应重庆市十八梯回教礼拜堂举办的回教经学讲习班和中国留学土耳其军校学生土文补习班之邀,讲授《中国古代史》,"学生听之均有所动",因而受到军统局渝特区的秘密监视。该机关唆使特务搜集情报,称郭沫若为"左倾文化人",所讲内容系"偏激之观点",并诬蔑刊载他文章的《群众》杂志为"奸伪刊物"。然而,杜国庠读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觉得沫若既检点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树,确实可喜可贺,特赠七绝四首,赞誉他"井田新说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一则需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也不是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二则要勇于拓荒,辛勤耕耘。当沫若进一步从孔墨对立的关系中考察了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门,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传统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场上,维护腐败了的奴隶生产制度。这里,他不但依然反对墨子,而且愈加赞扬孔子,岂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绝不畏葸不前,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掌握了确凿的根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孔墨的批判》。

灯下不断耕耘,时有新的发现。八月十九日沫若读《管子》,忽悟《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说颇为接近,便作比较研究,愈觉如影随形,若合符契。无意之间得此发现,大快于心。宋钘和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在先秦诸子中应该算是重要的一派,它的主要动向在于调和儒、墨,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有了这一发现,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派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求得了他们的条贯。沫若信手拈得这一新课题,不仅写了《宋钘尹文遗著考》,而且为撰述《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创造了条件。

接着又写《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庄子》原是沫若幼年时代爱读的一本书,其中好多篇至今犹能背诵;荀子其人其事沫若本来就不喜欢,在《〈先秦学说述林〉后叙》里早就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轻率地诬枉古人与无端地偏爱古人一样,都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沫若要求自己批评古人必须如同法官断狱一样,一定要十分周详。法官判决是非依据的是法律,沫若评断善恶依据的是道理,即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荀子虽然已经逐渐离开了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这就是沫若对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别看沫若成天价在故纸堆里出没,尽与这样那样的古人打交道,可他一刻也没忘掉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国事纷扰不宁,日寇发动了中原大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快要得逞,衡阳国民党守军将领投降日寇后,桂林、柳州又相继沦陷,贵阳也已告急。沫若喟叹之声如蜩如螗,忧乱之心如沸如羹。时局维艰,似乎不能容许他再有余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手头的文稿该告一段落了。他很想赶写《名辩思潮的批判》,然而只开了个头,终因时间难以为济而不得不往后延宕。

下乡以来不知不觉六个月了,白果树的叶子已被寒风扫得零零落落,树下的白果却铺满一地。沫若半年笔耕收获不算少,加上去年同期的劳绩,可以编成两个集子了。后于一九四五年先后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大多数文章就都是这两年来在白果树下完稿的。沫若真想将来能有机会将这两个集子合印成一部,题名《白果树下书》,那多别致!

四十一

一九四四年是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也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恰好又逢甲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一月十五日,编辑于怀等人来天官府四号与沫若共商此事,即定下撰稿人名单,沫若当仁不让,另外还想发信约请"明史泰斗"柳亚子"开炮"。

为了搜罗有关史料,沫若到处向友人商借、求索。在参考书匮乏的情况下,他以《明史》和《明季北略》为依据,还涉猎《明亡述略》、《剿闯小史》、《烈皇小识》等多种书籍,反复研读,再三思考,直到成竹在胸,方始动笔。这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纪念文字,写来可谓呕心沥血。沫若紧紧抓住一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兴起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总结了这支革命队伍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他好象含着泪在跟李自成促膝谈心: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从三百年后的今天来观照这场大悲剧,民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当事者的功罪还须明白判断。因而沫若毫不留情地指出:"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于三月十日脱稿,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即于十九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二十四日,《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诬蔑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甚谬种流传",而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朋友们纷纷写信或登门,对沫若表示支持,同时为他愤愤不平,他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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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四月十二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十八、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随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不久,林伯渠从延安来到重庆,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沫若。八月下旬,沫若又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他一面回味领袖含义深长的话语,一面摩挲边区人民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心中充满了阳光,既感觉欣慰,又受到了鼓舞:自己的文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这可是最大的荣耀。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在此期间,与林伯渠同道来山城的何其芳(1912-1977)和刘白羽,他们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刘白羽先说:"毛主席的讲话,根本是两点,一点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点是怎样服务的问题"他把讲话内容概括地讲了一遍,接着由何其芳介绍了延安文艺界讨论讲话的情况。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朵背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他的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尤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的这一论断,更加击节赞赏,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那天,于立群特意用周恩来托人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了一大锅稠稠的粥招待大家,每人一碗,黄澄澄、红艳艳、热呼呼、香喷喷、甜蜜蜜。沫若与朋友们一面吃,一面回味何、刘二人的讲话内容,好象自己也到了延安一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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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臧云远:《在重庆学习毛主席〈讲话〉》,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时令已是冬天,可是冬天里也有春天。十一月十一日晚,沫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洗尘,适逢周恩来由延安飞回重庆,他亦赶来参加。出席的尚有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1879-1946)以及沈钧儒等人。席间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消息振奋人心,宾主兴奋得又痛哭,又狂欢,饭后还到对面四号沫若家里去唱秧歌、扭秧歌舞,从来不跳舞的沫若也跟着恩来扭起了秧歌,小小"蜗庐"春意盎然。①沫若有诗记其事: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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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②《汐集·双十一》

更使沫若喜出望外的是,十二月间收到了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亲笔复信,其中写道: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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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见信如见人,十多年前与毛泽东在黄鹤楼分手时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偃旗息鼓,到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他俩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永远是相通的,怎不向往着能再重新见面呢!沫若读信后也深感以天国春秋为题,好好写一写太平军的经验,确是有益的尝试,理当遵命,但目下资料奇缺,争取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亲手呈献故人。还是主席说得对,比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此次抗日战争应该算是成熟了的,看来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是的,沫若获悉的不仅仅是延安的近况,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党中央的最新战略部署: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为中心口号。近年来,国民党政府迫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不得不假惺惺地宣布"放宽言论尺度",甚至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发表广播演讲,侈谈"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这当然是骗局,实际上根本没有兑现。同年一月间,当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周恩来飞赴重庆,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议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并与国民党商讨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时,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主张集中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沫若也在为此事积极奔忙:一月二十五日午后,周恩来刚到达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沫若就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赶去听他作报告。二月六日中午,又往棉花街五十八号李绍涵家聚餐,与陈铭枢、杨虎、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柳亚子、马寅初等人畅谈时局,周恩来、王若飞亦在座。"磐磐大器共金樽,涤荡陪都万丈尘。"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济济一堂,系祖国安危于自身,英光正气,豪言慨歌,争民主、争自由,斗敌顽。哪怕雾压江城,寒凝大地,早有人带来春天的信息。"今日域中谁是主?春回冻解雁来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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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磐磐大器》

在这场斗争中,文化界是一支生力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王若飞建议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时局宣言。初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文化界一部分朋友看了初稿后,觉得意犹未尽,且有不够确切之处,便又推郭沫若重行执笔。沫若即与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人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进行讨论,拟订了提纲,然后再由他挥笔成文。①沫若汇万众气于笔端,锋芒直指蒋帮政权,气势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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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翁植耘:

《文化堡垒》,见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三"巧言文饰"了。

内部未能团结,政治含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全国的人民都在焦虑,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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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入《沸羹集》时,文字有改动。

如何"改弦易辙",挽救中国的危机?办法是有的,那就是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时局紧迫,空言民主只是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当务之急在于切实保障民主的实现。为此,沫若等在宣言中提出两大纲领: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个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战时政治纲领;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政治纲领。同时还针对有碍于民主的种种现象,提出六条要求: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尅的政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义正词严,名正言顺。最后呼吁"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宣言草就后,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立即秘密地、广泛地征集签名。二月五日上午,他冒着凛冽的寒风,带着恩来托送的小米和红枣,亲自去磐溪看望徐悲鸿(1895-1953),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见到了这位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画家,可是却贫病交加,浑身浮肿,这更激起沫若对戕害人才的独裁政府的痛恨。他们亲切地围着小炭盆谈着病,谈着文艺界的情况,谈着当前的时局,沫若的话在悲鸿的胸膛里也燃起了一盆火,悲鸿的病容好象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当他们谈到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时,沫若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了宣言文稿,悲鸿接过去读了一遍,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他毫不犹疑地拿起笔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廖静文也签了名。夫妇二人热情挽留沫若吃了午饭,沫若即席挥毫,给主人留下了"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的诗句。悲鸿真想为今天的情景画一幅纪念画,可惜病中手腕无力,不能如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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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廖静文:《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文艺报》1978年9月第3期。

此外,沫若还曾和阳翰笙一同去北碚访老舍,并去北碚的对面复旦大学访马宗融、陈望道(1890-1977)和周谷城,他们也都当场签了名。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签名的人数竟多达三百一十二人,包括了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这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揭载,震动了整个山城和大后方,激起嘉陵江怒涛汹涌。蒋介石暴跳如雷,责成张道藩等人迅速查清原委,并设法消除影响。张道藩惊惶失措,亲自出马强迫华林、汤灏登报声明"并未参加"签名,而是被人"盗用"了他们的名字;同时另拟一篇反动宣言,硬拉了一些教授签名画押,刊载于《中央日报》上。他还派出喽啰威胁冰心、徐悲鸿等人发表同样的声明,均遭严词拒绝。朋友们的凛凛正气,铮铮风骨,令沫若敬佩不已,他为自己能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感到自豪。

当蒋介石查清这次签名运动风源来自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就是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再也不能容忍,终于露出狰狞面目,决意拔掉这根"眼中钉",打碎这只"花瓶"。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如下消息:

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三十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

《新华日报》刊出时特意在这条消息后面加了编者按,表彰郭沫若归国以来的贡献,以及第三厅和文工会的成就,其中说:"几年以来,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对于沫若说来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想摔碎"花瓶",放开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好得很。"平生四海惯为家",走到哪里都可以战斗。然而,舆论界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反应十分强烈,重庆各方中外进步人士均极表惊异和关切,登门慰问沫若的人不计其数,有新闻记者、律师、医生、青年学生以及苏联等各国驻渝使馆人员。新华日报社亦不断收到慰问郭沫若的信,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光未然、吴晗、沈从文等五十余人自昆明驰函说:"'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同你们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是不孤立的。"①朋友们的知心话温暖了沫若的心,使他浑身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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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

四月一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原第三厅部分人员在天官府七号举行聚餐纪念晚会,参加的还有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沫若在签名纸上题词:"昙华林纪念。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①,勿忘今日。"文工会是武汉昙华林时代第三厅的继续,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第三厅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文工会解散,恰好七个年头,值得纪念。会上,沈钧儒、翦伯赞等人发言,谴责了国民党当局无理解散文工会的卑劣行径。沫若则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更自由了!"②金山又一次为大家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从这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伟大交响乐中,人们仿佛看到三闾大夫手持长剑在不断劈开黑暗,人们也好象看到郭沫若挥舞如椽的巨笔在披荆斩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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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表时改为"摔掉花瓶"。 ②1945年4月2日《新华日报》。

沫若的确并不孤立,他有党组织的关怀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在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为他和原文工会人员举行的慰问宴会上,左舜生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表示:"郭先生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我们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王若飞也致词说:"郭先生是国家的至宝,中国人民需要他。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万一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或解放区去。"沫若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他回顾了七年来的工作,自歉没有什么成绩,深感内疚,只求将来在工作中报答大家:"文工会是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真正开始工作。"他想到回国的时候曾做过一首诗,说到"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自己的生命不是赚来的吗?今年五十四岁了,也可以说"五十四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最后,他恳挚地向大家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在诸位先生鼓励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就是死了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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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5年4月9日《新华日报》。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赖家桥还留下一批朋友暂时未作安排,沫若放心不下,便和立群、翰笙、乃超等人相率去看望他们。全家院子里一片寂静,办公室空空如也,桌椅及一切用具都已点交,连礼堂里的总理遗像和遗嘱也已撤销。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家眷都闲得无聊,他们见沫若等人来了,立地聚集拢来,说这道那,不知有多少离合悲欢。晚上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五年春事倥偬过,独倚南楼怅晚风",沫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夜风风雨雨,梦东梦西。次日不得不跟自己熟悉的一切告别,白果树的无言留给他连绵的思念,他俯身拾起一枝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枝丫,想拿回城去放在花瓶中供养,没有想到那鸭掌形的碧叶中间,还夹着一个青青的果实。

回到天官府,沫若托朋友另找房子,他不想再在这里居住。朋友考虑到近郊黄山离市区不远,夏天也比较凉快,想在那边为他物色住处,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他,而他却毅然决然地说:"黄山我不去!那是皇帝住的地方啊!"①原来黄山高处有一所别墅,蒋介石经常住在那里。

天无绝人之路,郭沫若自有他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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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

四十二

"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摆脱了羁縻已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机构,沫若想更自由自在地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开始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阳翰笙仍做他的副手,曾一度代理他的工作。中一路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协所在地,一对活泼的石狮子蹲在门口,伸出大半截舌头,歪首嬉笑着,好象是对新来的研究委员会主任表示欢迎和敬意。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五月初希特勒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自杀了),德国随即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沫若应新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之邀,出席了使馆举行"的胜利酒会"。五月二十八日晚,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参赞登门造访,带来苏联科学院一封信,邀请郭沫若和丁西林(1893-1974)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该院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会期为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这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多年的心愿得到了这样意外的满足。可是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见时只表示准予赴苏,而旅费却分文不给。沫若先是通过翁泽永的关系,向中央银行借了三千美元,后又得到友人、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支援,拨来民生公司文化基金委员会资金一万美元供他使用,沫若随即将三千美元退还给翁泽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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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李萱华:《郭沫若在北碚》,见重庆文联和社科院编、1985年9月版《重庆市郭沫若研究论文集》,并参阅笔者1983年5月访问翁植耘谈话记录。当时郭老在苏联十分节俭,只化了四、五千美元,余款于回国后悉数奉还卢子英。

朋友们都为沫若能去苏联而高兴。在中苏文协为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暨庆祝苏联红军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沫若竟成了大家谈话的中心,宋庆龄和邵力子一再和他干杯,预祝他顺利完成访苏使命。邀宴、欢送活动更是应接不暇,临行前一天下午,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联合举行欢送会,沫若含泪答谢朋友们的盛情、厚谊和嘱托,说:"中国人民和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实是一个'差使'而已,但愿能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

六月九日,沫若由费德林、安南略、戈宝权、于立群等人送往九龙坡机场,国民党人员不但莫名其妙地一一调查了送行者的姓名,而且硬要沫若去外事局补办什么出境许可证,这显然是有意纠缠和刁难。一直折腾到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沫若才获准登机,匆匆与立群等人握别。他乘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后,转道印度、伊朗,途中几经勾留,二十五日才到达莫斯科,纪念大会已经开了十天,地点也转移到列宁格勒去了。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然而无可奈何,谁叫中国的科学技术这样落后,要仰仗别国的交通工具往来,就连做客也做不到别人那样称心如意,沫若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辛辣味。好在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莫斯科,平常只能在照片和电影里看见的红场,现在是如此真切地展现在面前,克里姆林宫高耸的尖塔,塔顶上的红星在夜晚闪耀着欢乐的色彩,好象一个巨人在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着宾客。沫若幸福地下榻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

第二天,沫若即由苏联外交部齐赫文斯基陪同飞往列宁格勒。号称苏联第二大城的列宁格勒,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上。这是一座英雄城市,沫若参观市容,已看不出战痕,外表上显得异常肃静,似乎当初破坏得并不厉害。但这一切,是不知流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德寇曾围困两年,市民紧紧配合红军卫城,伤亡惨重,据说单饿死的就有十七万余人。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在拉多加湖结冰期保证汽车安全运输的办法,这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战胜野蛮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跑到近郊看看,普尔科夫山是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的天文台已被完全摧毁了,大小弹坑比比皆是。沫若觉得这里的山川草木和祖国的江南一带相仿佛,象这样激烈战斗的地方在江南也不少,可是至今八年了,日寇还没有被赶走,同胞们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在钦佩苏联红军和人民的同时,痛恨国民党政府不把枪口对内改成枪口对外。

列宁格勒市长宴请苏联和各国两千专家和学者,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即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作战的地方。在宾主云集的厅中,沫若第一次见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威,这是一位研究奴隶制的专家,他对沫若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成为例外。"沫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对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全被他所通晓,这更增加了对他的敬意。承蒙司徒鲁威的邀请,沫若出席了东方学院学术讨论会,主席在开幕词中特别介绍了他。会议中间沫若作了临时发言,说自己是抱着唐僧上西天取经的精神到苏联来的,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他将要带回中国去。

六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国家饭店,丁西林刚从国内赶到,沫若与他同住一室。次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走进白色大理石的殿堂,金碧辉煌,酒肴果品极为丰盛。一会儿,斯大林(1879-1953)、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875-1946)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入席。斯大林穿着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灰白,沉着而严肃。望着这位领导苏联人民打垮了法西斯德国的英雄元帅,望着日夜向往有朝一日能谒见的中国人民的尊贵朋友,沫若感到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激动。当晚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讲话、干杯、观赏节目穿插进行,但斯大林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沫若觉得难能可贵,一位伟大领袖倒不在乎每次宴请宾客都要发表一通演说,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最后一个节目是红军舞,演出时间最长,演员们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去了,充分体现了苏联红军盖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一直陪坐到席散,已是子夜时分。

许多单位热情邀请沫若作报告。七月五日,去历史研究所讲《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由齐赫文斯基翻译。沫若主要谈了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考察,封建制长期停滞原因的探讨。听众颇感兴趣,后又应邀往对外文协作了同一报告。第二天,外文出版部邀约谈话,沫若即以《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为题,作了介绍。后来也应对外文协之邀,将同一报告又作了一次,并高兴地将讲话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此外,还去东方大学讲了《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实际上这是沫若想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提要。

沫若满心欢喜纪念大会为来宾们安排的参观活动。列宁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一代伟人的生平事迹具象化了,沫若不但得以亲眼目睹实物、照片和模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列宁的手稿,听见了列宁的声音,甚至感受到了列宁的呼吸。从那件一九一八年遇刺时穿的黑色大衣,在左臂和左肩间留下的弹洞,仿佛可以瞧见他的伤口。瞻仰列宁一九二四年逝世时,在一片红旗簇拥中的遗容,更令人热泪喷涌。沫若默默地拿起纪念册,慢慢地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代的伟人,
无产阶级的父亲,
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
你的遗像永远如生。
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
勋业,永远长存。

沫若还先后参观了莱蒙托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两位作家的博物馆。莱蒙托夫因为在吊唁普希金的一首诗中,痛骂反动统治阶级为"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以致被流放到高加索;一年后返回彼得堡,不久又因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再次发配至原地。沙皇政府更唆使流氓借口《当代英雄》揭露了他的阴私,而要求与莱蒙托夫决斗,终于对年轻的诗人下了毒手。面对诗人的光辉业绩,沫若油然起敬;而专制魔王扼杀天才、摧残文化的罪行,又令人发指。沫若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蒙馆长、奥氏夫人特殊照顾,让他坐在丈夫生前接待朋友的沙发上,听她诉述英雄战斗的一生。在人民革命风暴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尽管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党和政府还是千方百计鼓励、支持他发出了最大的光和热。两位作家的博物馆所陈列的一切,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对照:一是唯恐文艺家生生不息,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是用尽各种方法,要使文艺家多活几天。

沫若多么渴望人民的世纪早日到来!

七月九日沫若暂离莫斯科,飞往斯大林格勒作客。这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沫若在马路上走着,大街小巷至今遍体鳞伤,看不到一幢完整房屋,居民多住于原系三、四层楼房之底层或地下室,上无屋顶。据说当年德寇飞机来轰炸,一个月投下的炸弹就有三十三万枚之多。从街战、巷战到逐屋战、逐楼战,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为了不负"斯大林"的英名,如今全城男女老少又响亮地喊出新的口号:"我们保卫了斯大林格勒,我们要再建斯大林格勒!"沫若走到伏尔加河边,一位陪同人员举起双手深情地呼唤:"伏尔加,伏尔加,我亲爱的玛特西卡(母亲)!"他问沫若:"是扬子江大,还是伏尔加大?"沫若回答:"扬子江大。"对方有些失望。说实在的,伏尔加河也不算小,不过总不能和扬子江相比。他愈是向陪同人员介绍扬子江,就愈加勾起乡愁。有汽船把他们送到砂岸上,大家解衣跳入河中沐浴、畅游,然后在白桦林中举行了酒宴。归途夜色迷茫,沫若坐在船上晃晃悠悠,有新诗一首涌上心头:

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望着斜阳,
青翠的白桦林诱发着我的遐想。

绛黄的流水在我眼前浩浩汤汤,
成阵的红霞不断的演变在天上,
我仿佛是回到了我自己的故乡。
亲爱的,你是伏尔加?你还是长江?
清快的,你是伏特加?你还是高粱?

七月十二日,沫若又飞往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参观访问。帝俄时代乌兹别克原是一块受压制最厉害的殖民地,革命以后不到三十年,重轭解除,人民丰衣足食。此地与新疆接壤,遗憾的是国境线那边还是内忧不已、外患未除的国度。"天国非人间,人间正流血。"我郭沫若可不能象刘后主入魏那样"此间乐,不思蜀",恰恰相反,我是"此间乐,愈思蜀"。

在塔什干,沫若参观了世界第一流的斯大林纺织工场,从这个"机器的海"、"社会主义的摇篮"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个新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也访问了第十八届共产党代表集体农场,体验了一下"葡萄美酒,当作茶汤;击掌高歌,震破土墙"的生活,亲眼看到了农民既会开拖拉机,也会欣赏近代音乐。

当沫若重新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已是七月十九日傍晚,这天早晨丁西林已先回国。塔斯社记者来访,畅谈了参观斯大林格勒和塔什干的感想。就在不断参观访问和接待记者中,沫若走出国门已经两个月了,心中时时牵记着亲人和朋友,牵记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回忆水牛山,三径谅已荒。狐鼠正纵横,徙倚断人肠。"①原曾打算这次赴苏后暂不回国,想把立群也接来同住一段时间再说。此事已取得苏联方面的同意,前不久费德林参赞已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原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翁泽永,说:"欢迎你伴同郭沫若夫人一起到苏联去。"②可是国内的斗争需要沫若及早回国,他怎能安心寄居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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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5年7月14日日记,见《苏联纪行》。 ②翁植耘:《励志读书洁身藻德》,1985年8月《郭沫若研究》第1辑。

先后从此间友人口中获悉,八月六日、八日美国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更可喜的是,苏联也已于同月八日正式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正在我国关东地区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势。沫若预感到时局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塔斯社记者请他就苏联对日宣战一事发表谈话时,他表示为友邦的这一重大决策"感到深切的喜悦",相信这是"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败北的一种保证"。③在这样的时刻,沫若思归上心更不能自已。苏联对外文协特意选定对日宣战这一吉日举行公宴欢送郭沫若,出席的有赫拉普钦科、爱伦堡、西蒙诺夫、马尔夏克等著名作家,和司徒鲁威等著名学者、教授,中、苏两国大使也在座。对外文协会长凯缅诺夫在致词中强调:"今天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日子。苏联国家忠实于对盟邦的义务,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现在可以干杯,祝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到会的差不多每位来宾都热情洋溢地讲了话,爱伦堡的发言尤其新鲜,他赞美沫若是中国作家中的浪漫派,浪漫派是永远年轻的,他要歌颂中国的青春和沫若的青春。言词托心声,人情似酒醇,沫若恳挚地作了答词,他说:"我把各位的诚恳的鼓励,作为对于中国人民全体的说话而接受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独立国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自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是处在方生方死之间的,但我们决不让死的老是拖着活的。我们要使方死的迅速死去,方生的蓬勃成长。苏联和苏联作家是我们的模范,希望以兄弟的情谊,永远缔结着我们的文化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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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见1945年8月14日《新华日报》。

喜看战局急转直下,沫若想尽快回国,迎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没料到他还未来得及动身,无线电已经广播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八月十日的事,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事米克拉雪夫斯基正在高加索饭店为沫若饯行,服务员来报告这一特大喜讯,他们高兴得站了起来狂呼"乌拉"(万岁),不断干杯,最后沫若醉倒在椅子上。当他醒来时,才发觉自己已躺在苏联朋友家里。米参事一手把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便拥抱着对舞,由于酒酣后沫若的脚还虚飘无力,以致两人卟笃一声都跌倒在地

八月十六日清晨,沫若告别莫斯科,登上了归国的飞机。他望着机场门口矗立着的列宁和斯大林的两尊魁伟的塑像,依依不舍,别绪萦怀。回想在苏联作客五十天,时间虽不算长,但所看到的恐怕比住了五十年的人还要多。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方仁念
第13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 郭沫若传 | 共和国人物

《郭沫若传》第13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三十七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石凌鹤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一天,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①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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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杨铭庆:《郭老二三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四号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恰好面对沫若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每当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郭家或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不但周围的特务们要全体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得紧急动员。有趣的是,在郭家的二楼住着的重庆卫戍司令部通讯营营长李奈西,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保持着联系。他本是国民党授意监视郭沫若的,可是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保护郭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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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①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既然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于通过,那么不妨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记录",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周恩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领导戏剧工作者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问题开展讨论,并建议《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了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沫若自己也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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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二)》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当该剧于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公演的时候,演员江村等人怂恿沫若以屈原的事迹为题材再写一个剧本,这可真是正中下怀,他慨然允诺。消息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恩来知道了,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①沫若会心地微笑着,他在想:屈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今天尽管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类似的悲剧依然还在重演,眼前就不乏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呵: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江南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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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中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1期。

"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真是愉快。"①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枝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劚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整个写作过程完全突破了原先的构思,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各幕及许多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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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2年1月11日日记,见《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一月十一日夜,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沫若,仿佛看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

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

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

--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什么也不觉得。剧本结尾让婵娟死掉,实属异想天开,尤其是她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月光,更是初念所未及,他确实感到满意。可是睡了一觉之后,突然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赠婵娟以《橘颂》尚未交代,便又产生了新的想法:索性用《橘颂》作祭文,和第一幕相呼应,使坚贞的橘树形象贯穿全剧,这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了。他马上作了修改。至此,全剧本来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这实在是"意想外的收获"!

《屈原》脱稿后,沫若如释重负,接连轻松了三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好象变成了小孩",总喜欢自告奋勇地把稿子拿出来朗诵给朋友们听,每每四、五个小时都不感觉疲劳。一天傍晚,他把导演陈鲤庭,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邀到家中,恩来也在座。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剧情梗概,然后连念带解释地朗诵剧本,只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低声吟哦。到了剧情高潮,屈原被楚怀王囚禁在东皇太乙庙里,沫若更以凛然的气势在怒吼: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他全身心陶醉于这段《雷电颂》中,就象屈原陶醉于自己的诗篇那样。这一场原就是从《天问》篇得来的暗示,那里面有"薄暮雷电"句,由此幻想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屈原在前几幕中逐渐激化了的愤懑,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且在这之后终竟遭了缧绁,作者存心使屈原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就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朋友们听了沫若的解释,连连顿首,恩来满意地笑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①猛然一阵掌声冲破"蜗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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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沫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架,神彩奕奕地继续往下念。当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得到卫士的同情,逃出樊篱,踉跄奔上神殿,匍匐在屈原的膝前,误服南后阴谋放置的毒酒,为能替代恩师受害,自己含笑死去的时候,沫若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亲人呐!"在他看来,婵娟是"诗的魂",是"道义美"的化身,是使屈原得到安慰而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因而他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铸造了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人们抹着腮边的泪水,沉默地思考着剧作者深邃的话语。就在当天晚上定下了角色: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因而实际上是"留渝剧人联合公演"。

听说《屈原》完稿了,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沫若为了便于演出,便于斗争,特意与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打交道,将剧本交给了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位朋友提醒他当心稿子被"扣压",他回答道:"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还得给我发表剧本。"①说完哈哈大笑。这位朋友当然知道,所谓"花瓶",是指国民党把郭沫若这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当作装饰品空摆在那里,以标榜民主。沫若早就想"摔碎这个花瓶",可是必须顾全大局。果然如沫若所料,有关当局只好让《屈原》连载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七日《中央日报》副刊。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然而其社会影响已无法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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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三月初中华剧艺社正式开排《屈原》后,斗争更加复杂。国民党反动派起初一再阻挠,甚至妄图下令禁演,可是经不住人们的质问:"《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继而他们又威胁国泰影剧院老板夏云瑚,要他把中华剧艺社从戏院赶走,幸好夏云瑚能明辨是非,终以不演戏无法赚钱维生作为借口予以顶住。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一座破旧楼房的院落里,沫若也常来观看排练,不时给予指点。累了,他就请大家到前面的茶馆里坐一下,喝一杯热茶,再顺便说上一段戏。有一次在金山家里聚餐,沫若酒后一时兴起,忽然跳到主人的床上,又满怀激情地朗诵起《雷电颂》来。洁白的床单因此遭了殃,金山却说"值得,值得",因为他又一次受到了启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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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炼虹:《忆〈屈原〉,念郭老》,《西湖》1979年第6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了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四月三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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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屈原〉附录·〈瓦石札记〉》

七日,沫若送票邀请黄炎培观看《屈原》。日前黄炎培已读过剧本,现在又看了演出,禁不住击节赞赏,率成七绝两首以赠作者: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
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别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
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沫若接读后,感慨系之,即于十一日步原韵奉和两首,由衷地向老友吐露创作《屈原》的真实心境: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薋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藉?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候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四月十二日《新民报》头版以《〈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的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从此,这类诗作不断见报,形成轰动一时的大联唱,持续了约半年之久。应和者有知名人士、文坛老将、社会贤达、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学生,如沈钧儒、柳亚子、陈铭枢、张西曼、沈尹默、田寿昌、潘梓年、华岗、龙潜等。"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①这些唱和诗使沫若觉得和含笑在九泉之下的三闾大夫一样,自己三十年来研究屈原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安慰。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四月二十日演出最后一场,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便相率一同看戏。这天敌人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也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好象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②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握着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沫若感激地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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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汐集·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二)》。 ②参阅炼虹:《忆〈屈原〉,念郭老》。
③夏衍致田汉信,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愈是欢迎这出戏,国民党顽固派就愈加惊恐和愤恨。一方面,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其他御用报刊上,大肆诬蔑、攻讦《屈原》"粗暴","对于史实是歪曲,对于艺术欠忠实",说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吹捧"战国策派"文人陈铨为汉奸辩护的《野玫瑰》,强迫一些演员演出这个剧本,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令给奖。这些本是沫若预料之中的,《新民报晚刊》不是说"《屈原》冒险演出"吗?没有这点"险",也就看不出作品的真实价值;不"冒"这点"险",也就表现不出演员们的劳苦功高。为此,沫若用《屈原》上演税宴请剧组全体人员,当作一次庆功会。大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操场上吃了一顿午饭,并一同摄影留念。①沫若还做了十六首诗,分别题赠演员们。其中《金山饰屈原》一首云:

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又,《张瑞芳饰婵娟》一首云: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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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访问张瑞芳同志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②均见《汐集·赠〈屈原〉表演者十六首》。

《屈原》的成功是文艺界空前的收获,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可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些日子曾有人造谣中伤,说郭沫若"已经衰老了,不能够再有任何创作",早就"失去了创造社第一期的光辉",如今他们看到这一新的巨著的问世,"瞠目"的同时虽不愿"结舌",但是空前的演出盛况总是抹煞不了的。谁说"江郎才尽"?事实恰如田寿昌所说"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文艺界的朋友们看了《屈原》的剧本和演出,纷纷上门祝贺,欣喜之余他们开了个玩笑,说要与沫若夫妇客串一场。于是七嘴八舌地拟了一个演员表,由沫若自演屈原,于立群饰婵娟,马彦祥饰宋玉,夏衍饰更夫,陈白尘等人跳九歌,老舍、曹禺等人也都登台。后来不知被哪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事情发表了,消息传到桂林,一时成为朋友们谈笑的中心,田寿昌有诗记其事,云:"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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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当时,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颇为《屈原》的事感到头痛,他们别有用心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招待会",不但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还安排了一帮御用文人参加。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他那长着白癣的脸都气红了。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赶紧跟着他的主子狂吠起来,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同时肉麻地为《野玫瑰》捧场。潘公展当然表示同意。话音刚落,潇洒自如的沫若便率领演员们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驳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①好事禁不绝,天下知音知多少?《屈原》无法在重庆继续演出,中华剧艺社就应北碚民众邀请,奔赴那里去献艺。沫若也欣然随同前往,他还将自家收藏的一只古铜色大磁瓶抱去当道具。临行前,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沫若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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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三十八

沫若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虎符,是他去年八、九月间从一位轿夫手里买来的,原物主不得而知,据说轿夫得自于轰炸后的废墟。这是一种伏虎形的青铜器,三寸多长,对剖为二,战国及秦汉时代就靠着它调兵遣将。那虎符古气森森,绿霉斑斑,而且很重实,用来镇纸是再好不过的,沫若十分喜欢它。尤其叫它兴奋的是,它还是历史剧《虎符》的催生符。早在二十年前,沫若就想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戏剧化了,一直延宕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戏剧运动的活跃,也由于桌上的虎符在不声不响地催促,他才决心提笔实现夙愿。

二月十日傍晚,《虎符》即将完稿。沫若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节拍,为全剧哼成主题歌一首。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又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喜不自胜,觉得这更能体现剧本的主题。立即趁热打铁,将昨晚作的主题歌修改一过,定为:

信陵公子,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
千秋并耀,万古流芳,
大公呵无私,仁至呀义尽。

事情也太凑巧,正月二日沫若开始写《屈原》,于十一日完成;二月二日他又开始写《虎符》,又于十一日完成。而且同是五幕历史剧,时代也相差不远。他不否认,他写这个剧本也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安釐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剧本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尽管中国万岁剧团早就决定上演该剧,由王瑞麟执导,江村饰信陵君,舒绣文饰如姬,孙坚白饰魏王;排练期间,沫若也曾应邀去剧团讲《虎符》的时代背景,并一一分析了剧中人物,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开台,然而有关当局就是迟迟不让公演。经过多次交涉,方才准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抗建堂作短期演出,在这次演出之后便再也不能重演了。

而且正式演出《虎符》时,不得不用国民党当局审查过的本子。沫若打开一看,只见原稿中的"赵国人民"、"魏国人民"这类字句,其中"人民"都被审查老爷们用朱笔改成了"国民"。殊不知"国民"本是现代新名词,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还有,更发噱的是"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等字眼,居然都被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左"和"右"还保留着,否则简直不知如何指示演员们上、下场哩!①沫若不禁为党老爷们的神经脆弱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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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对于国民党所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沫若极为反感。当《虎符》公演的时候,他写了专文,寓意深远地指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①这要求把人当作人的呼声,当然也包括给作家以自由,而要获得这种自由,那是必须经过流血斗争的。早在《虎符》脱稿之后不久,沫若在中苏文化协会所作的题为《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中,就曾大声疾呼仿效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法制,"主持文艺政策的人要着眼远处,给文艺作家以更多的空气,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养料,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发展"。有关当局当然是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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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自由不是祈求得来的,必须依靠韧性战斗。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着手创作五幕历史剧《高渐离》。为了考定筑这种乐器的形制,他几乎翻遍了自己用四个木箱垒起来的简易书柜。六月十四日午后,他抱着刚满半岁的儿子世英,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白渠水,何清粼,秋风吹槐槐叶落,又何人,扫为薪?"一遍又一遍,也说不清是唱还是念,最后只听见他在呜咽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同样也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即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秦始皇的处理有失公正,不过这并不违背他的历史剧主张,因为他"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①。在他看来,历史剧创作与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因而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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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②《〈沸羹集〉历史·史剧·现实》

从结局来说,由于上述原因,《高渐离》比《虎符》惨得多,送审时就未能获得通过,等于被禁演,以致没上演过一次。

自《棠棣之花》到《高渐离》,沫若已经写了四部历史剧。说来也真够有趣的,它们各自的情调和故事发生的季节,恰好排成了春夏秋冬:《棠棣之花》里桃吐丹霞,春光和煦;《屈原》里桔柚已残,时当初夏;《虎符》里桂花盛开,正逢中秋;《高渐离》里寒气逼人,冬云惨淡。沫若心中有数,这些原是不经意间偶然的巧合,然而都取材于战国时代,这却是有意识的抉择。后来他在一次专题报告中曾说:

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②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收获再来写一个剧本,一面表彰王坚、张珏之忠义,另一面则描写王立、熊耳夫人之谲诈,似这样忠奸对立,以构成一个悲剧的结束,这实在是一部天成的戏剧资料。回来后,他把这个意思跟夏衍、阳翰笙、郑伯奇等人说了,还写信给翦伯赞,说是要"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他们也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的题材。遗憾的是,结果这出戏未能形诸笔墨,这次旅游倒被传得满城风雨,有关当局居然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州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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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年来之历史剧》,1946年5月22日《新华日报》 ②《汐集·钓鱼城怀古》。

时届仲夏,天气正和政治气候相反,一个酷热,一个阴冷。沫若象往年一样,仍率家眷暂去赖家桥全家院子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待到雾季来临再回城。他也顾不得国民党特务又在放风,说什么"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一心只想坐下来认真做点事。全家院子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办公地点。在这所宽敞的农家院子里,沫若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物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就成了自家住的一个小小的院落。这里真的可以避暑吗?其实未必见得。不过这无关紧要,沫若本来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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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芍药及其他·丁东草》

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办公室内的电风扇累得摇头晃脑。没想到在这样炎热的季节,傅抱石依旧不肯放下画笔。他也住在金刚坡下,离沫若寓所不远。一天,他抱了一迭已经裱好的画来请沫若题跋,说是将在秋天举行一次个人画展。中国画的题跋原是特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沫若懂得,好画还需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题得不好,那可是佛头著粪。因此他颇为踌躇,时时展开画卷读了又读,力求自己的手笔与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词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画像》,如《渊明沽酒图》,如《与尔倾杯酒》,如《张鹤野诗意》,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沫若颇有同感,他细细玩味《张鹤野诗意》,深感意象幽远,仿佛抱石心境殆已复活于自己心中。张鹤野系明末遗民,其诗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抱石放笔点染,成水墨画一幅:右侧隅画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树,下示水涯,杂生草木。左侧峭壁挺立,向右倾欹,与右侧危崖如相敬礼,上有浅松数株,枝条远出。右上四分之一处一带远近山影,隔断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芦获丛生之状。右倾岩端附近,一渔翁舣舟水中向岩垂钓。沫若读后,犹觉水墨沉重,不胜余痛,遂复和鹤野诗二绝以为题词:

画中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
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将心血未成空,画在诗中诗画中。
纵令衣冠今古异,吾侪依旧主人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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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汐集·题傅抱石画八首》。

前后费了三、四天工夫,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沫若终于把抱石的画题完了。九月三日,刚刚感到秋凉,他便又执笔创作历史剧《孔雀胆》了,想写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本来他是打算在今年的暑期把"钓鱼城"抗元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许多关于元代的文献,不料见到了不少象《阿盖公主传》这类史料,以致在中途他的兴趣忽然被阿盖吸引住了。他知道阿盖的名字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回故乡,在他年轻时所读过的书籍中,有幸找到了《国粹学报》第六十四期,那里面所刊载的《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他的旧梦,他便把它带到了重庆,常常喜欢翻出来吟哦。他曾一度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无奈生平没有去过昆明和大理,一点都不熟悉那儿的风土人情,因此不敢写。现在采取戏剧的形式,好把布景的责任推给舞台工作人员去,这就可以免除那些烦恼。

《孔雀胆》是沫若迄今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不过写作之前的酝酿、调查却颇为费力,摘抄的资料比剧本本身的字数多过五倍。剧本草成后,他象以往一样,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反复作了修改,这才刻成油印本,中华剧艺社准备以最快的速度闪击演出。周恩来仔细看了剧本,原打算亲自与沫若交换意见,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只得托张颖去郭家传话,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沫若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听完之后又请弦颖重复了一遍。他沉思了一会,反复捉摸恩来的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孔雀胆》可没办法了,要演出啦。"①他心里明白,因为自己太同情阿盖公主的遭遇,就用很多材料来烘托她,而且连带把她的丈夫段功也写得很好,可是段功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怎么办呢?待演出后看看专家和观众们的反应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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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十二月五日,沫若写信给《孔雀胆》的"助产者"翦伯赞,对他愿以史学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表示欢迎,希望能及早执笔。翦伯赞于同月三十一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孔雀胆〉》一文,赞扬郭沫若第一次将元代历史搬上舞台,在历史剧的发展上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沫若相信老朋友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内行话,他从这里稍稍得到了点宽慰,但是正式开演后到底会引起什么反响,他仍放心不下。

回想这年自一月以来的劳作,且不说散文《芍药及其他》、《银杏》、《钓鱼城访古》,诗歌《水牛赞》、《感怀》、《气朔篇》,文艺论文《历史·史剧·现实》、《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论古代文学》等等,等等,单历史剧就写了四大部。有的朋友说,这证明郭沫若的"第二青春"真的来了,他确实很高兴,但愿能够把握得着这长驻的青春。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轻,"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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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无题》

一九四三年来临了,沫若在《文学创作》月刊上发表的《新年献词》里,预言这"大概是和平破晓的一年",热切期望"高举起文艺的军号来寅宾这和平的曙光"。可喜的是,由应云卫导演的《孔雀胆》果真于元旦在国泰影剧院开演,观众反应相当强烈,常常对善良的阿盖报以真诚的嘘唏。然而演了八天,评论家们竟不置一辞。这少有的冷遇颇使沫若恍惑不安,他向来不怕骂,而最怕"冷"。在专家们的多数沉默之中,好不容易盼来了徐飞的评论文章,这就是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刊载的《〈孔雀胆〉演出以后》。徐飞说:

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

沫若觉得这些话好象画龙点睛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点活了,也替剧本"点醒了主题"。这恳切的批评使他又提起了精神,将《孔雀胆》重新润色了一番,并于二月下旬再度公演。

与前面几个剧本不同的是,《孔雀胆》毫无任何"含沙射影"的用意。尽管作者如此坦然相告,重庆仍有许多神经过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在里面找,有一位居然宣称找到了,他说作者"写的首长和政治当局都是昏庸坏蛋,这是别有用心"。嗳呀,不得了,连古代的"黑暗"都不好轻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把一大半过往的当局都写成了昏庸坏蛋,岂不要烧掉一大半吗?呜呼!这叫沫若怎能不惊诧?

无论在沦陷沉,抑或大后方,历史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几年来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好作品,对此沫若不但有所闻,而且有的还是先睹为快的。一九四三年早春,剧本创作取得丰收的于伶从上海到达重庆,夏衍、胡绳等人为庆贺他三十七岁诞辰,联句作诗一首,请沫若为他们写成斗方。原诗是:"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每句都嵌一于伶所著剧本名,即《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沫若写就后说:"稍觉情绪低沉了一些。"立即挥毫又写了一方: /p>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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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沸羹集·人做诗与诗做人》。

诗的情趣一下子变了样,孕含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笼之意,大家一致称妙。

当晚,沫若邀了于伶、夏衍等人去临江门吃四川特产"毛肚开堂"。于伶告诉他《大明英烈传》是"假历史剧",剧中只有三个人名于史有据,所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全部是杜撰的。沫若说:"这当然瞒不过我啰。你们,杏邨和你,身处上海租界孤岛,剧本上演必须逃过反动派的几道审查关。搞搞借历史讽日伪,励观众,有何不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武器嘛。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在搞,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联想多于影射而已。为了战斗,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剧,反正又不是历史教科书唦,管它则甚!"说完哈哈大笑。①山城江边,春寒料峭,浓重的花椒与辣子作为毛肚的佐料,吃得晚风飘着热气,额头汗水淋漓,话也愈吃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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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特殊战场上确实需要进行特殊的战斗,"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历史剧已被郭沫若、阳翰笙、于伶等人证明是有效的战斗武器。沫若想起了去年三月间,曾准备把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事迹戏剧化,人物和分幕都已经约略拟定了,结果却足足停顿了一年,现在应该是完成它的时候了。他从三月半写到四月初,改而又改,写坏了百多张稿纸,才算比较满意。全剧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鉴于坊间已有《夏完淳》剧本,沫若便以夏完淳的最后一个诗集《南冠草》为剧名。剧本先交《戏剧月报》,编辑部安排在第三期发表,可是送审时却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了下来,潘公展纠集御用学者逐字逐句挑剔,前后审查了两个多月,需修改处竟然开列了三、四十条。编辑部请示处理办法,沫若回信表示:为了争取发表,一部分可斟酌把对话改得隐晦一些,但有关题旨的决不能动,要据理力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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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精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奸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春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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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精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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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①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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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袒护了儒家",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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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的洋书透彻地"驳议"了一番,大长了中国学者的志气。沫若收到了鲁实先赠送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后,即回赠《满江红》词一阕,抒发了内心无限的喜悦和欣慰,正是:"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他多么希望众多的"奇才异质"能迎着抗战的风暴脱颖而出。短短一首词似乎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又作长达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云:

方今国步遭播迁,天南天北弥硝烟。
健儿流血数百万,坫坛零落绝椠铅。
何期得此金玉编,枢纽辟阖如玑璇。

尤望继兹次第传,庶几有史以来国步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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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气朔篇》

煌煌华夏屹立于东方,有为的青年学者突破滚滚狼烟,将继续为国争光,诗中满怀着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号常有青年登门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沫若表示,在这战乱的年代,生活动荡而穷困,既无当学者的心情,也无这种物质条件,只是觉得在中国搞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沫若对他这种想法非常赞许,每次都热情指教,有问必答,还常常通过书信帮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关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历史,沫若就曾走笔飞札给予指点,说明"殷周都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铁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汉以后始盛行","甲骨文字的刻镂有人用青铜小刀试过,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铁刀才行"。①信中述及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获,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徐敏。只要对青年的成长确有帮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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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说沫若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学习历史,指导社会青年叩开史学堡垒的大门是为了练兵,那么需要向敌人出击的时候,他也会以笔作刀枪亲自上阵的,而且在特殊战场上更加讲究战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门揖盗,"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噪甚嚣尘上。为了转移广大青少年的视线,向他们灌输不问政治的奴隶主义,大人先生们便居心叵测地提倡中、小学生读经。本来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经书并非不可读,问题在于不能以此消磨年轻一代的大是大非观念和斗争意志。沫若巧妙地接过"读经"的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写《论读经》的文章,表明"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但是"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这一闷棍,打得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口难辩。

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左派",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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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为了"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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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变"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①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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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中原"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文稿,一概"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中原》出了没有?"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潘公展只得敷衍道:"当然,当然。"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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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①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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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方仁念
第15章 为和平民主而呼号 | 郭沫若传 | 共和国人物

《郭沫若传》第15章 为和平民主而呼号


四十三

一九四五年的八、九月间,沉寂了多年的山城鞭炮不绝,锣鼓鼎沸,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游行持续了好多天。八月二十日沫若回到重庆,正碰上游行队伍,车辆简直无法通行。从嘉陵江畔千百张扬眉吐气的笑脸上,迭映出武汉献金热潮中老百姓慷慨激昂的面容,长沙大火中灾民们疲惫绝望的神色,重庆大轰炸中受难者喷着怒火的眼光,再回到眼前,多大的历史变迁!欢腾的心潮在沫若胸中翻卷,他意识到了,历史向东方的文明古国提出了新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应当向何处去?

记得出国之前,曾与朋友们一同发表宣言,呼吁国民政府召开国是会议。苏联之行,沫若亲身体察了一个国家若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他们的"国是"必定是处处谋求增进人民的福利,在整个建国程序中完全体现了人民为本位。今天我们的"国是"应争什么呢?我们也要建国,当然也要以人民为本位,首先就在于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当他应邀到各人民团体和学校去作访苏观感报告时,就以大量事实宣传苏联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生产建设和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

一天,沫若向中央大学的学生们作报告,多次联系我国社会现状作对比,掌声、笑声一再淹没他的话音。他说,此次苏联科学院的盛大集会,是"表现苏联的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及埋头苦干的学者们庄战时的贡献,并不下于直接在前线的将士,同时也酬谢他们的成就。这正是做给各国科学家、学者们看,也是做给那些战胜后的骄兵骄将们看,更是做给那些手拿刀枪压迫人民的人看"。他的声调越来越高亢而激昂,似乎有一种悲愤之情要爆发出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盟友、好弟兄做邻,是应该处得很好的,多向他们看,多跟他们学,共同向和平建设的目标走去。否则,仍用枪杆压迫人民,欺侮老百姓,就是破坏者,一切责任都应由他负,这也就是断送了国家的前途。"①年轻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他激动的脸上,表示跟他同呼吸共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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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中大学生自治会之请讲演"苏联观感",1945年11月5日《新华日报》。

中国无疑地是胜利了,但这胜利好象是疟疾初愈,还没有断根,有点保不定什么时候会再发寒战。果然,时过不久,山城又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人们的笑脸也变得阴沉了。蒋介石派遣的接收大员满天飞,一手攫取了胜利果实,居然下命令不准新四军、八路军受降,并唆使阎锡山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沫若觉得"天玄而地黄"。用什么来医治"时代疟疾"呢?"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①为此,他支持原《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着意宣传和平民主建国的思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安不忘危,在陶醉于胜利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忘却了建国大业的艰巨",须知保证了胜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和平",因而"希望全国同胞共同惕勉"。②此时友辈居渝者都想转移阵地,渴望早日东下,上海滩的朋友们亦期待他重赴春申,可他个人颇想暂留蜀中,因为这里的斗争一时还少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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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天地玄黄》 ②《复刊之辞》,1945年10月10日《建国日报》晚刊。

艰难时世,人们寄希望于国共两党和谈。听说毛泽东将亲自和周恩来、王若飞来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沫若既欣喜又焦虑,谁不知道蒋介石向来是个背信弃义的大流氓、毛泽东此行会不会有危险?八月二十八日,沫若偕同立群前往机场,在人群中翘首欢迎延安来客。毛泽东从一架草绿色的军用座机上走下舷梯,沫若一眼看出那伟岸的身形、温和的脸、明净的额、深邃的目光,和十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今天的衣着不同:身穿一套半新的蓝布中山装,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似乎显得更加精神。他伸出那双宽大的手掌,和沫若等人一一握过,眼睛里充满问候和关切之情。可惜时间短暂,沫若无法倾诉胸中的千言万语,他坚信当此国家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行必将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

毛泽东深入虎穴,重庆人民欢欣鼓舞,同时也惦念着他的安全,尤其是文艺界熟悉他的一些人士更不放心。沫若了解朋友们的心意,特邀大家到他的寓所来聚会,请恩来阐述这次和谈的意义,说明毛泽东此行击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使我们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处于有利地位。恩来还指出谈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重重困难,沫若点头表示有思想准备。

九月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说是下午毛泽东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等待幸福时刻的到来。不凑巧的是,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堵塞了交通,聚会地点只好临时改在毛泽东的住处。沫若和立群赶到红岩村,小客厅里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等人已在座。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一阵哄堂笑声过后,他接着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他转过身来,向坐在他左侧的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象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沫若微笑着,他想起去年毛泽东给他的信,其中也有这样的话。确实,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失败的结局当然"不可避免"。现在主席旧话重提,言下之意,好象是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绝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这时毛泽东又在分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了,记得去年他在信中也曾说"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果如其言,抗战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而今他又在预言和平总是要来到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一定不会错。沫若看到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于是会后便把自己手上的表抹下来送给了他。①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他生前一直戴着这只表。②这次国共双方直接参加谈判的,一方是张群、张治中和王世杰,另一方是周恩来和王若飞,美国大使赫尔利则作为形式上的仲裁人。会谈的主要内容有国大问题、军备问题和地方政权问题。连日来,沫若频频与毛泽东等人接触,知道会谈很不顺利,国民党一开始就毫无诚意,中共方面一再作了让步,会谈纪要方始形诸文字,然而蒋介石看了之后,非但不肯签字,反而推翻了一切。接着赫尔利也借故飞回美国去了。直到十月初才又恢复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同意结束以前的内争,准备召开党派会议来共商国是。十月八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饯行,郭沫若亦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沫若感动极了,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的确做到了大公无私,仁至义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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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②齐得平:《诚挚的友谊》,1985年8月《郭沫若研究》第1辑。
③《撕毁了"黄金时代"》,1948年10月10日《华商报》。

其实国民党并无真正的诚意,就在宴请毛泽东的当晚,中共代表团的秘书李少石在汽车上被特务暗杀。沫若参加了验尸,察觉枪是从背后打的,子弹在体内已分裂为五粒,证明是毒弹。本当十日发丧,但中共顾全大局,因为适逢当天公布《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改到十一日才为李少石举行葬礼,沫若与周恩来、宋庆龄、柳亚子等人前往执拂,悲愤异常。这天上午,毛泽东与王若飞已飞回延安,沫若与张澜、茅盾等人曾去机场送行。回顾国共会谈四十三天以来,心里一直好象压着一块大石头,现在会谈虽然告一段落,石头似乎已经搬掉,自己也曾跟着大家额手称庆,不过并不怎么乐观,他明白李少石惨案就是先兆。果真,不久蒋介石即撕毁他亲手签订的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沫若看来,蒋介石此举等于撕毁了一切,把他自己的"黄金时代"也完全撕毁了。

毛泽东走后,重庆流传着他的许多逸事,沫若也听到不少。特别是他的一首调寄《沁园春》的《咏雪》词,到处传抄,《新民报》晚刊揭载后,更是家喻户晓,一时和韵之作布满天下,人们赞赏不绝。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中宣部头目居然"召见"《新民报》负责人,骂该报向共产党"投降";蒋介石还授意《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组织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行攻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实。《益世报》和《文化先锋》等亦与之相呼应,连《大公报》也跟着起哄,一时妖风四起。沫若曾在柳亚子的手册上看见过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原文,也读到了无耻文人易君左之流反唇相讥的和诗,以及王芸生等人的评论,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他认为毛泽东的这首词气魄宏伟,意境深远,前无古人,正是:封锁北国的银蛇、蜡象,再怎样不可一世地"欲与天公试比高",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论是何等英雄好汉,都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沫若愤慨于反动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故意曲解毛泽东原作,恶意中伤共产党,因而也用毛泽东原韵填词两阕,称颂人民领袖及其词作"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斥责那班御用文人为"传声鹦鹉"、"皮相轻飘",至于那些诽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流言蜚语,又"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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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蜩螗集·沁园春》。

斗争是曲折复杂的,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沫若积有多年之经验,感到唯有挺起胸膛敢打敢冲,才能压住对方的气焰,千万不能示弱。他想起九月九日毛泽东在红岩村第二次接见各界人士时,大家曾谈论沫若在文化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主席当时表示很同意他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①不管面对面,还是背对背,只要有机会袭击,沫若决不手软。十一月七日下午,他去青年馆参加中苏文协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在讲话中高度赞美苏联的成功是由于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的团结,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团结、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他说:"今天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人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的心是雪亮的!"当时陈立夫、何应钦之流都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安插了不少特务。沫若面对一千五百余群众,从容镇定,挥斥方遒,他没用一个辱骂和恐吓的字眼,但每一句话都好象匕首一样刺中敌人心窝。讲到高潮时,那不断的掌声如同风的怒吼、雷的轰鸣,使台上的群丑如坐针毡、无计可施,台下的特务则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阵抨击之后,沫若彬彬有礼地转过身,向陈立夫、何应钦等辈微微点头致意,台下的群众都感到这一动作是画龙点睛之笔,掌声翻江倒海般地向台上扑去,弄得丑类面红耳赤,暗自叫苦不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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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 ②据1945年11月8日《新华日报》、《商务日报》报道;又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这时候的重庆,太阳象被比往年更重的浓雾包围着,令人感到窒息。其实何止重庆,全国所有的国统区还不都是如此。十一月下旬,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学生出于对国是的关心举办时事晚会,居然遭到国民党军警暴力干涉,便相率罢课、游行。十二月一日,大批特务闯入各校强迫师生复课,当场打死于再、潘琰、李鲁连、荀极中四人,重伤六十余人,此即"一二·一"惨案。举国震惊,各地人民纷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沫若悲愤难抑,欲哭无泪,他在沉思: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眼前的惨案不是意味着"今天又吹起了推动车轮的号角"吗?他立即与茅盾、巴金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罢课联合会以及全体师生,表示"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十二月九日,他参加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祭坛设在一座阴暗宏伟的古刹长安寺里,气氛肃穆,沫若觉得仿佛回到了婵娟受祭祀的庙殿。他与沈钧儒、柳亚子、史良等为主祭人,由他朗读哀词,爰共呼号曰:

抗战八年,民生雕丧,幸获胜利,勉辟五强。
努力建设,犹嫌汲长;忽尔暴慢,兄弟阋墙。
举国鼎沸,人心遑遑,反对内战,谁曰不当?
乃有佞人,别具肝肠,屠民以逞,弹压是倡。
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
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挞伐,榴弹机枪。
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
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
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
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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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蜩螗集·祭昆明四烈士》

望着四烈士年轻的遗像,沫若深切地感受到了屈原祭奠婵娟时的痛楚与愤怒的心情,以致涕泗滂沱。谁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超度青年的刽子手们往日使用的大刀和水龙,今天已经被机关枪和手榴弹所淘汰。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榜样,这就是继承国父遗教奉行《建国大纲》的模范!中国无论如何是到了应该转变的时候了,"一二·一"的烈士们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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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历史的大转变》

此时此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蒋介石,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妄图象洪水一样淹没整个解放区。沫若从《新华日报》刊载的中共发言人就此事发表的谈话①,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明确了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旋即他与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筹组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之后又与沈钧儒、罗隆基、章乃器等反内战联合会常务理事联名通电全国人民,呼吁各地都成立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委员会,然后再成立全国性组织。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与陶行知、梁漱溟等二十八人联名代表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分别致函毛泽东和蒋介石,务希立即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使和平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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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也是在十二月间,当沫若获悉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中国各方面代表共商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并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即就此事答《新华日报》记者问,表示欢迎杜鲁门声明,希望马歇尔能迅速将声明内容付诸实现,立刻撤退在华美军,并停止装备不民主的军队。他似乎说得很含蓄,明眼人当然知道,后面的话是在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势在必行,在这样的时刻,郭沫若与周恩来却忙着商请冯玉祥、沈钧儒、史良、柳亚子、陶行知、茅盾等各界知名人士,一同发起举行"冼星海先生纪念演奏会"。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晚,演奏会在七星岗附近江苏旅渝同乡会开幕,连续三天。第一天演出前,沫若发表了讲话,他无限深情地追怀了武汉时期冼星海等人领导的抗战歌咏活动,那时候激昂、雄壮的歌声响彻四方,"但是,"他沉痛万分地说:"从武汉撤退以后,七年来人民的歌声,便被压抑着欲歌无声,而当今天人民正怒吼反对内战的时候,冼先生却与我们永别了。现在只有让我们踏着冼先生的脚迹前进,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呼声!"①当音乐工作者们演唱冼星海的《热血》、《太行山上》、《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时,台上台下歌声连成一片;散会后,许多观众还在一边走一边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置身于"歌海"中的沫若,浑身的细胞被它的"波涛"拍打着,引起全人格的震动。他不再为自己没能在莫斯科见到星海最后一面而抱憾了,星海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生气勃勃的,这个给人以力量的名字将世世代代与战斗的歌声联系在一起。自己作为星海的战友,也将永远把演奏他的歌曲当作一场场的战斗。是的,今天演奏的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奏曲。聋了耳朵的沫若突然也迫切盼望听到自己的歌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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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6年1月6日《新华日报》。

四十四

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终究不得不发布停战令,不得不把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到日程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喜事。郭沫若将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

参加政协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举行鸡尾酒会,以招待中外各界人士。沫若偕立群应邀赴会,与到会的五百多人为民主团结频频干杯,夫妇两人高兴得相携跳起舞来,李公朴从旁高唱《救国军歌》。舞罢,博得热烈的掌声,许多朋友跑过来同他们握手。冯玉祥逗趣地对沫若说:"好啊,'吃奶的小娃娃'也载歌载舞了,中国果真大有希望啦!"沫若笑嘻嘻地回敬了一句:"噢,'老少年'又大发诗兴了,我们正洗耳恭听哩!"的确,国家有了希望,他们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

政协召开前夕,各界、各方面人士举行的茶会、招待会应接不暇。沫若一会儿往中苏文协出席中国妇女联谊会的茶会,倾听妇女界姐妹们对国是的沉痛陈词;一会儿又去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参加重庆文化界七团体的招待会,听取文化界朋友们对于政协以及未来建国方案的提议。他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记,表示一定要把大家的意见带到政协会议上去。在民主建国会举行的茶会上,沫若戏称自己没有做过国会议员,也没有做过参政员,而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稚园生,现在忽然做了无党派的代表,惶恐得夜不成眠。这绝不是自谦,而是感到责任重大。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不成功不得了,成功得马虎也不得了,不但要受当代的批判,还要受历史的批评。"为了开好政协,他主张各方在会议上都持不猜疑、不武断、不恶意的态度。他还提了一个引得全场鼓掌欢笑的建议:荐任以上与少将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应出国留学,至少两年,如此对将来建国前途一定有莫大帮助。①

上清寺的"特园"这几天也特别热闹。此地原是著名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现在却成了"民主之家",沫若常与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在这里聚会。"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如今民主见曙光,民主之家永不朽。"②从沫若为"民主之家"的题诗,可以看出他和他周围的民主人士对当前时局的乐观心理。"如今民主见曙光",这是全靠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奋力争取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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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据1946年1月9日《新华日报》、《新民报》报道。 ②全诗见《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作者自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周恩来、孙科、郭沫若等三十六人作为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会议,听蒋介石致开幕词。十四日下午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沫若在发言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主席权限太大,国府委员连建议权也没有"立即有人为蒋介石辩护,说"主席并非独裁",沫若对这位先生看都没看一眼,仍继续往下讲。他认为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根本无济于事,因为"人选权在主席,即使增加的都是党外人士,那也不仅没有决定权,连建议权也没有,恐成伴食大臣,参政会即是一例。政府既有决心与诚意,应决心使宪政目的达到。"如何解决才好呢?他提议:最好根据党派平等合法原则,由各党派另立机构来研究国府组织法。

重庆各界人民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特组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于大会期间每晚集会,请部分政协代表宣讲会议精神。一月十六日晚,沫若应邀往临江门附近的沧白纪念堂演讲,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到会群众一千余人,另有一百多名国民党特务散坐会场各个角落。在沫若讲话之先,就有特务发出唏嘘声,听众纷纷要求把这些"耗子"赶出去。沫若开始报告了,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他笑了笑,接着说:"倒还不象今晚沧白纪念堂这股杀气腾腾的样子。"在一片笑声过后,他简述了共产党、民主同盟和青年党关于军事问题的方案。当谈到"今后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象现在这样鱼肉人民"的时候,特务们又在台下"吁吁"作声。沫若稍稍停了一下,他问群众是否愿意他讲下去,群众齐声回答道:"请郭先生讲下去"他扶了扶眼镜,然后对着他面前的那几个特务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这样呢?"这天晚上还算好,只是"口斗",以后几天紧接着还有"武斗"哩,特务们悄悄往演讲者身上扔石子,沫若当然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他在一次讲话中幽默地感叹道:"老实说,哪个愿当特务啊?还不是因为不民主而被迫去干的!这些人如果生在美国,可能发明原子弹,不幸生在我们中国,都只会投石子!"全场拍掌大笑。

不管敌人怎样破坏,连日来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有了不少进展,人民群众十分珍惜这个和平局面。二十日,重庆各界三千余人在沧白纪念堂广场举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沫若演说时,一开首就合掌向群众作揖,说:"恭喜大家赢得和平,这都是由你们争取来的啊!"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到底,把得到的和平巩固下去。他要求国民党政府让各党派把"好话说尽",并指出,当局如果能把"好事做尽",那么"各党派也就无话可说了"。

在政协会议上,沫若参加的是共同纲领组,他亲手参与拟订了《和平建国纲领》。九章五十三条,文从字顺,内容可让每位同胞满意,连蒋介石看了都表示赞赏,因而于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会上,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等协议一同获得通过。毫无疑问,这五项协议都是有利于和平民主事业的。沫若觉得会议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不过还要看如何贯彻执行,否则将是一纸空文。现在不是有人说召开政协是"国民党请客"吗?宴主到底有多大诚意,一时尚难论定,很可能是一场骗局,然而"假戏"不妨"真做",以逼得国民党当局"弄假成真",不得不遵守协议,从而化干戈为玉帛,拯生民于水火,岂不上上大吉吗?因此,二月八日他参加三青团和政治部为政协成功委托张治中夫妇举行的联欢晚会,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无论是自己个人抑或各党派,都应当有责任重大的感觉:过去建国建不好有借口可说,外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内有封建割据,尤其是一党专政;现在抗战早已胜利,政协也已成功,对外、对内借口都已失去,只有各自多想想自己的责任。这等于是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

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结束,给山城人民带来了早春的气息,人们欢欣鼓舞,一心期待民主的春风吹遍大地。各界人民择定二月十日上午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与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均是筹备会推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这天沫若穿着新蓝布长衫,带着全家老少,象过新年似的,大清早就赶到会场。原是杂耍场的较场口,耍猴的、打拳的今天都不见了踪影,各种做小生意的倒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广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立群说:"还早呢,许多人都还没来。"沫若笑笑不吱声,他怡然地跟她和孩子们在场坝边缘散步,看得出他满心欢喜,因为马上要庆祝的是他也曾贡献了心血和智慧的政协会议。大会主席台设在较场口中央,是临时搭起来的,坐西向东,上面高挂着横幅和标语。九点钟过后沫若走上主席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到处喜逐颜开,但他同时发现台的两边和台前几排,却站着许多戴歪帽、穿长褂,或是穿呢中山装黑大衣的人,他们神情异样,蠢蠢欲动。他预感到情势不妙,即吩咐立群带着孩子们先回家去。

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登台。开会时间还没到,台下那帮特殊打扮的家伙就已经大叫大嚷:"开会!开会!"主席台两边的一二十个歹徒立即蜂拥而上,去抢桌上的扩音器,为首的还掏出红布条主席团标志,分给他们一伙佩戴。其中一个自称"市农会代表"的刘野樵,竟冒充"总主席"宣布开会。台下的群众在怒声高呼:"不准捣乱会场!"李公朴等人上前干预,歹徒们根本不听,台下前几排的那些家伙居然乱喊"打!打!"于是一个个手持铁棒、石头跳上台去,扭着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就打。沫若赶紧站起来拦阻,想维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李公朴,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胸口,打得他眼镜落地、额角红肿,人也被推倒在地上,胸口还被狠狠踢了一脚。这时候有人在喊:"是政协代表,打不得!打不得!"同时群众中也有人向在场的宪兵交涉:"这是代表,你们非保护不可!"这样,沫若就被两个宪兵和一群青年簇拥着离开了会场,而台上的歹徒们却宣布继续开会,由刘野樵在胡说八道

沫若他们朝民权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遇见周恩来、邓发(190B-1946)等人,他们也是赶来参加庆祝会的。大家向他们诉说了刚才发生的情况,恩来愣住了,说:"唉,真是想不到!"他还在朝前走,沫若他们也调过头来跟着他走,忽然看见一股又一股人潮从会场上退下来。"不行,再去会场没用了。"邓发提醒了一句。他们在街口又遇见刚从较场口过来的邵力子,沫若也把刚才见到的一切陈述了一遍,然后说:"这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邵力子默默地没有说什么话。大家很愤慨,都表示:我们要抗议,这还成什么话!他们在至圣宫附近分了手,沫若由几位青年护送着回天官府寓所去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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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参阅《有组织暴徒借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1946年2月11日《新华日报》;郭沫若:《较场口》,1947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力扬:《郭沫若先生访问记》,1946年《文联》第1卷第4期;王亚平:《较场口事件目睹记》。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沫若带伤赴会,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他说:"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象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本身的侮辱。"记者们手中的照相机对着他不断"咔嚓、咔嚓",闪光灯把他额头上隆起的乌青块照得发亮,他捂住胸口费力地接着说:"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的话引起了人们深入思考。

较场口惨案激怒广大人民群众,重庆文化界百余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而中央社却对惨案作了歪曲报道,处处为歹徒们辩护。沫若接待《新华日报》记者时,获悉已有三十余名新闻工作者集会抗议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并针对中央社的歪曲报道发表了声明,他感到十分满意,连连赞许"这样做最好",并强烈要求政府,对发动暴乱的分子必须严加惩处。

惨案发生以后,全国文协、经济周报、复旦大学等几十个机关、团体和学校寄来慰问信,登门看望者更是络绎不绝。鲜花不断地送来,没有那么多的花瓶来插。广柑收受了二十几篓之多。沫若和立群开玩笑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了'挨打财'。"事实证明,人民的心是向着民主力量这方面的。他倚在藤椅上,抚摸着伤口在想: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做得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①对于朋友们的慰问,他表示感谢,说:"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实现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人们心中明白,铁棒、石头休想征服久经考验的民主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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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京印象·一六慰问记者》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与李公朴等人曾亲自出庭,被告刘野樵居然有恃无恐,反而诬告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于是两案并审,由重庆地方法院审理,庭长很快宣布:因政协综合小组与宪法协商小组已议决排解本案,故不再开庭审判。结果在国民党政府一手操纵下,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歹徒们全都逍遥法外。而且反动派还在继续指使歹徒和特务寻衅闹事,拼命打击革命民主势力。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特务砸得七零八落,接着刚刚创刊的民盟机关报《民主日报》也被捣毁,沫若还是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呢。他与留渝政协代表邀集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谈话,严词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不是吗?签订五项协议的墨迹尚未干,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串演了这一出又一出丑剧:"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捱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他感到伤心,他感到愤怒,不到一个月,春天在这儿就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岩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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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新缪司九神礼赞》

经历了诸多事件的磨难,沫若的头脑更清醒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民主运动的前途有了更正确的估计。他绝不气馁,绝不悲观,而是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准备为和平民主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如同他在前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和文化界人士为慰问他,暨欢送鹿地亘夫妇回国举行的晚会上所说:"今后争取民主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在推波助澜,阻碍民主运动,正如有雾一样,因为雾是晴天的预兆,太阳一定会出来,雾是一定会散的。"他以较场口事件为例,表示要有牺牲精神,说非洲有一种蚂蚁,遇到了水沟,前面的伙伴便自告奋勇地填在沟里作桥梁,让后面的伙伴从他们身上过去。他愿意作这种桥梁,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度过劫难,去享受真正和平民主的生活!

四十五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步一步地践踏政协通过的五项协议,沫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答应实施民主政治,不过是玩弄和平欺骗的花招,实际行动根本不兑现。以释放政治犯来说,蒋介石早就允诺并当众宣布过,但是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方才得以出狱,前后关押竟达五年零两个月之久。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邓发在一旁"抗议"道:"不行,志固不可夺,帅又何可夺呢!"沫若当然记得,《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自己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而今叶挺从多年的囚禁生活中重又获得自由,看他壮志不移,依旧雄姿英发,沫若说改日一定要请他痛饮几杯,好好为他庆贺一番。

那天从红岩回到天官府,已经夜阑人静,可沫若一点也没有睡意。他把自己珍藏的三、四年前叶挺送的寿礼拿出来细细端详,那是叶挺在狱中亲手用香烟罐内的圆纸片制作的一枚"文虎章",上面用钢笔写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记得他的夫人李秀文(1906-1946)送来时,她还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不久李秀文又送来叶挺手书一通,说是要将寿联下联改为"功追高尔基",同时信中还抄录了他的一首诗。现在,沫若又在电火光中反复读着这首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挺的诗就是他自己,通体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沫若觉得这才够味,这才是真正的诗。他敬仰叶挺有峻烈的正义感,因而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钦羡叶挺有透辟的人生观,因而能超越一切的苦难。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所以果真如"地下的火冲腾",敢于"把活棺材烧掉"。他希望青年们都能读一读这首诗,都能从诗中体味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什么是革命者应有的品格。因此他写了介绍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诗。

两天后,沫若又想到数日前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小朋友来访的事。从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给郁飞的信中,可以猜测自己多年来所牵挂的达夫已经"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暗杀。唉!国家多灾多难,人民也多灾多难。多灾多难的朋友呵,刚迎接回来一个,却又送走一个,而且是永远不复返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和不幸,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挥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去管他呢?对挚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使沫若感到通体冰凉,夜不能寐。在无数次的幻觉中,达夫有时是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热情洋溢地向他走来;有时又是血肉模糊、不断呻吟着向他招手,于是沫若用颤抖的笔写下了: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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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他只能以这几行文字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死者激励着生者,不能撒手不管"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沫若感到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治这个世界。三月十九日,他与沈钧儒等人参加重庆青年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在致词中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认清,今天人们大都不满意国民党,主要因为它已失去了革命初期的青年精神,而成了"老人党,老爷党"了;教育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能象某些青年那样"腐化"、"恶化",不是想做官就是当特务;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习过去真正为革命而牺牲的青年的精神,献身于今天的民主运动。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学习,他还亲笔为《青年学习》月刊题签刊名。重庆青年联谊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了该会辅导员,谆谆教导青年朋友们要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而要成为坚强的战士,那就不但自己能经受住生死的考验,而且也要能承受住战友们死亡的沉重打击。四月八日,叶挺夫妇以及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黑茶山不幸遇难。在追悼大会上,沫若宣读祭文:"生为民主,死为民主"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祭文在他手中颤动着,他如泣如诉,群众也声泪俱下。

民主的战士们呵,崇高的榜样,
为着争取和平胜利飞往北方,
遇着了雨暴风狂,被迫下降。
这天大的损失呵怎样补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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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蜩螗集·挽四八烈士歌》。

这万种辛酸的冲击,万种悲愤的煎熬,万种回忆的洄漩,折磨着沫若伤痕累累的心头,他生平从不曾遇到过这样沉重的悲伤。

沫若知道过度的悲伤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他擦干眼泪,细细思量国家的前途:是走向民主团结,还是维持独裁分裂,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生死的歧途上。他依然无法定心做学问或搞创作,党组织需要他继续以无党无派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在这样的时刻,他认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尤其要检点自己是否真正的既贤且达,不要藏在无党无派的幌子里干着助桀为虐的帮闲勾当。只要有利于民主团结,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和组织各项活动。三月,他与马寅初、沈钧儒等人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的茶会,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逆流肆行,颇为中国前途忧虑,说要和大家一起为中国和平民主而流血。四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七十五人联名致电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希望该会本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以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宜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当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成立时,他也到会致词祝贺,勉励会员为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沫若时常感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来的事态。继重庆较场口血案而起的,还有南通血案: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市民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多人受伤、被捕,甚至被绑架暗杀;还有北平血案: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国大问题讲演会议,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陈瑾昆、江绍原教授被殴受伤;还有在沫若看来,这些血案都是"较场口的翻版"。"人民在苦难中伸长颈子望了两三个月,所望到的是什么呢?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丑的闹剧,漫天的扯诳,遍地的灾荒",沫若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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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

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②

再见吧,可诅咒而又值得留恋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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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增刊》1979年第6期。 ②《天地玄黄重庆值得留恋》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方仁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