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章 身在庐山 | 彭德怀传 | 共和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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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章 身在庐山 | 彭德怀传 | 共和国人物

32章 身在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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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是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奉命上庐山开会的。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旅途疲劳到旅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总参谋长黄克诚向彭德怀询问了访问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使彭德怀感到担心和意外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黄克诚向他汇报时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彭德怀再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在室内踱来踱去。甘肃省是他亲自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他,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

在回国的最初几天里,彭德怀阅读了中央文件和各地送来的大量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材料。他发现国内形势远不象他在国外从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那样乐观。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都处于紧张状态。月末,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沉思良久。他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彭德怀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考虑到:黄克诚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另外,彭德怀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抽空做些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材料。当彭德怀找到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刻表态。这位素来稳重的总参谋长考虑得更多一些,他想到在不久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突如其来地点名批评彭德怀,口气严厉令人摸不着来由,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闷闷不乐。黄克诚惟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非常恳切地说:"老总,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当时考虑的,只是两个人中一个上山,一个留守,谁去谁留的问题罢了。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庐山的。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在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埋头阅读这一时期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多天的八国之行,与国内隔绝,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太多了。

在火车上,保健人员发现彭德怀吃饭很少,两顿饭都是只吃几口就把碗筷一放,回自己的包厢去了。在包厢里,他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闷坐不语。保健人员便不安地问:"是不是病了?"彭德怀轻轻摇摇头。"是在车上睡眠不好?"彭德怀又摇了摇头。接着用手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这时保健人员才注意到,在列车停靠的站台外边,拥挤着许多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带菜色,用手把着站台边的白色栅栏,向列车这边张望着。很显然这是一群被保卫人员赶到站外的灾民。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计划只是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7月2日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设备齐全的美式建筑。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气候宜人。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颜,为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十三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地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7月2日开过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陆续提出的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共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十九、国际问题。

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概括,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分歧是从对毛泽东概括形势的三句话那中间四个字"问题不少"的不同解释开始的。

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有所缓和,但没有根本好转。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己经从思想上提出纠"左"的问题。他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定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效。毛泽东对于这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但是,由于当时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仍然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这种纠"左"的工作也是很不彻底的。一再修改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许多"左"的做法,严重危害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在彭德怀和一部分与会者中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求,主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紧张局势。

对当时形势,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是:一部分人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195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己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积极的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 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收效甚微,有的地方还在发展,还需要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己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中的一个。

彭德怀登上庐山,对于闻名遐迩的匡庐胜境没有多少心思去领略。"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在山上,他除了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以外,就是整天翻阅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参加小组会议讨论。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6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他自己一贯的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有的话直涉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4个月前,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号召大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学习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他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把人打死,还是有臣下敢进言。当时尽管海瑞对皇帝攻击得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会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本线装的《明史·海瑞传》,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仔细阅读。在彭德怀作以上发言和插话的时候,他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那次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和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修改和调整当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中,毛泽东在会上多次称赞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还说有时候真理是在一个人手里。会后,毛泽东即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的问题。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一直是很敬佩的。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言人所不敢言,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人冷眼旁观。

彭德怀从来不看人家的脸色讲话,仍然照直说下去: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在发言中还间或加杂有粗俗的言词,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不快,这是不难理解的。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他们两人的住所只相隔一条甫道。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等。周小舟、李锐二人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被毛泽东称为"秀才"。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彭德怀相近。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

7月12日,周小舟到176号去看彭德怀,谈到粮食问题时,周说:"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彭德怀愤怒起来:"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谈了自己的体会。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里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该照实向主席反映一下。"彭德怀说。"我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周小舟把头天晚上他和周惠、李锐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接着又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彭德怀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在山下,彭德怀常常把部队反映的一些问题转呈毛泽东,他希望引起毛泽东更加重视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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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词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发现这种情况,彭德怀很不满意。其实,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是出于一片好心。

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那天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着的紧张局势,很少提及。他说,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己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上,他的设想也仍然是过高的。

毛泽东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他的讲话与当时全国城乡出现并日益发展的严峻形势,相距甚远。

就在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胡乔木任组长。由他们负责把各组对十九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这个文件的草稿,于14日印发给各组,名叫《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通过一下,印发下去,庐山会议就可以按期结束了。许多人看出这种趋势,会上不再谈什么缺点、问题,研究经验的空气也淡薄了。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在筹划下山的路线和交通问题。这样的结果与彭德怀原来对会议的期望,存在很大距离。特别是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结束的消息后,他更加着急:开了这么多天会,问题并未很好解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想到这些,彭德怀在7月11日晚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7月12日上午,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踩着晨露向毛泽东住的"美庐"走去。经过一夜的反复思索,他决心找毛泽东面谈,把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统统告诉他,希望毛泽东能在会议上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再着重讲一讲。在他看来凭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扭转这些问题并不困难。

事有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

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闯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都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问题,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

现在的情况虽然也紧急,但毕竟已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住的"美庐",走林荫雨道不过200来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当晚,彭德怀从周恩来总理处开会回来,向随行参谋王承光说:

"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随行参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

"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只要主席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彭德怀第一次明确表露给毛泽东写信的想法和动机。在此之前,周小舟到176号别墅去看望彭德怀,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周小舟向彭德怀问了一些他出访八国的情况,话题就转到这次会议上来。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么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谈到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好顶撞。主席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接受批判时,为了保护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坚持说这封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功夫写成的。王承光在抄信时,把彭德怀信中说大炼钢铁"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毛泽东在批判这封信时,对"有失有得"四个字特别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也没有作一句解释和辩驳。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封具有特殊价值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己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己经过去,己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二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己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 "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静待毛泽东的回音。在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估计毛泽东看完信后会找他去谈谈,或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议一议。但毛泽东对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怀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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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门牌为180。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作出评论。两天以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在电话上还告诉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毛泽东要中央办公厅将会议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目的是为了各地区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避免同一个地区的人谈来谈去总是一个调子,问题展不开。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它象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有些没有讲话的人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7月17日到22日,各组共讨论了6天,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话讲得重了一点。还有人说,《意见书》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赞同《意见书》的人,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表示,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对于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对于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是很有好处的。当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有人还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一位省委书记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一位在中央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己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也有人基于某种经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悄悄对人说:"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3个人的发言。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和彭德怀共同住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他们两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又补充了几点: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二、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是一致的。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小组会议上发言。他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观点最鲜明,对问题分析最透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他的长篇发言,分作13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自庐山会议开幕20多天来,象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对大跃进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在谈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时,他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对《意见书》中某些不大准确的提法,逐个为彭德怀作了解释。在张闻大谈的13个问题中,特别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囚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这几天,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人的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些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申明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自己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存档。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也是笼统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 ,"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但也有人明确地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论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

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大多也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并坚信,维护党的利益的最高标志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毛泽东。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彭德怀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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