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容身:75年前的“犹太难民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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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路易斯”号的明信片。摄于1939年5月。

    吉塞拉·费尔德曼在邮轮甲板上

 

    二战前夕,曾有一艘豪华邮轮辗转于美洲,意欲让船上的犹太人获得庇护。然而,各国政府的冷漠令该船无处容身,许多本已逃出生天的人最终死于纳粹之手。

    时隔75年,部分依然在世的亲历者追忆了他们从希望到绝望的逃亡之路。

    与逃亡有关的故事往往峰回路转,而在现实中,并非所有逃亡都有完满的结局。二战爆发前夕,曾有近千名犹太人搭乘一艘豪华邮轮,意欲逃离已成人间地狱的纳粹德国,寻找安全的新家园。然而,在并无反犹狂潮的大西洋彼岸,他们依然无处容身。

    75年过去,这起“犹太难民船”事件的当事人中,在世者已所剩无几。5月中旬,面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话筒,他们纷纷打开了那段喜怒哀愁交织的记忆。

    “希望之舟”驶向新大陆

    “的确,有许多事情在那艘豪华邮轮上发生了。”吉塞拉·费尔德曼说,“我们不知道它驶往哪里,更不清楚到达后会受到怎样的对待。”

    虽然儿时的种种经历已在脑海中褪色,现年90岁的费尔德曼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与姐姐、母亲在德国汉堡港登上“圣路易斯”号时,是多么愁肠百转。

    “要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踏上相当漫长的旅程,母亲很有些忐忑。我注意到,她经常是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

    “圣路易斯”号隶属于“汉堡-美洲航运公司”。1939年5月13日,它载着包括费尔德曼母女在内的937名乘客拔锚启航,顶着凶猛的反犹风浪,驶向大西洋。

    细数旅客名单,当中只有6名不是犹太人(4名西班牙人,2名古巴公民),其余全部有犹太血统,其中大多为德国籍,少部分来自东欧国家。相比那些无钱无势、不得不滞留在国内的同胞,这些人似乎是幸运的——他们先前已经打听好,这艘邮轮会在古巴稍作停留,然后入境美国;就像在历史上那样,富裕而文明的新大陆,应当不会拒绝区区数百名流亡者。

    “圣路易斯”号的乘客中,如今仍在世的,当年都是些懵懂孩童。不过,在几乎所有人看来,在船上度过的随后一个月,完全可以用“刻骨铭心”来形容——这艘邮轮出航时的确承载了无限美好的希冀,但随着其不断延伸的航迹所积聚起来的,只有愈发浓重的绝望。

    无助的犹太人选择自救

    1933年纳粹党攫取政权不久,便将种族主义的魔鬼放出了牢笼。短短数年间,犹太裔居民的财产被没收,教堂和企业被毁,公民权也横遭剥夺。1938年11月9日,德国全境爆发 “水晶之夜”暴行后,纳粹对犹太人更是图穷匕见,将后者赶尽杀绝之心昭然若揭。

    为逃离日益凶险的德国,犹太人纷纷着手自救。可是,1938年7月在法国举行的埃维昂会议表明,各国不仅没打算谴责德国当局,连接纳犹太难民的意思都没有。当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犹太人的窘迫处境:“世界看上去将要分为两部分——犹太人不能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不能进入的地方。”

    1939年初,积极备战的纳粹党封锁了大部分陆地边界,乘船离开遂成为犹太人的惟一生路。

    费尔德曼的父亲是波兰籍。纳粹掀起排犹浪潮不久便遭驱逐出境,剩下母亲独自照料她们姐妹。眼见亲朋好友一个个自身难保,母亲最终下定决心,“是时候离开了”。就这样,她断然拒绝了丈夫“等我回来”的恳求,回答说,“我必须把两个女儿带到安全的地方”。

    在这位母亲心目中,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是最合适的避难所,而古巴被视作去往美国的临时中转站。于是,她来到古巴驻柏林大使馆,重金买下3张古巴的落地签证。彼时,古巴大使馆开出的每张签证须花费大约200到3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0到4500美元。

    风尘仆仆地赶到汉堡港的码头时,母女三人只来得及带上最简单的随身行李。母亲的钱包里仅有10枚银币,另有200枚分别藏在三人的内衣里。

    至今,费尔德曼仍记得汽笛鸣响的那一刻,自己和亲友挥手告别时的情景。“他们仿佛很清楚,从此往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将天各一方,甚至阴阳永隔。”

    难民享受到短暂的幸福

    这一年,住在德国南部小镇上的杰拉尔德·格兰斯顿刚到上学的年纪。当父亲突然发话说,全家人必须离开故乡,坐上大船前往世界另一边时,他很难理解其确切含义。

    “我从未听说过古巴,也想象不出(欧洲)将发生什么。只记得恐惧始终伴随我左右。”

    幸运的是,纳粹当局并未对“圣路易斯”号的出航加以干涉。邮轮顺利进入公海,船上工作人员的悉心服务及舒适的环境,一度让极度焦虑的乘客们如释重负。

    费尔德曼与姐姐索尼娅合住在一间客舱。不谙世事的她,经常去船上的泳池嬉水,要不就是和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在甲板上闲聊。此外,船上间或举办舞会,有乐队表演,甚至会放电影,一日三餐也相当可口,确实很容易令乘客们暂时忘记自己的难民身份。

    尤其难得的是,船长古斯塔夫·施罗德命令工作人员对难民们以礼相待,允许他们举行祈祷活动,在此期间,悬挂在主餐厅内的希特勒肖像会被搁置到一旁。

    时年6岁的索尔·梅辛杰也是随父母登船的。在他的记忆里,有一段时间,船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大人经常告诉孩子,他们远离了伤害,非常安全。尽管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觉有些孤独,梅辛杰不止一次听大人们说,“我们逃出来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生机在他们面前消逝

    “圣路易斯”号上的乘客并不知道,自己描绘的美好新生活只是易碎的泡沫。就在邮轮启航前8天,古巴总统拉雷多·布鲁已经签署法令,将他们高价购得的落地签证化作废纸一张。由于经济萧条,当时的古巴民众普遍仇视外来移民,“圣路易斯”号起航的消息刚一传来,首都哈瓦那街头便爆发了反犹大游行……于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海上颠簸,5月27日,当难民们拿着行李,兴高采烈地准备在哈瓦那港上岸时,却被告知必须留在船上。

    格兰斯顿记得,他和父亲还有其他几十个家庭站在甲板上,面面相觑地看着登船检查的古巴官员。一个单词不断地从这些家伙的嘴里蹦出——“明天”,“明天”……总之,“今天”是不能登岸的,至于“明天”能不能,船长施罗德同样给不出答案,他只是告诉乘客必须耐心等待。但是,就连6岁的格兰斯顿都意识到,“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沮丧的施罗德费尽口舌,试图说服当地官员允许这些犹太人入境,一次次无功而返。古巴当局担心,一旦为这条船打开方便之门,今后会有更多难民来这个小小的岛国避难。

    眼见“圣路易斯”号进退失据,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欧洲犹太人事务所”忙不迭地派来律师莫里斯·特鲁帕,代表船上乘客与古巴当局协商。

    古巴政府依然百般刁难,最后索性“狮子大开口”:船上难民要想进入古巴,必须取得国家劳动部门书面授权,且“欧洲犹太人事务所”要为每名乘客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总额为45.35万美元。特鲁帕承担不起这笔相当于今天680万美元的巨款,谈判即告破裂。

    消息传来,对新大陆望眼欲穿的难民几乎爆发骚乱。为防止他们凫水偷渡,古巴政府派一队小艇沿海岸线警戒,入夜后则用探照灯紧盯邮轮上的风吹草动。

    最终,只有28人被允许登岸,其中包括6名非犹太裔居民,还有一人因自杀未遂而被送入哈瓦那的医院。剩下的难民,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能够直接入境美国。

    旅程的终点惟有绝望

    然而,在一水之隔的美国佛罗里达,“圣路易斯”号上的全体流亡者又一次吃到了闭门羹。就在他们离迈阿密近得可以看到市区的灯火时,港务部门传来命令:禁止入港停泊。美国海岸警卫队还在邮轮周围来回巡弋,防备有人跳海登岸。

    在白宫,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关注着这艘难民船的动向,他曾提议允许少数人上岸,但遭到时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一些来自南部州的民主党人强烈反对。有人威胁称,如果放犹太人上岸,将在次年的总统大选中改弦更张。权衡再三,罗斯福选择了沉默。

    在美国炮艇严密监视下,“圣路易斯”号惟有继续北上。进入加拿大海域后,施罗德船长第三次发出请求,希望该国能收留船上的难民;但没过很久,加移民部长弗雷德里克·布莱尔的一番表态就令所有人彻底寒了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成百上千名逃离欧洲的犹太人敞开大门。如果这批犹太人进了加拿大,随后必定会有大批难民涌来”。

    这艘孤立无援的邮轮只能朝着欧洲返航。回程途中,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甲板上一片死寂,不明就里的格兰斯顿忍不住问父亲,是不是要回老家去见祖父母?父亲只是摇了摇头,随即移开了目光——或许,他不希望让孩子察觉自己眼中流露出的痛苦。

    6月10日,在特鲁帕全力游说下,“圣路易斯”号被允许在英国南安普敦停靠,包括费尔德曼母女在内的288名幸运儿获得了在英居留权。其余619人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登陆,224人疏散到法国,214人进入荷兰,181人就地寻求庇护。

    这时,离战争爆发仅剩下3个月,距德国入侵西欧并占领法、比、荷也不过1年。此后,在安特卫普上岸的犹太难民中,大部分被投入死亡集中营,有254人未能活到战争结束。

    甚至在这次逃亡以失败告终前,便有乘客在绝望中割腕,随后投海自尽。

    “至今,闭上眼,我仍可以听到惨叫声,看到满地淋漓的鲜血。”格兰斯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