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 潘汉年在上海 | 共和国人物

4.4 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而陕北中央此时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冯雪峰,潘汉年于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见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了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

约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CC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8月8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汉年被安排住进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张闻天的窑洞。张闻天和潘汉年促膝长谈。随即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的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①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①《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就在潘汉年到达上海前后,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印。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中共合作谈判条款作答的,并就此作了具体陈述。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面对蒋介石在合作谈判上的倒退,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潘汉年坚定的立场,迫使陈立夫转换话题,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的设想,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由于双方各守其则,谈判难以进展。张冲提议潘汉年能否先打一个要求周恩来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提到的其他各点,看有没有复电再说。潘汉年没有继续张冲的话题,而是另辟蹊径,对陈立夫提议,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陈立夫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并且再次要求潘汉年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最后,潘汉年为使谈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陈立夫的提议。国共双方沧州饭店的会谈就此结束。①

①《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其间潘汉年旗帜鲜明,坚持中共的先暂时停战,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继续推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增加到3万,并且把前次谈判中潘汉年提到的曾养甫派代表送往苏区的国共合作谈判条件说成是子虚乌有之事。潘汉年再次拒绝了陈立夫收编红军的方案,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说:"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①

①《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
4.5 国共谈判电报摘录 | 潘汉年在上海 | 共和国人物

4.5 国共谈判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
4.7 (给共产国际)国共谈判报告 | 潘汉年在上海 | 共和国人物

4.7 (给共产国际)国共谈判报告

潘汉年

以上①是我16晚车去京(二次)前,要李②将第一次与陈立夫会谈经过及他去)11等报告转给你们一看,我今晨回来,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续写这第二次报告。因时间关系,只能将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①指潘汉年1936年11月12日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②李,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

一、自从他们要我去电里面、要求恩来同志出外与蒋面谈以后,不久已得里面的复电,电文如下:

"汉年同志:甲、真电悉,张子华亦到;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丙、据张子华谓曾养市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曾谈原则协定;丁、你在南京谈判地点?(署名)十三日"

同时这个电报以前另有一长电,他们译不出来,疑心是给我个人的私电,所以电邀我两次去京,在未正式谈以前,张冲来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3000,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3000人,余则照南京军队编制。我表示诧异,并问为什么保留红军番号的只要3000?张说:这是蒋的意思,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此刻我们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我要求立即会见陈立夫继续商谈,他说陈今去洛,并将我方复电带去请示蒋矣。他要我候他回来面谈,并表示:陈此去或许可使蒋条件降低。他把另一个译不出的电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给我私人的密电,我将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张来说陈明天即口,要我等他,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内新建筑的各衙门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谈了阵,他们态度大变,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浅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事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责职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可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能在这草案中所提原则精神下来商讨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终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傅作义仅表示要坚决抗战,全国一致起而慰劳并愿为后援;如蒋先生坚持继续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蒋先生之称谓如何,实堪杞忧。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考虑。

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

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在晚十时左右,张冲来,婉言叙述陈立夫本人左右为难,事当双方继续努力,并述陈意:希望我还是把蒋的意见电告里面。我说:这样岂不是恩来更不能出来?他说,陈先生亦如此对蒋说过,但蒋说:不妨,周还是会出来的。陈先生以为周如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这一套显然与第一次没有改变,相反因为这几天,德俄外交恶化,德日反共协定宣布,加以国内各界纷纷慰劳傅作义,在南京认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挟苏联的时候,在对内上讲,自命傅作义抗战是南京领导,民族英雄天生是他们,用不着顾忌与共党合作。然主要还是蒋利用日本目前并未全力对绥,故意制造前线剧烈抗战消息,挽回他个人的信用,且企图在这把戏中,打击阎锡山与张学良,利用韩复榘排挤宋哲元,依然进行消灭异己的工作,对红军自然不能马上化敌为友。据此,我认为立刻与他中止谈判是不对,还是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沪愿与他们继续谈,同时,依照他们所讲,又发了一电:

"毛朱张周同志:元电已悉。(一)我二次来京,据陈先生转告蒋先生意见:1、红军可缩编至3000人,其余由宁方编遣;2、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不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二)据陈先生告,如恩来同志能出外与蒋先生面谈,或双方意见更能接近。(三)我已将我方所拟草案交陈先生参考,同时向陈先生提议如能暂时停战,周同志尽可与蒋先生面谈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谈军队条件,其他方能解决。我夜车返沪矣。(十九日)"

现在我又回来了。

二、太太已借我5万元,正在设法送里面,但前几天我们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谈判报告的交通,昨日来信说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处能否继续工作,他还在打听。另一方面,我们在沪得消息:杜重远去西安,蒋给邵力子密电,要暗中监视杜的行动,并须逮捕张左右诸积极分子,并附一名单,邵将蒋电及名单交张,要他自动设法,据说一批干部都已离西安。这样,是不是我们交通线确也有问题呢?我现在如坐地狱里,要想从"刘秘书"手上得一点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团方面接到这报告时设法告诉一些办法,及解决我与里面的交通关系。

三、如再过一些时,交通方面尚无确息来,我拟自己去西安一趟,因为里面急需款项,已经借到又送不进真是命苦吗。

应(因)急于将此信送出,不能详谈一切了,待下次当设法做一些国内一般救国状况报告。

小K 11月21日 上海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
4.6 (给毛泽东)国共谈判报告 | 潘汉年在上海 | 共和国人物

4.6 (给毛泽东)国共谈判报告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
4.8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 | 潘汉年在上海 | 共和国人物

4.8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

潘汉年

民众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一般的说,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倚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至于怎样来发挥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动员。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中华民族的神圣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已逐渐在开始了。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集中人才的口号虽然久已提出,许多愿意为国牺牲的爱国志士,竟至没有做事的机会。战区几十万的失业工人不能参加生产工作。无组织的群众遍地都是,他们不但不能去帮助军队,担任救护运输工作,以及补充战斗员,而且也不能维持后方治安,肃清汉奸,力求自卫,一旦敌人的武装侵入,纷乱无秩序的避难者,自相践踏,以致常有伤亡丧失,遇着敌人无理的屠杀时,只有伸着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还(回)击。敌人看到这个弱点,因此就尽量收买汉奸,扰乱后方,而一部分缺乏训练脱离生产的民众都会受骗而替敌人效劳。这是多么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现在无论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总该已明白了解民众运动的重要了吧。然而民众运动要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的关键来。

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的一部份优秀分子,这些分子因为社会地位的殊异,各有其思想的立场,在这抗敌救亡的大时代中,他们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然而才能领导民众的大团结。领导者如果不能实行全民联合的政治决心,要想民众运动的统一和顺利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们统一抗敌的局面虽然相当形成,然而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种包办思想,对于全民统一阵线的完成,很有妨害。从今以后,希望从事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都应当抛弃包办民众运动的企图,大家必须任劳任怨,把领导的责任共同负担起来。如果大家能推诚相与,共赴国难,那么,彼此间的互相倾轧、排挤,应当不财存在。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集团,也不必再借口什么,来范围与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了!

民众运动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就是整个抗敌救亡的事业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统一的的领导,方能完成伟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没有这个全民族全面抗战领导的政治基点,我们无从汇集与发挥其民族战争优越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优越的特点,就是全国一致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内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为全民族利益而战的共同决心。在敌人方面,是为少数军阀财团利益的扩张而战,其内部矛盾不但是无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世界经济集团的冲突,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军事冒险又加重劳苦大众物质上的负担,及无辜生命的牺牲,这一切,难道还不够造成敌方民众怨声沸腾的局面吗?现在他们的军阀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拿侵略可能胜利的话来夸耀,藉此麻醉群众,可是群众决不会长此永远忍受着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们全民族的坚强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众预约的胜利时,那些怒气填胸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军阀财阀。这就是敌人的政治的弱点。

全民统一的领导的建立,首先就是各党各派的领袖要能够彻底取消过去成见,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军政领导机关,以保障统一领导的具体实施,来完成抗敌救亡之大业。其次,目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就是抗敌救亡的政纲。全国民众在这个共同纲领的领导下面,将闻风兴起,欢声载道,必然人人抱着坚决奋斗,为国牺牲的决心,惟民族国家利益是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8月30日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