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作阐释--扪心追问司马迁| 秦汉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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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作阐释--扪心追问司马迁| 秦汉朝历史

《司马迁》写作阐释--扪心追问司马迁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我从他写的《报任安书》启程。这篇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具有痛彻肺腑的强烈内省意识,但却比《忏悔录》早问世上千年的奇文,读来回肠荡气,是我早就心里向往的。文章写得确切,深沉,锋芒内敛,透露出他的悲愤,他的自抑,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也道出了他的悲凉,他的无奈。贴心贴肺地读这篇东西,你会感到他注定是要被人阉割的,剩下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当然,当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同时又会感到它阉割的已不只是司马迁,也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司马迁的生命注定要被涂上悲哀又悲壮的双重底色。历史也从此走进了它的盲区:好,你独裁,你残暴,你掌握了话语权更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尽可以割断我的咽喉,阉割我的男性,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可不可以思想?可不可以阉割你的历史?我想这种心理,这种可能性,在司马迁的心里是存在的。幸好项羽、刘邦生在汉武帝之前,至少是生在司马迁被阉割之前,这便使得《史记》中的许多文字得以渗透他的生命之血。

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

如果表达只停留在描述的层面,那将缺少震撼的力量,也不可能动人心魄。司马迁作为"男人",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因而他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深刻的。要明白,一个男人分身成为"女人",不仅男人从此消失了,连人的根本也不存在了。这时应细心地去寻找这个"人",虽然你逐渐找到的这个人,可能"男不男、女不女",可能历经悲苦,篷头垢面,但决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历史浓重的宿命色彩,最终笼罩在写作者头上,那也没有办法,你想躲是躲不开的。

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那样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必须认识到,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这个人有着自己的"怪癖",在写他时,我们要寻找到更深的"中国男人"的劣根性,让他有更原则性的根本,有更新的发掘和呈现,而且这种发掘和呈现必须是自然的,悲凄的,又是无法回避的。在这缓缓的发掘和呈现中,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有一种梦回心惊的感觉,因为当你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渐渐看到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那张丑陋的面孔。

司马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自尊,自卑,自信,自残",这种种态度注定他的生命是血肉模糊的,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大气。他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有比常人更深切的体味,这让他抱定与书中人物共患难的决心。要把这个人写得淋漓尽致,就得从自己身上剥下那层人皮。

不必在意他的行止,他被实施宫刑前的战战兢兢,被实施宫刑后的压抑和狂妄。他的压抑与狂妄,是一种本能,一种本性。在那样一个时代,礼当然是要用的,但用礼来拘束你的心性,你怎么会成功?司马迁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能正视自己不能成为男人时的悲哀。在他看来,人的物欲是其次的,满足你的精神需求,才是最高理想;你可以放弃一切物质追求,但你不能放弃最高理想。

司马迁寻求的是一种"气",就是我们常说的精气神。这是中国文化对生命的一种关注,一种悲悯。在写司马迁时,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国男人的"痼疾"。他们很自傲,但又自卑;很自信,但又胆怯;很自以为是,但又左右徘徊。这种男人的尴尬,让你左右为难。实话说,当我指出中国男人的痼疾很容易被找到时,心里是不好受的,因为"很容易找到"意味着泛滥成灾。

司马迁真的能阉割和匡正历史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只能把握住他自己,那是坚定的把握,真心的把握,又是一种无奈的把握。当他气势汹汹地写出他的个人心境时,以为自己成了无所不能的"主宰"。但他偏偏又被弄成了残疾,生命之中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而他又要把一切历史弄成不能承受之轻,这中间的艰难、困厄,真是难以想象的啊!

司马迁从来没写过他自己这个"人",一个高尚的人。但他的行为又那么卑微,那么有心机,那么繁复。他毕生都在苦苦地思索,苦苦地把内心的所思所想化为实际,那种个性化表达,体现着中国人的特性。当他把《报任安书》写出来时,心是痛的,在滴血。

没有什么能让他更平静了,当阉割发生时,他先是愤怒,再是平静,再是自然面对,再又心生怯弱,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假如你是有家的,假如你是一个阉人,假如你仍然在寻求一种男人的气魄,假如你还有男人的胸怀这时的你是尴尬的,同时又是可怕的。

司马迁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当人类真正用自己的个性去书写历史时,就有自己的担忧了。而担忧是痛苦的,因为那是基本事实。我不相信司马迁可以变得很从容,也不相信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使他变得很卑琐,但从司马迁的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事实是存在的,一切皆掩盖在最后的辉煌之中。

文化表达个性,也表达司马迁的一种生态。生态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获得这个态度,就有了一种真实。没有这个态度,就没有真实。在我们表达文化时,态度是决定一切的。

司马迁写刺客,写忠,写侠,最精彩。他从刺客列传中得益最多,笔触也最独特,可说是酣畅淋漓。这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阉人同样也有极大的冲动。同时又从反面证明,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并不总是有效。追溯起来,这大概是一种最古老的气韵所致,可以让他放心大胆地去掉历史的表面,他为了生存而被迫戴上的那层面具,从而寻找到一种内在的真实。他这时能内在地表露自己,写自己,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把握写出来。于是文字之中的他,才有了张扬的极致。

生命在司马迁的躯体中,一次次步入辉煌。这种种辉煌是可信的,自然的,但总与艰难困苦相伴相随。这里既有司马迁实现辉煌的艰难困苦,也有作家表达种种辉煌的艰难困苦。《虎符》的表达实现了一种极致,基本上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命运写细、写活了,夹在中间的还有一个很自如的女人。可它也让人有些怀疑:你的表述真的达到了那么自然吗?是不是还携带一些杂质?因此,在《司马迁》的写作中,必须格外谨慎。人的写作惰性是需要时刻警惕的,稍有不慎,便会卷土重来。

生活中的人徘徊在路口,生命之中的人也徘徊在路口,一切尽在那不说不语的情境中。他自然入画,同时也以怯懦入画。他对于瑕疵的仇恨是那么深恶痛绝,对于生命是那么在意,对于文章是那么自然纯熟。他简直对自己笔下的文字走火入魔,怎么也避不开它们。但真正的残忍,是进入一个残疾人内心的两重世界,这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快感,而且他本人已清晰认识到,在文化上、哲学上,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给了他一个寻绎和放纵的机会。在这里,司马迁的向上与精神上的两重分离成了关键,但他不可能抛却一切去认可这关键。他认为他能做到的,就在于陈列一个个详尽的细节。一切其实都是内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他身处逆境的自我袒露和解剖,因而也是凄苦的。

司马迁在寻找一个梦境启示,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因而他对于肥胖和奶声奶气深恶痛绝。但要命的是,他越是往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越发现那个肥胖的人,那个奶声奶气的人,原来就是他自己。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勇气把梦境详尽。因为,当他沉下去时,就是那么一幅幅图画,他尽力使自己入画。当他看见自己的面影从庄严的文字中渐渐浮突出来时,他心里便有一种东西轰然坍塌,如一堆雪突然被阳光融化。这时他在文章中越是阳刚,在生活中便越显得柔弱,而且这柔弱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姿态,他几乎要窒息在这柔弱之中了。

身体的背叛从被施宫刑就开始了,而且在一日日加剧。我们应该承认,包括以史官相袭的司马家族,到那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司马迁那样遭受到如此深刻的痛苦,经受过那么惨烈的打击。这个男性残缺的人,他从此必须一面同身体作战,一面同世俗开战,另外还要向《史记》开战。每挑战一个历史人物,他都可能获得一次新生,得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获得一次新的痛苦。他只能顽强地忘记背负的屈辱,但那耻辱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刻在他颤动的灵魂中。追根溯源,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正是从他开始的。

生活中的弱者,在文化上是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心里有光彩,他遭遇的无论是帝王,还是刺客,或者是诸侯,都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了。但他却不是,绝对不是。因而我们向前每行走一步,每涉足一个角度,都感到了某种牵制。这造成了一种困境: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司马迁?当他整理中国历史时,是那股浩然正气害了他,使他不能正视每一个人;但宫刑者的别致又使他能区别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他强烈地体会到了那些人的悲哀酸辛以及内心的呐喊,这种种表达让人感到强烈震撼,也让人感到战栗,就因为他的心底里有了愤懑,有了人性的力量。

他的决绝与简单就这样成了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这很无奈,也很悲壮。由此我们便能断定,司马迁的行为中有一种狂悖,既激烈又极端。但他无法左右自己,只好信马由缰,任其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于是死亡的阴影开始向他一步步逼近。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司马迁之后再没有司马迁,如同《史记》之后再不会出现《史记》。

2005年,一个冬夜


分类:秦汉历史 书名:司马迁 作者: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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