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章 一家星散飘零

贤庄环溪

最吸引瞿秋白的，还要算大自然的美景。出常州北门，离城二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贤庄，当时属于常州府江阴县管辖。瞿秋白时常在假期随母亲到贤庄去探视大姑母和外祖家。瞿秋白的大姑母嫁给江阴西乡贤庄金翰如。金翰如当时家资富足，又是十乡总董，是这里有权势的人物。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父亲金心芗与金翰如是同宗，原来往在距离贤庄有半里之遥的大岸上村。由于那里房屋狭小，而贤庄房舍宽敞，闲置不用，所以金心芗假寓贤庄金宅的东楼。以与大姑母的关系而言，则贤庄为姑母家；以与金心芗而言，则贤庄为外祖家，都可以称之为至亲了。

贤庄，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村庄周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清澈碧透的小河，它绕了一个圈圈，把村庄紧紧地套在它流动的环内，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环溪。瞿秋白后来曾经写过："我没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①环溪的岸边，种满了绿柳白杨，近村处则有桃园和竹林，远远望去，青瓦白墙的村舍掩映在一片浓密的绿荫中。每到春天，杨柳飘曳，桃花满枝，嫩绿软红，分外娇艳，被环溪清流围绕的贤庄就象一片荷叶，一枝荷花，在水中浮现。所以，人们又送给贤庄一个美称，叫做"荷花地"。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环溪周围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贤庄的农民们在这里春种夏耘，把这块肥沃的土地装扮得十分好看。离村庄前面不远，有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小山岗，当地人称之为"鸡头山"①，山上没有高大的乔木，在布满山坡的野草中，开着各色各样的野花，微风轻拂，送来了一缕淡淡的清香。

①一说"姬墩山"。

村子东北面，有一个小小的木板桥架在溪上，贤庄的人通过它才能和外界来往。每天清晨把木板桥搭好，人们出去耕地办事；晚上，人都归来以后，木板桥又被抽起来。早搭晚抽，为的是防范宵小盗贼。

金翰如的宅子在贤庄的中部。踏上青石台阶，走进黑漆大门，正屋前后六进，东西厢房林立。西面仿武进城内恽家的名园--近园建筑了一个小型园林。园的正面是花厅，西面是船厅，面对着荷花池。荷池南是一座太湖石堆成的假山，山南为介石轩，山阴植红紫牡丹，山腹有曲折通道。荷池一端架桥，直达船厅，厅壁嵌五色玻璃，凭窗而坐，如置身欸乃之间。东面有亭，联以回廊。瞿秋白每次来贤庄，就住在宅内第四进厢楼上。他常常独自在这屋中读书，写字，绘画。

他画的各色花卉生动逼真，贤庄的许多女孩子都请他画。

瞿秋白的大姑母有四子四女。四女为：仙仙、明明、珊珊、纤纤。纤纤名君怡，小秋白一岁，瞿秋白颇钟爱她。同这么多的兄弟姊妹在一起，瞿秋白是很高兴的。他一到贤庄，那平素多愁善感、沉默寡言的性格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热情开朗，活泼愉快。君怡长得美丽聪明，极喜与瞿秋白在一起玩耍。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长大了虽然见面时少，而互相的爱慕之情却发生了，这可能就是他俩的初恋。后来，秋白离家远行时，特意为君怡画画写字，并赠以折扇等物留念①。瞿秋白赴俄以后，君怡奉父母之命适于他人。羊牧之先生后来有诗证其事：

可爱环溪溪水清，贤庄少女实倾城。
青梅竹马如无意，团扇佳人似有情。
尝想青庐能偿愿，却邻白屋未成名。
临行信物频频赠，总恨蓬山隔岭横。

①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瞿秋白山水画一幅：画面是滔滔江流，浪花飞溅，隔江有秋林一行。上录谢灵运诗："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下题"丙辰孟秋临鹿村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末署"秋白瞿爽"。1916年秋，赴武汉前所画。

贤庄四周大都为贫苦农家，以租种金家的田地维生，他们的生活是很困苦的。瞿秋白到贤庄，并不躲在金宅玩耍。他经常到农家的孩子群里，同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春天，他们一起跑到宽阔的田野里放纸鸢。夏天，他们一道去捉青虫、挖蚯蚓，然后把这些饵子挂到用绣针或铁丝做成的鱼钩上，到环溪边坐在柳荫下面去钓一种叫作"穿条"的小鱼，或者到稻田里去钓长长的黄鳝。有时，他们用田螺的肉做诱饵，拴在蓬头草细长的根须上，伏在溪边钓青虾。倘若钓到鱼、虾，瞿秋白总是把它们分赠给小朋友们。割草放牛，是很惬意的事。他们把割下的草装满了竹篮，就让牛儿在山坡上吃草，大家一起去采野花编花环，或者割"牛筋草"织草鞋。放牛之外，瞿秋白还喜欢同小朋友们去车水、割禾。

入夜，村庄处处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贤庄的夏夜尤其美丽，空旷的天空里，流动着薄薄的云，云层缺处，看得出半角的青天，一点两点的星光，欲藏还露的半规月影。月色朦胧中，最好玩的游戏是捉迷藏。以打谷场为中心，捉者一方，藏者一方，或藏谷堆，或躲屋后，或隐树丛，或避草中，谁被捉住了，就得唱歌、说笑话、猜谜语，否则就当着许多人的面学几声狗叫。瞿秋白被捉住时，小朋友照例要他讲《聊斋》故事，有时讲一个听了不过瘾，就得讲两个。1961年，与瞿秋白同玩耍的金荫生（时年七十三岁）老人谈到童年往事，记忆犹新。他说：我还记得，秋白小时和我们一处玩时，他为我们讲《画皮》的故事，讲完后，他说：如今世上，就有那些当面对你胁肩谄笑，背后要吃你心肝的人。夜深了，人也玩累了，就各自散去。临睡觉之前，瞿秋白总是要捉几只萤火虫，装在小小的玻璃瓶中，把它挂在帐子里，然后瞧着那萤萤的光点，慢慢地睡着了。

与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接触，给瞿秋白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使他从少年时代就热爱劳动人民，同情他们苦难的境遇，并设法把小小的温暖送给他们。有一次，在贤庄外婆家，瞿秋白和一个邻居贫苦农家的小朋友放牛回来，母亲发现他身上少了一件褂子，几经询问，瞿秋白才低声地说：看到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冷风里发抖，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了。母亲听后，淡淡的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瞿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相隔十年后，瞿秋白在上海与杨之华、羊牧之闲谈时，忆及此事，还深感遗憾地说：我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同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友谊，对他一生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劳动人民子弟勤劳朴实、热情纯真的优秀品质，在瞿秋白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能够象鲁迅先生那样，"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受到他们的思想熏陶，"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①，因而从小就孕育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对于压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社会势力的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当然，这种感情和意识都还处于幼稚和朦胧的状态。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荒祠冷烟

瞿秋白在极度的失望之下，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慨。一次，他与羊牧之谈到《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朱贵式的酒保。1912年10月10日，正当常州的居民和各机关学校都在张灯结彩，庆祝"双十节国庆"的时候，瞿秋白却制了一个白灯笼，用毛笔在上面悲愤地写了两个大字"国丧"，然后高挂在宗祠侧门上。妹妹轶群看到邻家都挂着红灯或彩灯，独有自家门上悬了一盏写有"丧"字的白灯，觉得不吉利，暗暗地取下。瞿秋白知道了，仍旧把它挂起，表示了他对"国庆"的鄙视、对军阀统治的反抗。

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几年之后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曾经作了说明：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

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

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常州最后的一个住处。

瞿秋白在精神上的苦闷，是与生活上的艰辛交织在一起的。

贤庄的大姑母，不久就去世了。瞿秋白家中生活，不能再依赖姑母的柴米接济，景况日益困窘。到瞿秋白十二岁前后，家中不得不把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在族人白眼相视之下，搬到了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这是瞿秋白在瞿氏宗祠是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出资建造的①，座落在城西觅渡桥北面，与星聚堂只隔一条河。宗祠门前蹲踞着两尊石狮子，门楣上方一块汉白玉石上刻着六个篆书大字："城西瞿氏宗祠"。祠堂分为东西两院，各四进。从大门进去，东侧第一进是灶房和女佣的住所。第二进作饭厅。第三进只有两间，外间为客堂--每逢祭祠供祖也在这里。内间东首隔一张小帘是秋白母亲的卧室。这两进之间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小廊回合，中间种植些菊花。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就在这天井里吃晚饭和纳凉。近西侧回廊有一口井，瞿秋白和弟妹们就从井里汲水浇花；食水也是他们从这里抬到灶间去的。再向后是一个穿堂，从早到晚光线充足，里面放着画桌和书架，瞿秋白的父亲常在这里挥毫作画。穿堂以下的三间是瞿秋白弟妹们的卧室和陈放杂物的地方。每天，瞿秋白的母亲就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瞿秋白的卧室和读书处在最后三间平房旁边的后翻轩里。房中靠东墙放一张旧式小床，正中窗下置一张方形书桌，一张旧式靠背椅。床右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一支玉屏凤凰箫，一只月琴。瞿秋白在闲时，除了下棋之外，常常一个人吹箫，其声悒郁委婉，似乎在诉说心中郁积着的苦闷和对人间黑暗的痛恨。同学们到秋白家中来时，多在此处谈话、游戏。张太雷是常来的同学之一。羊牧之也常来此向瞿秋白求教英语、数学。

①《瞿氏宗谱》卷十二："戊戌升授湖北按察使。陛辞后便道至常扫墓，出巨资起造宗祠，并扩充旁屋以庇族中之无告者。"

旧时习俗，住祠堂是最不体面的事，不仅住祠堂的这一家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就是同族的人也脸上无光。瞿家世代簪缨，"自胜国至今秀才相继，或及身通显，或子孙登榜，叠荷恩荣"①。在这样显赫的家族中，非到万不得已，无论是哪一房，哪一支，谁也不愿意迁到宗祠里居住。何况，当时宗祠里还停放着许多族人的灵柩，阴森凄凉，哪里是住家的处所？瞿秋白一家迁入宗祠后，许多亲友从此就和他们断绝了来往。许多当官的堂兄弟和亲戚们，竟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救援之手。在这种极端势利的社会中，瞿秋白一家饱尝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它在瞿秋白的头脑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懑，也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样一种被压抑了的不满情绪，在他的一首志怀诗中，曾经流露出来："悲欢原有别，天地岂无私？"悲苦与欢乐，对于人们原来竟是如此不公平，可见苍天后土也是挟有私情啊！

①《瞿氏宗谱》卷十一。

母亲之死

①《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915年初，金衡玉写给无锡秦耐铭的手书，反映了瞿家生活的困窘。信中写道：

壬甥回后，时有不适。医者云：气血不足，故较前两胎病重。余劝其服药，彼又不肯，执定欲下胎。医与收生妇均不肯，云非比私生者，彼等均伤阴騭。昨经余再三言自愿，始允；须洋五元，明日来此。后又嘱余通知甥倩，最好有本人在此云云。彼人所要之五元，须尊处出，余非惜此小费，可免日后招怪之意。如肯来，望将壬甥之帽只与珠花并自铺盖均带，丝棉亦带来，欲甥倩为阿双温英文耳。此颂侍祉

二十二姨字

瞿世玮在信末附言云：

再者，洋头绳袜壬甥本拟自结，因身体不快，故未能结；如请人结，需费一元。甥倩果要否？又第三年及今年月报带来借我一阅。

瞿秋白的姨表姐要在瞿家作人工流产，请人织袜；所需费用虽然不多，但瞿秋白的父母由于经济拮据，自顾不暇，再也无法资助亲友了。

一家八口，生活无着，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当变卖，以为糊口之计。逐渐的，衣服、首饰，全部送出去了；金石、书画也变卖一空。最后，连柜橱、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大都典质了。当铺、旧货摊和米店，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当铺高高的柜台上，接过很少的几个钱，然后再到米店去换回几升米或者几斤豆。

由于支付不起学费，瞿秋白的弟妹们早已停学在家。妹妹轶群时常住到舅舅家中。弟弟云白以入嗣六伯父，随嗣母费氏住。景白则在宗祠后翻轩内，由母亲授以《论语》、《唐诗》，景白有时不能复讲或背诵，常常受到责罚。1915年夏天，瞿秋白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快要读完本科的最后一年，家里实在无法供给他学费，不得不停学了。瞿秋白体谅母亲的困难，他虽然未能读完中学，倒也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但是，这对母亲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她对丈夫瞿世玮的无学无识无能无术，心里是不满的，期望瞿秋白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所成就，以振起瞿家的门楣。而现在她竟无法使儿子的学业继续下去，这是怎样的不幸啊！她总觉得做母亲的对不起自己的爱子，时常叹息地对人说："阿双本来是可以造就的，弄得他连中学堂也没有毕业，实在可叹！"

典无可典，卖无可卖，借无可借，欠无可欠，瞿秋白一家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大量的帐单，母亲无限伤心地对人说，要等到我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家道如此，自己又无能为力，瞿秋白痛苦极了。他时常想到清代常州名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这正是瞿秋白家庭和自己心境的写照。1915年中秋节，这一天前来讨债的人络绎不绝，家中房门后粘贴的无法偿还的帐单，已经有一寸来厚。这些债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时拖欠下来的陈年老帐。还有一笔是祖母逝世后买棺柩欠下的。讨帐的人言辞峻刻，盛气凌人，堵门逼索，迟迟不走。秋白的母亲，只好再三道歉求情，婉言恳求他们再拖延几天。可是，期限一到，又用什么来还债呢？只好又是道歉求情。她每次把讨帐人打发走，回到房里，总是泪流满襟，不胜悲楚。她曾经对人说过："我只有去死，我不死，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孩子就不得活"。①她看到眼前这些年幼的孩子，一个个啼饥号寒；她想到爱子瞿秋白由于贫困所逼，连中学也未能毕业，似乎是葬送了他的前途；而势利的亲友故旧，又在百般责怪她没有侍奉好婆母（老人在这年阴历九月初病故于杭州），没有把家务管好，甚至连丈夫的无能也成了她的过错。生活的煎熬，社会的摧残，使她对未来已经完全绝望了，她不得不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①秦纳敏：《秋白遗事》。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26日。

临近年关，瞿秋白得表姐夫秦耐铭①介绍，在无锡南门外扬名乡江溪桥（旧名镬子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第七国民小学），谋得一小学教师的位子。这时，一家大小，嗷嗷待哺，小学教师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薪金，对于八口之家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母亲虽然已萌自杀之念，但对瞿秋白还是强颜欢笑地说："阿双有了事做，每月可得些钱，家用渐渐有希望了。"然而，她内心明知债券累累，债主每日催逼，年关又近，邻居都在欢乐地准备年货，而自己家中却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她是决心要舍弃儿女，离开人间了。

①秋白大姨母阿叙，适常州杨森栢。森栢的父亲杨见山颇有书名，死于清光绪末年。阿叙生女庆令，适无锡秦耐铭。

1916年农历正月初二日（阳历2月4日），金衡玉催促瞿秋白到无锡走一趟，她说："你去看看学校在哪里？可不可住宿？以作开学准备。"她这样做，是晓得瞿秋白机敏，恐怕自己准备自杀的意图被儿子发觉，欲死不得，反不好看。瞿秋白走后，她没有立即自杀。她还舍不得年幼的阿垚（八岁）、阿谷（坚白，五岁），但是，她又害怕瞿秋白就要由无锡归来，不能再犹豫了。正月初五之夜，大雪纷飞，满城响彻了爆竹声。母亲伏在瞿秋白书桌的煤油灯下，含泪写了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然后把剪下来的两盒火柴头，用烧酒和着吞服了下去。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儿子的床前，为阿垚、阿谷盖好了衣被，俯下身亲了亲儿子们熟睡的脸庞。这时，大女儿轶群忽然醒来，她睁眼看了看母亲，又翻身熟睡了。母亲环视了一下儿女的睡态，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时，轶群看到母亲腹痛如绞，在床上乱滚，知已服毒。在邻居资助下，急忙请来西医急救，但是已经无效了。延至初六日（2月8日）晚，终于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遗下六子一女。

初七日上午，瞿秋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报，便与秦耐铭一起急忙从无锡赶回常州。在瞿氏宗祠侧门前，他看见一堆烧化的东西，晓得事情不妙了。他急忙走进院内，父亲啜泣着说："人已经死了。"瞿秋白看到母亲的遗书、剩下的火柴头和母亲惨白痛苦的脸，悲恸地抚尸呼唤母亲，倒卧在床前放声大哭，痛不欲生。为了安葬母亲，瞿秋白到处奔走借债，典当衣柜，购得棺木一具，草草将母亲遗体收殓。因无钱买地安葬，瞿家将灵柩停厝于宗祠第三进西首的一间房中，灵台前供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几缕香烟缭绕在灵前。母亲的死，极大地震颤着瞿秋白的心弦。母亲温厚善良的性格，母亲良好的文化修养，母亲身上纯真的爱，母亲对儿女的教养和期望这一切，是他永生难忘的。母亲这样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给了别人，给了子女，而她自己却成了穷困、势利、诽谤折磨下的牺牲品，被这万恶的社会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
落上灵前爱子身。

这首《哭母》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对那个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亲自杀以后，瞿秋白的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许氏阿妈，还留在宗祠。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坚白）往贤庄舅舅金声侣家暂住①。过了几年，1919年前后，轶群又偕阿森、阿谷往杭州四伯父瞿世琥家寄居。瞿秋白的父亲瞿稚彬先是携阿垚到武昌二姑母阿多处做帐房。二姑父周福孙是个大地主，不愿收留穷亲戚，厌恶之情溢于辞色。瞿稚彬受不了这种鄙视，遂偕阿垚往山东。先在堂弟、平原县知事瞿世玖（瞿廷韶四子）处做幕客。瞿世玖因"官亏"逃走，瞿世玮被拘禁。后来被释放，流寓济南，寄居于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一位好友王璞生家中，以教授绘画糊口。从此再没有回归常州，于1932年病逝。阿垚幼有耳病，丧失听觉，随侍父亲，打水、做饭、洗衣、缝补。父亲死后，流落道观中，人呼为"小道士"。后赴汉口，1936年死在那里。

①金声侣原住常州城内大北门外斗巷，后迁回贤庄。

瞿秋白把诸事安顿好，便独自一人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去了。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月薪十元。有学生几十人，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因此，他是所有学生的共同教师。他教学认真，任劳任怨，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均能胜任。学校设在杨氏宗祠内，四周都是农民的房舍。出校门，东行约二百步，是一条小河，叫做溪河，坐上小船，一天就可以驶到常州。学校的设备破败不堪，且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瞿秋白常常弄得很不愉快，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他孤寂一人，目睹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的情景，同时又牵挂着星散在各地的家人，思想上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经写道：

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在无锡任教期间，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十元左右，省吃俭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还需把一部分钱补贴弟妹们。他十分关心弟妹们的自学。妹妹轶群从杭州写信来，他总是仔细地把信上的错别字一一改正，然后写信详予指正，并嘱咐她用功读书。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村舍，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很受群众的欢迎。每当过节，群众总要请他吃糕饼团子。这时，他心中的苦闷会被冲淡一些。

悲惨生活的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16年清明时节，他由无锡回到常州宗祠看母亲的灵柩。小时的朋友来看他，他悲伤地吟诵了上面那首《哭母》诗，然后说：

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①

①《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暑假，瞿秋白辞去无锡杨氏小学的教职，回到了常州。在北门外通江桥小皮尖村舅家金声侣处小住，并曾与阿森弟及阿妈许氏三人住在宗祠为母亲守孝。荒祠冷烟，生活十分清苦艰难，有时连蚕豆菜粥都难以维持。他写信给在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准备走出故乡，在外地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

告别

故乡，家庭，给予这位年轻人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所做的并非答案的回答是：

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①

回首往事，不能不说故乡是美丽的，家庭也有过温暖，然而它留给瞿秋白的是自那以后二十年温馨的旧梦。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淞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

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②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何以都成一梦了呢？这梦，是如何酿成的？这梦又是同那个"极难的天文学算题"相连的。只是过了五年以后，当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试图用这一思想武器来观察和研究社会人生问题的时候，才作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廿四史"。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矇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

"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

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

（lum－pen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这一席饱含情感又富于理智的话，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对他的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家庭，以及对人生道路进行探索的总结。

他正是带着这一人生的"绝大的问题"，也带着这"一心苗的光焰"，告别故乡家园，告别逝去了的少年时代，开始了他冲破"万重疑网"，砸碎"心灵的监狱"的新的旅程。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常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

04章 改造社会的呼声

北京社会实进会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

《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梦；在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下，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实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寻求新的指导思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那么，这个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究竟趋向于什么呢？瞿秋白说：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②

②同上书，第26页。

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群星灿烂、万木向荣的空前盛况。当时，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学说竞相登台，交锋论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从政治、经济、思想，到哲学、文学、教育；从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大辩论，争鸣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丰富，斗争之尖锐，影响之深远，都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①民国二年（1913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同年11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年）夏，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民国八年（1919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②。《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3卷，第56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9-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改造的态度，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时代的强音

瞿秋白给《新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里，他一扫那种丧失理想因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为社会争新生的伟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①。但是，究竟怎样地去适应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们"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说"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②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旧社会的某种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国是不会到来的。

①②《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敏锐地感到改造旧思想普及新思想的必要。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Comt，Baron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①。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③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①《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②③《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①。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①《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①。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可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④了。

①②《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号，1919年12月1日。 ③《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号，1920年4月11日。 ④《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①何以要自杀呢？他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②瞿秋白对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③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④。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⑥瞿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⑦。

①②《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③《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④《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⑤⑥《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⑦《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①。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号，1919年11月11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②。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号，1920年3月1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运动的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②。

①②《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21日。

1920年4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①。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③，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④。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⑤。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救国论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②③《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④⑤《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刚刚开始了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②。时间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编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

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说："《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创刊号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郑振铎的《人道主义》、陈其田的《零碎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等篇。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头。""人道就是仁义的实践"。《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用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说"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一切事业底进行还有因循富道的倾向。所谓'人道'！'人道'！直如空谷底应声，这里呼一声那里应一下，呼完应完之后，仍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颠倒过来，把这个混浊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们愿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所归向。又愿我们的月刊有不可思议的变化，能够将一册变为十册，百册，千册，万册，乃至无量数册，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所充满。更愿读者诸君对于人道有三张，六张，九张，百千张，万亿张，乃至算数所不能尽的嘴，各个嘴里都能发出等数的声音来鼓吹他，教一切人类都受了平等的宠惠和进化的幸福。这就是本刊出版后的愿望。"把知识界的笔和文字的作用，抬到不可思议的高度，把标榜"人道"的刊物的力量，宣扬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实在是太过分了。郑振铎为创刊号写的重点文章《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的将来，系于此一语了！""人类的一线生机系于此了！""救人类于灭亡者，实在只有'己所欲者施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可。此一语即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有这种精神，而后人类始能捐除意见，协力工作，以自拔于灭亡之途。"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但这些话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钤束、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丝毫无助于广大劳苦人民的解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统一的或超阶级的人道，对一个阶级是人道的行为，对另一个阶级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或不尽人道的行为。革命维护了一个阶级的人道，往往就要破坏另一个阶级的人道。革命的每一次重大深入，可以说维护了更多人的人道，但决非实行了统一彻底的人道。

《人道》创刊号中也有较为激切的言论。如宋介所写的《言论自由与盲目的言论取缔》一文，但它与《人道》的其他文章显得不十分协调，因此，它不是《人道》的主流。

瞿秋白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文诗，《心的声音远！》

远！远远的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了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的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的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远！远远的

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强暴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把这首诗与作者以前的诗作比较，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而且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

这时，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还很活跃，从5月15日起，在青年会举办讲演会，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讲演社会问题。先后到这里讲演的有胡适（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高厚德（Dr·Galt。优生学与社会进步）、陶履恭（工业界的新提议）、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听演讲的人不限于该会会员，每次到会的人有时百余人，多至二、三百人。该会计划9月份以后，再举行几次讲演会。此外，北京社会实进会还计划在年内增办平民学校、刊行通俗丛书、试办游动图书库、举行露天讲演、试办贫民救济处、调查社会情况，等等。他们"将来的大政方针，还在：把本会扩充成一个北京全体市民的社会服务机关"，"以垂模范于全国"①。

①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青年人道主义者们的愿望良好，并且充满了理想的信心。《人道》创刊号在《本刊特别启事》中郑重宣告："本刊第二号定为《新村研究号》，很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先生们，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来稿须于八月二十五号以前寄下。"然而，压迫随之而来，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当然不得张扬呼号。青年会顶不住反动政府的压迫，于是提出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只好停刊。《人道》的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

《人道》虽然终刊，但是探索人生道路的追求，在瞿秋白思想中更加执着，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了。在国内无法寻觅得到的人道，在国外，在相邻的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在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兴无产者集团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能不能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到解答？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实践上又如何呢？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准备离故国，赴异域，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03章 苦闷，求索，斗争

武汉黄陂行

从常州到武汉，最方便的路线是由镇江过长江，从瓜洲渡口登轮，溯大江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省境，直抵汉口。瞿秋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瓜洲，是瞿秋白的旧游之地，风物依然，它只能引起几缕思乡的愁绪。船行的前一站码头是浦口，在浦口停留中，可以下船过江到南京一游。这时的南京，是直系军阀、长江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冯国璋驻节之地。冯国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争夺北洋政府的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宝座，这时已见分晓：10月30日北京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冯为副总统，11月8日冯在南京就职。南京城里，六朝的豪侈已经逝去，余下的只是破落和衰败。瞿秋白照例要到象征着"六朝金粉"的秦淮河走走。这时，秦淮河已是一道臭水沟，景况萧条："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夫子庙旁边有一排茶楼，其中一家壁上挂着一副对联，联云："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长圆"。尽管世道沧桑，有钱人对于饮食男女的欲望，却从不降低水准。大众生活每况愈下，官僚豪客们的奢靡腐化却是愈演愈烈。秦淮河上，征歌闹酒，天开不夜，正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上层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给瞿秋白的印象是强烈的。后来，他对于这次旅行，写了如下的话：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 ，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①

纯哥，就是秋白的堂兄瞿纯白。他比瞿秋白大十岁，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名常，字纯伯，以字行。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南洋万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教员②。这时正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任通译。瞿秋白投奔他，希望能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以满足"饥渴似的智识欲"，同时也求得解决"饭碗问题"③。

①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瞿氏宗谱》卷六。

不久，在瞿纯白的帮助下，瞿秋白投考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被录取，学习英语。那时的学校，特别是某些外语学校，师资缺乏，有些教员在国外镀了几年金，本事没有学到家，确实可以说是滥竽充数。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也都很差。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哪里能够满足渴求知识的愿望呢？瞿秋白不满意于武昌外国语学校，同时"饭碗问题"也没有解决。于是，他到黄陂去找姑父周福孙。结果，上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黄陂周家与瞿秋白家是两代亲戚，即所谓亲上加亲。瞿秋白的二姑母阿多嫁给周福孙（曾任翰林院编修），生子周均量（君亮）。周均量娶瞿世珪（秋圃）的五女、瞿秋白的堂姐瞿兰冰（懋陛）为妻。周均量的曾祖父周恒祺（福陔），做过山东巡抚、漕运总督，致仕后回籍，寓居武昌与瞿赓甫往还甚密，因而结为姻亲。当瞿秋白来到周家时，姑母阿多把他一手揽在怀里，痛哭失声①。

①参见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第22-24页。

在周家，瞿秋白沉默寡言，他的唯一爱好是读书。周家后栋有一座小园，房屋三间，两间藏书，一间是家塾，由周均量教读。瞿秋白经常坐在书橱前，选择爱读的书，朝朝暮暮，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最爱读的是《老子》、《庄子》、《资治通鉴》和四史。晚间还在灯下一直读到深夜。周君适与他同榻而睡，有时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苦读。瞿秋白身体虚弱，面容消瘦，经常咳嗽。姑母和堂姐请中医诊脉，医生说他是初期肺病，嘱他按方服药，并注意休息调养。姑母劝他不要深夜读书，早些睡下。他总是说没有什么大病，等大家睡熟，还是悄悄地阅读到深夜。后来他请堂姐在窗上挂一厚窗帘，不使灯光外露，以免姑母又发现他深夜读书。除了读书外，他有时画山水画、篆刻印章。

瞿秋白在黄陂很少到街上游逛。只有一次，1917年的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满城箫鼓爆竹之声，十分热闹。周家弟兄邀他去看龙灯，他却提议到离闹市较远的铁锁龙潭去赏月。据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把一条龙锁在潭里，潭中铁柱拴一铁链，下垂潭底，因此，称为铁锁龙潭。在小小的黄陂，它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靠近城墙，清静冷僻。面对寒空的月色，清澈的潭影，瞿秋白高吟着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接着又吟杜甫诗："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这句诗他反复念了几遍，声调愈来愈低沉。他是在怀念远在杭州的弟妹了。周家兄弟问他潭中锁着龙吗？他微笑着说，对这种传说，何必认真，随即把《史记》孔子见老子后，对门人说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①。

①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瞿秋白到黄陂不久，瞿稚彬携阿垚也来到黄陂②。阿垚在周氏家塾读书，一次周均量教阿垚读唐诗，一首五言绝句，阿垚半天也背不出。周均量罚他跪下。瞿秋白走进书房，看见阿垚直挺挺跪在地上，便大声喝叫："起来，这成个什么样子！"周均量生气，不再教阿垚读书，也不和瞿秋白说话。过了两三天，瞿秋白对周均量说：我不是袒护弟弟，只是反对这样的教育方法，体罚是教不好子弟的。周均量接受了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和阿垚手足情深，总想把弟弟教育好，可是阿垚耳聋，脑子迟钝，瞿秋白为此深感苦恼。

②瞿稚彬、阿垚到黄陂的时间有两说：周君适说与瞿秋白同来；瞿轶群说秋白先到，稚彬父子晚来。此处从瞿轶群说。

周均量对于诗词颇有研究。瞿秋白由于表兄的帮助，对诗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这时他所写的诗词，一首也没有留到今天，是很可惜的。瞿秋白与周均量时常议论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同时他们对于佛学也津津乐道。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入世以来，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周均量的诱导，使他对佛学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兴趣。这时，他读了《成唯识论》①、《大知度论》②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瞿秋白研讨佛学，试图用它来解决人生问题。这里固然有政治哀伤，但主要的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然而，人生这个大罗网是无法逃掉的，也许只有在佛学的说教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①佛书名。古印度龙树著，后秦鸠摩罗什译。一百卷。是论释《大品般若经》的论书。汉文译本只是龙树原著的一小部分。引经很多，是研究大乘佛教的重要资料。《成唯识论》，略称《唯识论》。佛书名。十卷。法相宗所依据的重要论书之一。唐玄奘自印度取回译集。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的本源是"阿赖耶识"，世界万有是"唯识所变"，"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注释书多种，以玄奘弟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学者所重，甚至比本论影响还大。 ②《大知度论》，略称《知度论》、《知识》、《大论》，亦译《摩诃般若释论》。

武汉、黄陂之行，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周均量使瞿秋白对佛学产生了进一步探索的兴味，结果却"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决计离开黄陂，谋求新的出路。适逢堂兄瞿纯白返回北京，于是瞿秋白便跟着他顺京汉路北上，到了北京。

道路是漫长的，艰辛的。一切有志于救国救民的、希求有所作为的青年，终究要被现实社会推动着走向变革社会现实的道路。然而，这需要时间。

俄文专修馆

到北京后，瞿秋白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这是一座有三进房屋的院落，除瞿家外，还住着吴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住前院大门右侧客房。

江南塞北，风光迥异，北京的风情，对这一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闲暇无事，瞿秋白常常以步代车，漫游古城四方。

瞿秋白看遍了故都的古迹名胜，查考了地方志史典籍，所得的印象是：世道沧桑，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的脉络。只是这些足以使人留连叹息的陈迹，很少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他让瞿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以期在经济上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1917年4月，瞿秋白应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4月以后，他又闲置了近半年时间。7月，张勋复辟。为了避开兵祸，瞿纯白委托瞿秋白护送家眷离京去汉口。复辟事件平息后，又由汉口回到北京。这期间，他随同张寿昆（常州中学同学）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课。①当时的北京大学，上课不点名，如有和上课的学生友好者，是可以混进去听课的。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无钱升学，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接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②入学时间是1917年9月。

①参见《党史资料》丛刊总第4辑，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俄文专修馆设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今改二十三号）一座洋式的平房建筑里，原为东省铁路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是在第一届甲班毕业后考入专修馆的，属第二届甲班①。此时，瞿秋白的同班生有常州人徐昭，宜兴人朱某，出入相偕，关系颇好。三人中以瞿秋白用功最勤，成绩也最好②。沈颖回忆说：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③

瞿秋白强记博闻，涉猎广泛，除按时上课，完成规定的学科作业外，还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天不论多么忙，一定要照自修课程表把功课作完，不到深夜不止。李子宽说："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④；沈颖也说瞿秋白每晚读书"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⑤。瞿纯白的长子瞿重华说："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中兼课，自己编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瞿秋白）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⑥

①《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④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⑥瞿重华口述、韩斌生整理：《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常州教师进修学院编：《瞿秋白研究资料》第39页。

瞿秋白入俄文专修馆不久，瞿纯白家迁居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第一个门。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小院。不久，云白、垚白来京，瞿纯白特地在后院东屋为秋白兄弟们安排一间居室，放置了书桌、书架。瞿秋白自住一室，两个兄弟住一室，中间有堂屋相通。瞿纯白收入本不厚，增加了几个青年人吃饭，生活是清苦的。李子宽说："我去时，偶和瞿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隽，不需要更加佐料，亦不求量也。"①待客饭尚如此粗淡，平日饮食之寒俭便可想而知了。冬天的北京，朔风怒号，天寒地冻，富人轻裘裹身，尚畏寒冷。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有夹衣蔽体。后来他在上海曾对羊牧之说："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穿着夹袄。"

"如何能过？""现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样过来的，终于过来了。"②

①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②据羊牧之回忆。

苦闷与彷徨

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反复的角逐中，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一度获胜，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间，中国几乎完全成为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侮和压地平民百姓之残酷，比起前清的酷吏们绝不逊色。

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他试图解释人生，却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这反映出他不满现状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他这时的苦闷和彷徨达于顶点。人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他后来严肃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说：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吉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溶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清末今文经学派，就其学统而言，是汉代公羊学派，主要依据《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的著作；就其中心思想说，是讲求孔子的微言大义，据乱、小康、大同之类。瞿秋白中学时代嗜读康门大弟子梁启超的著作，希望今文经学再生，说明他的思想深受这种革旧布新，去恶改良思潮的影响。

佛学禅宗关于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启发过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佛学从中晚唐到北宋，禅宗战胜其他佛教派别而占居统治地位。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和了悟，来摆脱社会、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瞿秋白在黄陂读佛经时，说过："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知识不妨广泛，真理是探索出来的。"①他之钻研佛学经典，不是被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牵着鼻子走，而是为禅学哲理思辨的奥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但是，瞿秋白并不是痴愚之徒，没有被佛学的鸦片完全麻醉倒地，他既要出世，又在世间。因为他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种种现实的因果实象，都使他不肯也不能够完全陷于佛学的迷惘虚幻之中，而只是要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

①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

所谓"菩萨行"，不过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大话狂说。它藐视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称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要度尽一切有情（一切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对于佛学的这种说教，瞿秋白不是从迷信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把它做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他从1923年开始用"屈维它"的笔名在《新青年》、《前锋》上发表文章，这是他的一个不曾公开用过的别名"韦护"的谐音。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丁玲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瞿秋白讲佛论经，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以文化救中国"，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民主两面启蒙大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的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旧饱受苦难贫困，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讨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了孙中山，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①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何处寻求满意的答案呢？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苦闷到了极点时，只有那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彷徨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民族、领土、国家、主权，与华夏子孙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民族大义和爱国激情压倒了一切，凡是有血性的匹夫--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社团、派系，具有不同的志趣、爱好、观念、信仰--都在爱国主义的感召和激励下，奋起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是北京青年的正义呼声。"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这是上海学生的庄严誓词。

"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它表现了天津学生的爱国义愤。"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它表达了上海商界的救亡心声。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则誓作学商各界的后盾，"众心坚决，不可遏止"。他们表示：不是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是为了阻止列强侵略者把中国大好山河变成奴役中国人民的殖民地。

五四时代是爱国志士辈出的时代，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倡导民主和科学以改造中国的陈独秀；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华"的李大钊；有以大声呐喊，医治"中国的昏乱病"的鲁迅；有"时时涤旧，染而新之"，以再造中华的毛泽东；有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为职志的周恩来；有以"新民"、"除暴君"为宏愿的蔡和森；有歌颂"火"与"凤凰"，以求"照彻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来"谋求社会之改造"的恽代英，等等。瞿秋白也是爱国志士行列中杰出的一员。他心头久经压抑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图存的大火连接在一起。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的评议部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各校不论人数多少，均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发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北京政府还连下两道命令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宣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经过多次酝酿，在5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都是北京学联的组成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所在的学校，单位虽小，工作却很难开展，郑振铎说他自己"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①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少年老成"之称。郑振铎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②

①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后，大规模地开展了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活动。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冒着初夏的骄阳活跃在北京街头。由十人左右组成的讲演"十人团"尤其活跃，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庙会，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争回青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山东与全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抵抗强权"、"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他们的讲演是紧密地结合着现实斗争，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于促进群众的觉醒，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市民踊跃听讲，听到痛切处，往往痛哭流涕。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接连下令镇压。5月21日，徐世昌令"屠夫"王怀庆任步军统领，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间开会，开会前悄悄地零散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分散着悄然离去。各个学校附近，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伪装成小贩、车夫、鞋匠等，监视学生们的行动。有的特务夜间埋伏在隐蔽的角落，学生走过，他会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应，他们便蜂拥而上，把你抓走。他们用这种伎俩，抓走了一些同学。瞿秋白在斗争中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他几次甩掉了跟踪盯梢的特务。一次，他被一个特务盯梢。他上电车，特务也上电车；他坐人力车，特务又坐人力车跟上。他转弯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终于把特务甩掉了。这时，瞿秋白和同学们出校活动，常常二三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以防敌人破坏。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活动的烈火，在6月1日连发两道命令，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洗刷罪行，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行动"越轨"、"祸国"，限令"即日一律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

学生们的严正回答是：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倘遭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到全体学生被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到达预定地点，开展讲演活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逮者达一百七十八人，瞿秋白也被逮捕。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瞿秋白和被捕同学一起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6月5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当日，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急忙召开国务会议，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但是被捕学生拒绝出狱，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两座军警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的证据。6日，学联通告全国，控诉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罪行。直到6月8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才离开了临时监狱，返回各校。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所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说：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轻而召侮。

这一段话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内中所包含的强劲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

瞿秋白对政府的要求有三条，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这当然是"所望太奢"，因为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不卖国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扶植，就无法对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瞿秋白对学生的要求有三条，对"国民"的要求有六条。对学生的三条要求是：（一）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二）游行演讲，定期演讲宜永远进行；（三）学生储金，以为赎路之助，并可为长期储金，兴办学生工厂或公共消费社，以间接提供国货。这里，瞿秋白是很看重宣传舆论工作的，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宣传家，绝不是偶然的。

"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提出"国民所应办者有六"。这六项之中，除却"筹款赎路"、"抵制日货"、"长期储金筹办平民工厂振兴实业"三条外，其余的三条至为重要：（一）亟宜联络各省各界联合会团体，一致宣言，并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实行此三项（按指"政府所应办者三"）及随时明白宣布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项文电，如不得要领，即可表示国民对政府最后之决心；（二）联络各地各界联合会、各团体，即可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和会请愿并监视专使；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山东问题必得一公允之解决；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三）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信社或外交研究会，各就近投稿于外国报刊。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而华侨、华工更可为其他运动，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并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①

①以上均见《晨报》1919年7月17日第六版。

痛感祖国前途多难，岌岌可危，他于是提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意义；"唯有与日人拼命"，则表现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那感情是极其真挚灼热的。

这时，山东省发生了"马良祸鲁"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鲁案"的声援。瞿秋白又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声援的斗争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省份。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7月21日，济南学、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救国大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舌《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冲入报馆，将该报经理、主编等捆绑牵至街头示众，然后送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22日，张树元急电北京政府，请颁戒严令。25日，北京政府下令宣布济南戒严，以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感激"日本接济饷械，甚至鼓吹中日合并。8月3日，山东学生请愿团要求省当局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愿者十六人。不久，又将马云亭等三位回族爱国者逮捕枪杀。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月23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揭露了戒严令颁布后山东人民备受迫害的状况："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屠杀人民的罪行："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腾笑友邦，贻坠国体。"要求徐世昌"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当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响。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苏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年12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④，他的《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1305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③对于果戈理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 ④同上书，第543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应该去了解劳动平民的人生，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学为劳动平民服务。

05章 走向光明的使者

《晨报》特派记者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①

①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以后一直到12月16日，每日照登这则启事。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①。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②。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4-5页。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①

①肖劲光：《赴苏学习前后》，《革命史资料》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

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决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看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仆仆风尘赶到山东济南去看望父亲瞿稚彬①。瞿稚彬这时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苏人，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鹊华桥码头不足百步。

①瞿稚彬1922年受聘于私立山东美术学校，任山水画教师。1929年改为私立爱美中学，在艺术师范科任教。晚年住济南道教人士集中的"悟善社"，该社解散后迁居"正宗坛"。1932年6月19日病逝于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正宗救济会"。遗体安葬于济南千佛山西麓与马鞍山东麓间的"江苏第二公墓"。墓碑碑文："民国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申时寿终先考稚彬公之墓武进不孝男瞿垚敬立"。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滨的小酒馆里，父子两人，还有父亲的一位道友，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摆了几个冷盘热炒，炉上温着酒。在父亲说来，这是为即将去国远行的儿子饯行，而对儿子来说，则是为了在离开祖国之前孝敬一番长期寄人篱下，孤寂无依的父亲。父子虽强颜欢笑，心底里却都是苦楚难言。父亲年近花甲，长期穷困潦倒，忧病煎逼的生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不象北京的亲友那样，固执地反对瞿秋白远行。他知道儿子的决心，即使拦阻也拦不住。他惜别地深情地对儿子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①说得瞿秋白心头一热，眼泪已含在了眼眶里。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三个人都站起来，沿着大明湖畔，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父子两人的心更加亲近不忍离舍了。回到屋中，父子俩又整整谈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别了父亲，离开了济南。

父亲的勉励，增加了瞿秋白远行的决心。回到北京，他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要离开北京了，离开这寄住了三年多的纯白哥哥的家了。愈是这时，瞿秋白的心情意绪就愈加留恋这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家，连这小院里的秋花秋草，他都觉得辜负了它们的好意。这几天，他晚上回到家里，就同哥嫂闲谈。原来执意反对他到俄国去的纯白，现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决定，也就不再留难，反而勉励秋白到俄国后专心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这种殷切的关怀，反倒使原来理智强烈的秋白情感激动，低徊感慨不止。对于这位用"家族的旧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时因为志向不同，不肯屈从，但此刻远别在即，觉得兄弟情分却有些难以割舍了。

瞿秋白这次去国，差不多等于"出世"一样，一切琐事，都需要作一个收束。母亲死时遗留下来的债务，需要暂时有个交托；旧时作的诗词古文，需要整理出来，父亲要它留作纪念；幼时的伙伴，虽然远在江南，不能握别，也要写信告辞。写信时，他不禁想起了两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现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遗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将破产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还有一位表姊，从小丧母，是与瞿秋白一同长大的。她家也是破产的绅士之家，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艰难得很。她深感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人生发生疑问，但她又何尝能够解决呢？

夜深人静，瞿秋白在昏暗的灯光下，提笔写信，又下不得笔。他想："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几封告别信，总算写完了。

住在京津的几家亲戚，瞿秋白一一登门拜别。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表姊夫是位鸦片瘾者，在铁路局做事。这位表姊，本来是家乡的著名美人，现已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痛苦，犹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她已没有当年的意趣风韵了。她见到瞿秋白，只是诉苦。饮过白兰地，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鸦片烟灯说话。表姊夫指着烟灯说："我一个月赚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说："他先前行医也还能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佬'（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们的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她天真地对瞿秋白说："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凉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栈的路上，感到天津繁华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了。

丰儿的三姨，就是名叫珊珊的表妹。她刚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乡恽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时每到环溪姑母家，总是和表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她们如今都已长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千百年来实行的老办法，各自找到归宿了。瞿秋白称珊珊为三妹，幼时关系亲近，隔别了数载，却不曾忘怀。见面之后，她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境况。她说："我刚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中国妇女做新妇，是她们一生一世最要紧的事，丈夫之外，同公婆、妯娌、叔姑的关系，都是她们面临的难以应付的大问题。瞿秋白深深地理解新嫁娘内心的惶惑与不安，他忙接着对她说："你的小叔、小姑还算是好的。"她苦笑了一下，愁苦而低沉地说："也就这样罢了。"她眼里流露出儿时的天真，但又深怀惋惜地说："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①这一切，都成为温馨的旧梦了。

①以上引文，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9-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一天，瞿秋白本来想看看三妹就早些回家，但是不知不觉却同她谈到黄昏时候。恽家住在北京和平门外相当荒凉的南下洼。从这里走回崇文门附近的草厂胡同，要个把小时。秋夜，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送出阵阵秋声，满天黑云如墨，地上是半枯的秋草。路上，人差不多已经全回家了，只有一星两星人力车上的灯光，远远近近的晃着。

瞿秋白见过表姊表妹，看到她们凄凉的境况，心情格外沉重和痛楚。往事如烟，一幅一幅的又都呈显在眼前，但它们已经不是瞿秋白所留恋的东西，而是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他为表姊妹们的悲蹙的现实感到伤心，因为他急切地盼望着她们和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幸福欢愉的新天地里。

1920年10月15日，晚间，瞿秋白到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面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办理出国护照。然后，他匆匆赶到好友耿济之家中。在那里，几位朋友等待他的到来，参加他们送别的聚会。他们中除耿济之外，还有郑振铎、瞿菊农、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瞿秋白带着一身北京深秋夜风卷起的街尘，进入耿家的客厅，摘下眼镜边擦边充满歉意地向已经等待他多时的朋友们说明他迟到的原因。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地问。"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瞿秋白说。"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离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虽然明儿早上瞿秋白就要开始走上遥远的旅途，但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

大家谈到俄国的严冬，担心瘦弱的瞿秋白连皮大衣也没有，恐怕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受不了。

有些朋友，还是想劝瞿秋白放弃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冷静而又热烈地对朋友们讲了他这些天反复考虑的结论。他说了一大篇：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

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朋友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今晚，瞿秋白脸上的神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象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些疲倦，他还是把精神提起来。

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三人登上停靠在北京车站的列车，和到站送行的瞿纯白、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及亲友们一一握手言别。当天到达天津，瞿秋白又到二表姊家告别。晚上，他就睡在北洋大学张太雷、张昭德、吴炳文那里，抵足长谈。天津电车的喧闹声，旅馆中阔佬的搓麻将声，酒馆里新官僚的划拳声，都引入这几位青年朋友的谈资。

郑振铎、瞿菊农、耿济之送别秋白后，又分别写信写诗从北京寄到了天津。18日早晨，瞿秋白收到诗信，立即复信，并附以答诗。信里写道："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并附诗--

去国答《人道》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诗人以邮差自喻，表达了他毫无牵挂地前往苏俄考察和报道俄国革命实况的愿望。前途的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是驱策诗人远离祖国走上这艰苦旅程的却是"宇宙的意志"，人民的愿望，而欢迎诗人的，是经过伟大变革的"自然的和谐"的新俄国，是流光溢彩、令人神往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要逐渐地伸延扩大，包括未来的新中国。诗人确信，自己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蜜蜂，可是当着蜂蜜酿成时，一定会有益于人民大众，有益于再造中华。

当火车离开天津时，瞿秋白对同伴俞颂华、李宗武说："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复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火车隆隆声中，瞿秋白坚毅地而又充满了温情地告别了朋友们，向着北方出发了。这个真理和光明的热烈追求者，以少有的痴情和勇气，以苦为乐，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哈尔滨五十天

1920年，从北京到俄国去，陆路交通有两条：一条是西北向，经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一条是东北向，经满洲里--赤塔--伊尔库茨克。走恰克图须乘张家口到库伦的汽车，穿越外蒙古的腹地。直皖战争后，徐树铮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洲里方面，白匪谢苗诺夫与苏俄远东红军大战方酣，可瞿秋白等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即将"启节"赴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尔滨直达赤塔。

瞿秋白等听信了优林秘书的话，与总领事结伴同行。

总领事叫陈广平，偕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一行三人。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同他们一道于10月18日午夜登上京奉列车离开天津，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19日清晨，火车驶近山海关。远望一角海峰，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景色奇异。当晚列车抵达奉天（今沈阳市），换乘南满列车，车上的职员全是日本人，车站上甚至连一个中国的搬运工人也看不到。瞿秋白感到这里"已经另一个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俞颂华懂得一点日本话，由他来办理交涉，免去了很多麻烦。

20日早上火车到长春车站，换乘中东铁路客车。瞿秋白步出车站，一看，天地已经萧然变色，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面寒林萧瑟，西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似乎在告诉人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长春以北是中东铁路，形式上已收归中国管理，但车上一切职员还大多由俄国人担任。车站外停着的是俄国马车，驾车的也是俄国人，而担任中东路护路的又是日本警察，他们同驻在路旁的中国警察不时起些小冲突。

火车到哈尔滨站，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天黑了。瞿秋白一行乘上马车，在块石磷磷的路上走了一阵，来到福顺客栈。住下之后，又返回车站取行李。哈尔滨车站纯为俄国式，但管理之糟使人骇怪：头等、二等候车室里供着希腊教的神像，三等候车室满地泥水，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行李。福顺客栈的单间客房，只有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四张板铺，三人同住，每天要付房资二元。

从天津到哈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虽然这是同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的"中华民国"的版图，但却是"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①"从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换日本朝鲜银行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中东路未收归中国管理之前，还不得不换俄国卢布买车票，现在虽可用中国银元，然而天津钞票已不大行，非得哈尔滨钞票或日本钞票不可。"②他透过亲身的经历和观察所得，清醒地觉察并体验了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经济生活的痛苦。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51页。

到哈尔滨后，瞿秋白才听说谢苗诺夫的白匪部队横梗在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战事激烈进行，无法前进。总领事陈广平一行也没有马上离哈北进的打算。起初，他们曾经想退回北京去等待时机。商量之后，决定百折不回，静候时局稳定，继续前进。这样，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竟停留了五十多天。

哈尔滨这个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国际城市，真好象是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这里，原来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道里和南岗俨然是俄国人的禁脔，建筑是俄式的，商店是俄国人开的，即使是在俄国店铺里任职的华人，也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把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旧俄势力在哈尔滨逐渐减弱，而对哈尔滨垂涎已久的日本人的势力乘机发展起来。道里的市面有一半归了日本人，以前哈尔滨商场向以俄国卢布为单位，现在卢布价值跌落，日本金票几有取而代之之势。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图再进一步取得中东铁路的特权。日本人锐意经营哈尔滨，扩大他在满蒙的权利，是与他出兵西伯利亚，侵略东亚，进而侵略全世界的战略计划密切相联的。

哈尔滨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瞿秋白有时走在街上，常常听人说中国人与俄国士兵、警察起冲突时，日本警察就来干涉。日本人对于哈尔滨的市政，调查得比中国人、俄国人都清楚。日本的商品，充斥市场，中国货难以与之竞争。正如瞿秋白所说："俄国势力倒了--旧俄帝国已死--日本却又来了。"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俄国人聚集在哈尔滨为数很多。瞿秋白同各个阶层的俄国人进行接触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是以阶级划分的。俄国革命后亡命的白俄资本家、将军，虽然是亡命之徒，却还是高楼大厦的住着，肚皮吃得饱饱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各派俄国社会党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中东路工党联合会，以它和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实力后盾。哈尔滨的俄国和中国的工人运动者，以这一联合会为中心，举办一些教育卫生活动，团结俄国工人、青年和中国工人。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介绍，瞿秋白和友人廖连柯同去中东路工会联合会拜晤了该会会长，并到隶属于这个联合会的哈尔滨劳工大学听邬芝栗洛夫先生讲授《俄国社会发展史》。通过这些活动，瞿秋白看到了"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①瞿秋白的这个论断，只是一时的观察所得，并非历史地考察了中俄关系之后所作出的，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哈尔滨的冬天越来越冷，枯树，疏林，积雪，冷月，一派荒寒萧瑟。下层居民的经济生活寒俭得很，文化生活也就更加可怜。瞿秋白所得到的印象是"满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几等于零"①。马路上到处是粪尿垃圾。中国住宅区的穷苦人家，"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②这样低下的生活水平，哪里还谈得到文化呢？！文化不是天赋的，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东方文化古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新振兴？这一系列的问号在瞿秋白的脑中萦迴不已。没有文化便不能直接接受新的学说，就不能有阶级的觉悟，就无法再造文明。这里急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可惜这里的知识界又不中用。怎么办？回答是：到俄国去！"宁死亦当一行"③！他的决心更坚定了。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6-57页。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在哈俄国人的纪念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办劳工大学的新屋。场中人满，挤不进去。于是他坐到演说坛上。宣布开会时，全场高呼"万岁"，起立齐声唱《国际歌》。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会后，他应邀到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家中去参加晚宴。屋里摆着盛筵，红绿色电灯，满屋红光灿灿，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席间，大家痛饮欢呼。一些热情的俄国女郎香气浓郁，凑近来问中国、北京、上海的风俗人情，絮絮不已。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共党员，立起演说："我们在此地固然还有今夕一乐，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面包，还不够呢。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重任，竭力设法大家须想一想俄国的劳动人民呵。"①瞿秋白同他攀谈，他问瞿秋白是不是共产党，中国政党有多少？瞿秋白答道："中国社会党（按指共产党--引者）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只有象你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的许多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会。"②这是瞿秋白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党员的一次颇有兴味的谈话，他更加急切地向往苏俄了。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1-62页。

从满洲到赤塔

12月初，得到确实消息，谢苗诺夫匪帮已经溃退，满洲里方面总算肃清了。瞿秋白等去看了陈广平，知道他的专车已经办妥，定于12月7日离哈北行。可是，这位领事大人又横生枝节，以收取车费为名，从瞿秋白三人那里要去一千元，又答应与三人在行车中共同起伙，后来算帐，却索取了三人三百斤面粉做为车中一个半月的伙食费。12月8日，他们搬上专车住宿，然后交旅费、买粮食。透过这些琐屑的事，瞿秋白"这才尝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滋味。原来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懂世故人情，有经验的人都受过'骗的教育'。后悔不曾多受几年东方古文化国的社会教育，再到'泰西'去。"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月10日，专车离开哈尔滨往西北方向，穿行黑龙江全省向中俄边境的满洲里进发。车窗外边一片云色，往往几十里内绝无人烟。13日，抵达满洲里。这里算是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几经战争，凋敝不堪。旅途中，三个记者与三个外交官无事闲聊。瞿秋白深感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双方各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他不少精力。但另一方面，闲聊中，也多少了解中俄外交的鳞爪。十月革命一起，各国驻俄公使团退出彼得堡，别国公使多少总料理自己侨民归国，或是自己带着走。中国公使刘镜人自己得了一辆专车，赶紧偷着就跑，唯恐侨民和他纠缠。有些留学生挤上专车同走，公使竟要索取车费。贫困的侨工十多万人，至今流落该地，饥寒冻馁，无人照料。总领事陈广平的赴任，第一件事就是照料侨商，遣送华侨返国①。陈广平先后在刘镜人公使馆任职七年，但瞿秋白同他交谈中，发现他对俄国文化一无所知，外交政治上的大势也茫然，连几句普通的俄国话都说不完全。中国北京政府边防处派驻俄国军事代表张斯麐中将，这时恰从莫斯科回国途中抵达满洲里。瞿秋白见到张斯麐，听张说：中俄外交本来是很有希望恢复和发展的，可惜北京政府没有诚意，畏葸犹豫，没有确定的计划和方针。张斯麐赴俄本由北京政府同意，但后来出尔反尔，人为地制造困难，使张无法任事。他惋惜地说："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政府不给我全权，我的事情也是办得有头无尾。俄政府招待外国代表向来是非常之优待的，--我亦在优待之列。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②随张斯麐一道回国的，还有一位刘绍周，即刘泽荣，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员，是留俄学生中最出色的人材。瞿秋白与刘绍周交谈，知道了俄国经过四年内战后的社会经济状况。

①北京政府外交部1920年10月12日电驻英公使施肇基，内称："陈广平系由部派，以办理总领事事务名义驰往照料侨商。"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5-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张斯麐的专车南下，陈广平的专车却欲进不能。张斯麐在莫斯科奉北京政府撤回命令时就报告苏维埃政府，另有总领事赴莫。但中国政府的电文却由驻伦敦使馆转致，苏维埃政府得不到正式通告，远东共和国更不知道陈广平赴莫任总领事。因此，陈广平的专车只好等候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方面的通知，才能前进。适逢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到满洲里办事，因病回赤塔，陈广平的专车就挂在沙都夫的专车后面，于16日启行穿越中俄境线，进入俄国。18日抵达赤塔。专车又须等待手续齐备才能前进。瞿秋白一行在这里一直等待到1921年1月4日，共十七天。

赤塔经过战乱，经济萧条，民生困窘。瞿秋白受哈尔滨一俄人之托，带着信和礼物，到一家俄国居民家中拜访。女主人略懂法文，见瞿秋白的俄国话说得不太熟练，就夹着法文问长问短。吃饭间，主人的一位亲戚从伊尔库茨克来，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间不断地咒骂布尔什维克。瞿秋白斥之为"智识阶级式的武断的头脑"。中国驻赤塔副领事葆毅，是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他谈起俄国革命后的情形颇不满意，劝瞿不要到莫斯科去。葆毅的女友是一位俄国资产阶级小姐，带着恐惧的神色连说："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她说家里的一幢房子大半已被充公，赤塔如此，莫斯科更不必说了。瞿秋白一笑置之，他心里沉思："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一行抵达赤塔，正值远东共和国国民议宪大会召开之际，暂时还是临时政府。新政府由布尔什维克掌握，而宣言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外交冲突，成为苏维埃俄罗斯共产主义政权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另一方面也适合于以个体农业生产为主的西伯利亚地区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瞿秋白充分利用在赤塔停留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这样既可以练习俄文，又可以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权及共产主义。他和俞颂华先后访问了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谈中东路问题），粮食总长葛洛史孟（谈新政府的粮食政策及中俄通商问题）。1921年1月2日晚，远东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在外交部官邸会见瞿秋白、俞颂华，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主要如瞿秋白所记："远东政府，虽有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①克氏体形魁梧，面貌刚直，但正在病中，不得不躺在卧榻上同客人谈话。克氏的夫人是一位晚装轻盈的少妇，一口纯熟的英语，她对瞿、俞关照说：克氏多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克氏虽言语喘急，仍然以英俄文尽力解答问题，直到夜九、十点钟才结束谈话。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给瞿秋白许多书刊，其中有《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共产国际》杂志、《社会主义史》。瞿秋白把这些书刊读过一遍，了解了俄国共产党的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面对着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意料之中，意想之外的，等等，引起了这个青年记者的沉思。用刚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生活中千姿万态的变象，有时会觉得无味枯燥，然而一旦达于极处，便会豁然开朗，顿然醒悟。

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思想的狂澜，而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从枯寂的冥思苦想，步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认识到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知，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束缚。这对于刚刚踏入社会主义俄国大门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一个可喜的开端，也许可以说，这是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梯。这时，他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感到此次赴俄的意义。"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乾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觉吧。"①

①同上书，第84页。

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到赤塔，一路上仆仆风尘的采访、调查，积累了许多见闻资料。在总领事的专车上，外交官们酒食争逐、赌博嬉戏的腐败生活，使瞿秋白感到厌倦，然而又不得不违心地应酬一番，浪费许多宝贵时光。有时，他索性避开喧闹的牌局，躲在一边阅读，翻译，思考，写作。振笔疾书，文如泉涌。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寄给《晨报》、《时事新报》的二十余篇通讯，多半是在这种条件下写成的。

同外交官们应酬，虽然浪费光阴，就中却知道了几件官场轶事。其中的一件事是：陈广平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一批留俄华侨护照。陈广平收到印好的护照后，如获至宝，藏入箱内，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惟恐丢失一份。当天晚间，陈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到一张，一掀一掀的给随员看，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的意义原来如此！无怪乎，驻赤塔的领事管某，以前在伊尔库茨克领事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互相打起来，因而被撤差。

寄希望于新俄

从死寂的半殖民地的故国，来到新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异邦，瞿秋白顿觉耳目一新，感慨万千，思想与认识大进一步。尽管新兴俄国困窘得犹如西伯利亚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却透过了死沉沉的严冬的暮帘，窥见了遥远未来的春意和繁花似锦。他由衷地体察到新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样，也是中国的希望和榜样。这位青年学子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出了这种殷切的期望。

中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

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原稿是未经修订的俄文打印稿，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党中央档案库。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远东来信》栏内发表了这篇文章。与原稿相比较，内容相同，仅仅在文法和署名上有差别。公开发表的文章署名是"秋白（广州）"，而原稿则只署名瞿秋白，并未注明地点。瞿秋白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当是在赤塔停留的十七天内。

瞿秋白根据手头上有限的资料，颇有胆识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前景。他指出，由于中国工业生产薄弱，"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至于工人的数目则很少。大多数中国工人是手工业者。"中国工人遭受着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中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工人比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更加成熟。可以预期，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条件非常可怕，但他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没有组织。"显然，由于把农民划入无产阶级，因而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估计得偏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谁能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没有文化的人，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没有文化的人，同样无法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经过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学说，工人阶级才能找到批判的武器，使自己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战斗队伍。而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将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得到改造，进而无产阶级化。瞿秋白把他与俞颂华、李宗武的赴俄，看作是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的重要一环。他满腔热诚，信心坚定，告诉俄国朋友说：

我们充分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为此目的，我们来到了俄国。我和俞颂华、李宗武同志分别代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我们来到俄国是为了向中国正确报导俄国的情况。我们切盼能认认真真地完成我们肩负的任务。我们希望，我们的到来将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而我们的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这些真诚的话，说明瞿秋白带着很高的自觉性深入异邦，探取火种，为挣扎在黑暗途程上的中国人照亮前进的方向，探索新路。做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瞿秋白确是当之无愧的。

1921年1月25日晚十一时，瞿秋白一行抵达赤色的都城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会见了他们，安排了他们的食宿和工作。随后，他们会见了《真理报》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工作就此开始。他们住进了一幢由旧时旅馆改成的公寓。寓所周围是小树林，大教堂的铜顶金光灿灿，耀人眼目。这种居住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很坏，也可以安心工作了。

此刻，瞿秋白心境极不平静，他说："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①他自称为"东方稚儿"，怀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了他生活经历的崭新的一页。

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104页。

一切都在表明，这个"东方稚儿"，已经登上了新时代的航船，认清目标，拨正方向，破浪扬帆，奋然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