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那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研究了一些领导人的分工问题，邓小平是来征求聂荣臻的意见的。他对聂荣臻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在彭真之前当过北京市的市长，现在让你官复原职；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聂荣臻没有过多考虑，就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聂荣臻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邓小平办事历来果断、干脆，他表示同意说："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聂荣臻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聂荣臻这样快的定下决心来抓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其缘由可以上溯到他在中学读书时期。

39年前，聂荣臻来到江津中学，上的第一堂实验课，就是水在经电解后实现氢氧分离而能燃烧的现象，这简直使他为之入迷。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思虑着中华民族的命运。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国力衰颓，倍遭列强欺凌。比照日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聂荣臻悟出了一条道理：欲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走向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只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因而到法国勤工俭学，试图搬回拯救祖国的法宝。然而留法勤工俭学、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传播，斗争的实践使聂荣臻进一步悟出一条道理：中国只有经过社会革命，驱逐外国侵略势力、打倒军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建设现代经济，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文化，建立现代国防。

1925年9月，聂荣臻从苏联回国，20多年，他在枪林弹雨中为之奋斗，迎来了一个新中国。可以说，只有到了今天，他才有可能把理想转化为现实。

聂荣臻主持科技工作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参与领导制定12年科学规划。

新中国成立了，但她在经济上仍然是贫穷落后的，渴望用科学技术迅速改变自己的地位。1955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编制1956至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月20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强有力的动员令。

这一年的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这一工作，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

4月起，科学规划委员会陆续集中了全国各地各学科、各专业的600多位优秀科技专家荟萃京华，着手制订新中国科技发展12年规划。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对门类众多的学科专业制订一个发展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领导这项工作的人，不但需要冷静的科学头脑，还要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的那些革命家、军事家，历史地成为这一任务的当然领导者。

聂荣臻回忆说，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12年科学规划的讨论中，对于方针、原则问题，科技工作者们基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一切都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从头摸索前进；另一种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大多数人同意第二种意见。聂荣臻是完全支持第二种意见的，认为这是能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而又符合多快好省精神的正确方针。

1956年4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深入研究制订科学规划的一些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为常设的科学技术高级协调机构，具体组织领导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工作。陈毅副总理被任命为规划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聂荣臻接替了陈毅的这一职务。

在北京西郊宾馆，参加制订12年科学规划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被科学发展的美妙前景激动着。他们热烈地交谈，不时地感到一阵阵的兴奋。许多人废寝忘食，到处都充满着勃勃生机。摄影家摄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宋任穷、郭沫若等与制订规划的科学家们欢聚一堂，亲切交谈，大家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①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这年10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600多名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努力和部分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工作。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报告：《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12年科学规划）已经拟就，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课题，并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它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勾画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在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需要优先发展的12个重点：（一）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二）喷气技术；（三）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四）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五）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六）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七）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八）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九）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十）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十一）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十二）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

军工研究方面，由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的有关人员参加，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组成①《聂荣臻画册》，长城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部分。1956年3月12日，聂荣臻签发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①这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

这个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初步确定的目标有：（1）在航空发展方面，提高喷气式飞机音速的倍数。研究制造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2）电子科学方面，研究设计发现敌人飞机、导弹，并能引导人民解放军飞机、导弹对其拦截、阻击的设备。寻找利用电磁波的新波段，超音波的频带、热波和放射线转化为电能的设备与方法。研制能准确测定敌人炮兵阵地和军舰的设备。扩大红外线的作用距离，和研制利用红外线黑夜显示目标的设备。提高雷达作用距离，缩小体积，增强干扰、抗干扰性能。发展多路的、自动化的、保密性能好的通信设备。发展超小型化的通信设备。发展保障飞机全天候起降的设备。发展无线电技术侦察设备。电子计算机、电视机、雷达应用于军队指挥机构的综合研究。（3）热核子应用方面，应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相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和用作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4）防化和军事医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和防生物武器的研究。（5）常规武器方面，主要是进行减轻火炮、坦克等重量，提高质量、增大威力，便于运动或自行化等的研究。海军装备方面，提高舰艇航速、续航力以及水雷、舰用火炮、鱼雷威力等的研究。

由于当时水平的限制，许多研究项目，只是提出了努力方向，大多不很具体。现在回过头来看，甚至有些还是不切实际的，但总算有了一个军队武器装备发展的奋斗目标。

在聂荣臻直接领导制定部队武器装备方面的12年规划工作中，张爱萍作为总参谋部主管武器装备计划的副总长，参与领导了这一工作。他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批准聂荣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中央在批语中说："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12月20日报告中的意见。"12年科学规划"是国家的重要文件，希望你们注意研究，并将意见告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从这时起，在这块产生了世界四大发明的中华大地上，广大科技工作者沿着12年科学规划指引的方向，开始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迅跑。

此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1958年12月，聂荣臻在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与有关专家谈话中指出：3年前，中国在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还是空白，现在已经有了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导弹、火箭、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进展顺利，即将开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1月，他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1961、1962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所附的提纲中说："预计在1962年可以初步实现原订的12年规划（实现80％左右）。"①这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经过全面检查，在12年规划内的57项重点任务中，有19％的任务已经基本达到原规划1967年的目标；69％的项目，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国防科研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在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成就喜人。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90页。

① 1961年1月7日，聂荣臻给（李）富春、（邓）小平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翻阅着科学技术取得的累累硕果，聂荣臻就像当年指挥部队打了大胜仗一样的高兴。但他并没有陶醉，而是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他在上述报告所附的提纲中提出：中国的科技工作，要在贯彻"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勤俭建国"方针的前提下，必须切实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并且，同样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把各项科研成果真正拿到手。他还提出，要以科学技术战线为主，集中力量，全国一盘棋，争劝三年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中央批准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

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再次组织了对12年科学规划实施情况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更加令人振奋， 12年科学规划的57项任务中，50项任务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原规划1962年的目标，而且有些方面，提前完成了。

聂荣臻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看着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党组检查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心中涌起阵阵激情。从主持全国的国防科学研究工作和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到现在已经7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全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研究的整体情况，已经谙熟于胸，对国防尖端项目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就了解得更多。不仅如此，为了熟悉国外先进科技的最新消息，他经常阅读国防科委送来的《科技动态》，新华通讯社编辑的《参考消息》。他还了解了美、苏、英、法、日、德等世界强国的科学技术动态，和如何追赶他们的途径。

聂荣臻看了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后，得出了初步评价：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大体上达到了世界上先进国家5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是，西方国家从40年代到60年代，又有了巨大的飞跃，工业技术和军工技术都有了极大的进展。聂荣臻想：今后10年，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10年。在这10年里，至少要在关键性的几个领域里赶上西方国家60年代的水平，并准备向70年代过渡，否则中国将落后得太远了。

1962年，在周恩来和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组织了科学技术专家1万多人，着手制定又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了材料和意见。1963年10月，《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完毕。这个规划，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多彩的画面和激动人心的远景。但是，3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撕碎了这一切，并把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科技成果，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推入了灾难的深渊。

多少年过去了，当那喧嚣的"打倒"、"砸烂"之声终于飘然远去之后，周围又都平静下来，聂荣臻还时常想起他组织编制的那个雄心勃勃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个规划长达96页，近5万字。聂荣臻字斟句酌地反复看了好几遍，并用铅笔改了一道，又用红蓝铅笔标明重点和再作修改。这里面寄托了他多少深情？！当年这个规划所规定的在1972年以前就要实现的目标有5个：1.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

2.重点掌握60年代的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

3.突破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关。

4.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填补这方面重要的空白和薄弱部门。

5.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设备，形成科研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中国科技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12年科学规划提前5年完成，而10年规划却被延误了至少10年，多么令人痛心！想起这些，聂荣臻就深为惋惜。他觉得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本来正在逐渐缩小，可又被无端地扩大了。他这个指挥整个科技战线的战略指挥员，正指挥部队按照预定的方案进行作战，可于胜利在望之际，却被突然地剥夺了指挥权。胜利的进军变成了退却，怎能不令他深感遗憾呢！

聂荣臻负责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以后，深感近代科学技术的极端复杂性，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必须把全国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才能取得积极成果。这同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是一个道理。因此，他除了军事系统而外，也十分重视地方科技方面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工作。

1956年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对科研领导机构的设置问题，科学家们就曾经展开过争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在同年10月29日的报告中说："关于高级协调机构问题，争论最大。在8月份的讨论中，少数同志曾有不同意见，但出席会议的中国科学家（包括郭沫若院长）和大多数有关单位负责干部，一致主张建立一个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因为科学规划是全国规模的，而执行时必须分为三个系统，即（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对这几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经常加以监督。同时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不协调，会产生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等现象，妨碍科学的发展。"

因此，聂荣臻等在报告中提出："把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并设一个精干办公机构担负上述任务，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11月份，周恩来、邓小平等批准了陈、李、聂的报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了，由聂荣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的成员有：宋任穷、黄敬、赵尔陆、刘杰、张劲夫、范长江、张玺、黄松龄、于光远、谷牧。秘书长范长江、副秘书长武衡。

当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是科学家，没有专职办事机构。聂荣臻认为，这种状况难以开展工作。于是，他与张劲夫商量，调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到科学规划委员会从事专职工作。武衡调来后，经过半年多的筹建，设立了一个20多人的专职办事机构。

1957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杨秀峰为副主任。委员106人，大部分仍是科学家。秘书长范长江，副秘书长武衡、李强、安东、姜君辰。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事业进行规划计划、组织协调、科技干部的培养分配、安排解决科学工作的保障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等。

聂荣臻主管科学规划委员会以后，不久就遇到了所谓"二黄一张"之争。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①这使科学家们很受鼓舞。一时，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们纷纷要求调中国科学院工作。这引起了代表工业部门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代表高等院校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争论。黄敬要求中国科学院将有关工农业生产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划归产业部门。黄松龄则主张科学院将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和机构划归高等院校。

中国科学院是根据苏联的经验逐步建设加强的。当时苏联科学技术的发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85页。

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比，速度要快得多，其基本原因就是集中了众多的优秀科学家，集智攻关。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皇家学会"、"国家科学院"等组织，只是少数知名科学家的荣誉组织，除了有时开开会，出版些刊物，授予荣誉称号等活动外，对科学研究不起直接的组织领导作用。有鉴于此，张劲夫当然要据理力争。

三方矛盾难以解决。聂荣臻要武衡了解情况，居间调停，但收效甚微。

三方争论愈演愈烈，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有一次，毛泽东在见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时说：你们两个有意见，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嘛！

聂荣臻听说后感到问题严重，报告了周恩来，建议开会讨论解决。1957年6月，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黄敬、张劲夫、黄松龄、范长江、武衡等人开会。开始时会场沉默，谁也不讲话。周恩来要聂荣臻先讲讲。

聂荣臻在讲话中说，中国科学院这个"火车头"不能削弱，应该加强，我认为苏联组织科学院的经验是可取的，但要再调很多科学家进来，现在看不大可能，只能逐步加强。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也不应该挖科学院的墙脚。

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现在总的说是人才太少，国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好。

聂荣臻讲完后，周恩来要大家发表意见。张劲夫、黄敬、黄松龄发言都表示拥护聂荣臻的意见。周恩来最后讲话说，他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顾全大局，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二黄一张"之争，至此方告结束。

几天以后，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在科研工作中各方面大协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适当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协作。"

对聂荣臻的这次讲话，新华社在1957年6月13日的电讯中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科学界反映出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或正在逐步解决。关于曾经在科学界引起争论的科学体制问题，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新华社通讯接着用引号引用了聂荣臻前述讲话中关于中国科研工作系统是由"四个方面组成的"那段话。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聂荣臻深感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高度复杂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1958年10月，他向中央建议，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1月，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国家科委由聂荣臻兼主任；副主任为韩光、刘西尧、张有萱、范长江、武衡，不久又增加了张劲夫（仍兼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国家科委机关工作人员共200多人，设16个厅、局。

聂荣臻在与各位副主任和有关负责人研究后，确定国家科委的基本任务是：1.深入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方针、政策，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2.制定和检查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划、计划；3.组织各有关单位对重大科技项目和科研任务的合作协调，鉴定和推广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科研成果；4.加强对全国科技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工作；5.科技方面的计量、标准化工作的统一管理，6.提供情报资料、化学试剂、仪器仪表等科研保障条件；7.开展与外国的科技合作和交流活动。

至此，聂荣臻一人身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他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实践证明，这对全国科技工作，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物资、经费的管理分配，组织全国大协作等等，决心下得快，步调一致，较大地提高了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8年9月，报经中央批准后，聂荣臻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协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为了更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决定将上述两个组织相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统一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宣传工作。"科协"的成立，是加强中国科学事业统一领导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从"二黄一张"的争论中，聂荣臻深感人才不足是阻碍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除了加速培养人才而外，就是组织全国大协作。

也就是加强国防科研系统、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的建设与相互协作。

1957、1958年，聂荣臻经常提到中国科学院的"火车头"作用问题。

1957年2月，他在与范长江、李强、王顺桐、蒋南翔等人谈话时说：中国科学院不能什么都搞，要有重点，要像火车头拉车厢那样带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4个月以后，他又对科学家们说："我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是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的趋势的。中国科学院不仅是科学家的荣誉组织和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而且是实际从事重点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担负的重点任务上，积极予以支持。使中国科学院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科学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与研究工作，都较快地逐步得到发展。到1962年，科学院的研究所由40几个增加到100多个，成为中国科技事业攻关的最重要的方面军之一。

对于高等院校，聂荣臻认为它不仅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而且也是重要的科研基地。1957年6月，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大力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同样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两者不可偏废。这不仅是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需要，而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方法。"

从50年代起，大批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都积极承担科研任务。聂荣臻的讲话传达后，更进一步调动了高等院校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不仅设立了核物理、放射化学、数学力学、电子技术、光学、精密仪器等新技术专业，为科研事业培养急需的人才，还承担了大量民用、军用的高精尖专业方面的研究课题，取得大批成果。

1958年5月9日，鉴于培养科技干部的迫切需要，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建议创办中国科技大学，以解决国内各大学一时还难以培养的尖端性学科的科研人员，如核子物理、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超高频技术、地球化学、高空大气物理、射线生物学、半导体技术等专业的人才。5月21日，聂荣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中国科学院拟办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请中央同意批准，以便立即筹备暑假招生。"6月2日邓小平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舍另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核阅后，退荣臻办。"

上述领导都圈阅同意。

聂荣臻接到批示后，要张劲夫"即办"。在聂荣臻的支持下，学校教室、实验室、运动尝宿舍等问题一一迎刃而解。当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正式开学。这是何等高的速度！中国人民大办科学的心情是何等的急迫！

为加速培养国防科研所需的人才， 1961年1月以后，中央和军委先后批准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太原机械学院、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

1961年1月11日，聂荣臻在国防高等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564_1.bmp}军队和地方的大批高等院校，积极为科技事业培养人才，参与许多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成为科技战线上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从50年代中期起，在全国全党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气氛鼓舞下，国务院各产业部门纷纷积极地组建科学研究机构。到1962年，仅北京地区，直属国务院各部委局的重点科研单位就有：钢铁、有色金属、矿山、有色冶金设计、电器、机械、农业机械化、水利水电、煤炭、石油、化学工业、建筑、建筑材料、地质、纺织、农业、林业、铁道、交通、邮电、医学等20多个研究院。

聂荣臻十分重视各产业部门的科研力量，把它看成是组织科技战线大协作的重要方面军之一。他要求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各产业部门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使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尽快应用到生产中去。他要求各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要善于总结，把生产中的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的高度，使自己成为本专业领域内全国科研的中心；并力所能及地参加全国重点科研任务的协作攻关活动，在作出贡献的同时，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

对地方科研机构的作用， 1957年6月，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各盛市、自治区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全国科学事业中，地方应密切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科学家的作用。"

1958年12月，聂荣臻赶到上海，出席全国第一次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在与科学家和科研部门领导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强调地方科研力量在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科研任务以后，要积极参加全国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例如喷气技术、空气动力学、高温合金、电子技术、高能燃料、人造卫星、若干重要的基础理论，以及在像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等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方面，地方科研力量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力所能及地积极参与，但不要自己单独搞。因为这些项目不仅需要动员各门学科的力量，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就其性质来说，不需要也不可能各地单独搞，应该全面协作才能取得成果。

从这次会议以后，进一步调动了各地方的科研力量参与全国科技事业大协作的积极性。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进程中，地方科研部门这支重要的方面军，同样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复杂艰苦而又持久的努力，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在组建机构、组织队伍方面，到1962年，科研单位已由1956年时的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研人员由9000多人发展到9.4万多人。以上还不包括国防系统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这些，都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矗　

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这样3个人：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刘杰。

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这天都成为最热心的听众。

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中央领导人含笑示意后，就开始对原子武器的原理作了讲解。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叮嘱过，要钱三强讲得详细一些，通俗一些。今天，周恩来又坐到了钱三强的旁边。重要的地方，他就要钱三强讲得仔细一点："三强，你再举个例子。"在坐的人听得都很专心。毛泽东坐在钱三强的对面。聂荣臻在长条桌另一边静静地听着。

李四光让操作人员给大家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当仪器在铀矿石旁发出"嘎嘎"的响声时，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拿着点燃的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①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毛泽东沉着坚定而又十分自信的语言，给了聂荣臻极深的印象。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又伟大的历程。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这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中央在成立原于能三人小组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凡有关原子能事业，除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向中央负责对原子能工作进行指导外，其具体业务由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管理。

1956年3月，彭德怀在第二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要搞核子武器和导弹。②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当原子弹刚刚在人们的头脑里孕育蓝图的时候，研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1955年10月，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飘洋过海从美国回国。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赋予了他庄严的使命。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①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被正式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了。

①《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14页。

②《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7页。

①《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8页。

1955年冬，陈赓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宴招待钱学森，得到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结论后，他就为此事积极奔走。1956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大家谈得很投机。临了，陈凑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于是，他们三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三座门参加舞会，陈赓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找出来，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们写个报告吧！"这就是钱学森意见书的由来，也是中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②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4月13日，国防部通知，航委正式成立，除聂荣臻外，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安东（兼秘书长）、刘亚楼、王诤、李强、钱志道、王士光为委员。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经反复考虑，他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英、法等国也在大力进行各种导弹的研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一种或一种以上导弹的研制问题。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建立导弹研究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等研究所，加速建立电子元器件研究所。

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军委5月26日上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钱志道、赵尔陆、李强等，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周恩来在会议过程中，作了以下重要指示：1.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2.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由宋任穷组织一个小组，负责联系人才和收集技术资料，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努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3.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局、院的副职干部由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配备；调人、组建机构等，由聂荣臻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4.电子技术方面，可以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在西安设立军事通信学院。

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的方案，周恩来和中央军委还指定聂荣臻负责落②《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9页。

实。导弹事业的壮丽前景，使他深受鼓舞，立即着手紧张的工作。

5月26日下午，聂荣臻就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以及安东、薛子正开会，研究逐项落实措施。这3个人也是周恩来在会上指定帮助聂荣臻解决机构设置、抽调人员、研究机关用房等具体问题的。聂荣臻要安东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聂荣臻对安东说，要向有关领导人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

几天以后，安东汇报说，各单位领导听说要搞导弹研究，都很支持。经过协商，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北京军区一○六疗养院、北京空军四六六医院可以拨出来供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用。聂荣臻听了很高兴。这样，导弹研究院在北京西郊黄带子坟找到了第一处院址。这里虽然荒凉，但经过开拓者们的努力，现在已成为重要的航天事业研究基地之一。

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虚、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特别精神，显得十分高兴。

这天的会本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因为他临时有事，便委托聂荣臻召集。

聂荣臻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这些话，他用的时间很短。他要做的主要文章，在下面的话里：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这也给大家提供了思考的时间，人们可以在心里翻翻自己的家底。

会场上的沉默，被陈赓大将的发言打破了。他站起来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为此，哈军工将抽出6名教授支援航委。陈赓的表态，使聂荣臻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陈赓是个性格开朗、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在处理行政事务上非常干练的人。

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后来，有人说："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聂荣臻听了这活有些不高兴，认为这是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但他没有批评。

因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力量不够，谁也不愿主动把自己的科学家让出来，各单位把专业人才牢牢抓在手里，不敢有须臾放松。对此他是理解的。陈赓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对聂荣臻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院准备再增加3至4名。"说完他就坐下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方便。

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聂荣臻最后在讲话中还有一些感谢的言辞。

会后，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很快到五院报到。人们从事国防科技的热情很高，把这看成是无尚光荣的事业。许多人甚至连调令都没有收到，接到电话就来报到了。以后又调入了蔡金涛、黄伟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聂荣臻得知后，深感欣慰。

4个多月以后，为了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提出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导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矗1956年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3个月以后，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起步。

12个月以后，聂荣臻鉴于航委和五局性质相同，都是管理机构，为了加强航委的领导，减少层次，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经他提议， 1957年3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五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聂荣臻为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组员有宋任穷、王鹤寿、韩光、张劲夫、于光远。

聂荣臻在工作实践中感到，要统一领导光有党内措施还不够，必须在行政上也采取有力措施。为此，3个月以后，他向彭德怀汇报：鉴于国防科研工作已经广泛展开，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军队科研机构，都在大力进行国防尖端技术和常规武器的研究工作。地方科学院的各研究所、高等院校、工业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工厂，也都在积极配合国防科研工作，形势大好。

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矛盾，主要是分工不很明确和互相协作不够。单靠航委领导，已难以胜任，建议在航委的基础上，充实力量，改组为统一领导国防科研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彭德怀表示完全赞成，要聂荣臻代军委起草向中央的报告。

1958年9月25日，军委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由彭德怀主持第一五七次军委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这个报告说："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不够；试制赶不上设计；设计、试制和使用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等。"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检查，"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委员由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22人组成。

1959年2月，新春伊始，聂荣臻与贺龙、叶剑英等人一起到广西的南宁视察工作。其间，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赶到南宁，向聂荣臻汇报导弹、原子弹的研究机构及其试验基地的建设情况。聂荣臻向万毅提出，五部的工作有些与国防科委的工作重复，最好把五部与国防科委合并，便于集中统一领导，要万毅回京后向彭德怀、黄克诚转达他的意见。3月，聂荣臻回到北京，又当面向彭德怀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得到彭德怀、黄克诚同意后，聂荣臻代军委起草了4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经军委会议讨论同意后上报。报告中说： 1958年3月，经中央批准，设立了国防部五部，在军委领导下"具体考虑安排全军火箭导弹武器的技术工作，后来5月间又把原子弹的试验和储存工作交给这个部负责"。从一年来的工作看，五部的主要工作与国防科委的一部分工作重复。同时，这两个部的机构都不健全。"为使工作趋于统一，组织机构比较合理，经过军委会议讨论，决定将国防部五部的现有机构和成员全部合并到国防科委，并明确今后有关火箭导弹和原子能在军事上的利用两项技术的领导工作，在军委领导下统归国防科委负责。"

4月23日，邓小平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主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核示后退（黄）克诚。有关的领导人都圈阅同意。

新的国防科委仍以聂荣臻为主任，除陈赓外，又增加了刘亚楼、张爱萍为副主任，五部部长万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同时，总参装备计划部负责常规武器科研工作的科研处也合并到了国防科委。从此，国防科委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实践证明，这样做以后，对科技工作中的重大决策，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各方面力量的大力协作等，都能够集中统一，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导弹研究机构建设方面，自1956年5月29日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会议以后，到1957年，聂荣臻曾先后18次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进行商讨：为五院继续选调科技骨干、党政骨干、大学毕业生；老科学家，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培养青年科技干部，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研究生学习深造；补充优秀的技术工人、复员战士，自办技校培养，以满足初、中级科研实验人员和技术工人的需要；选调大批优秀的转业复员军人从事后勤等科研保障工作。这些会议还研究解决了五院的机构设置、基本建设、开展大协作等等一系列问题。为这些问题，他向上级请示，向下级布置的小会和个别谈话，次数就更多。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科技队伍方面，到1961年，五院不仅已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和研究骨干，还有大中专毕业生数千人，转业复员军人数千人。他们都是各级组织挑了又挑的优秀人才。这样一支队伍，为五院建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矗机构设置方面，在聂荣臻的领导关怀下，经中央或军委批准：五院最初成立了总设计师室、结构强度、空气动力、发动机、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技术、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1957年11月，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并入五院，与上述10个研究室合编为五院第一、第二分院。

1961年成立第三分院。1964年成立第四分院。这4个分院，分别从事各型导弹的研制工作。

原子能研究方面，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的，聂荣臻作为原子能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

首先，在他参与领导起草的12年科学规划中，把原子能研究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在12年国防科研规划中，提出了原子能在军事方面应用的具体目标。1956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当时称三机部， 1958年改称二机部）成立的时候，聂荣臻主管全国科研工作，他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与三机部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1956年、1957年，聂荣臻与陈赓多次商谈，确定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原子弹、导弹专业，以后报经军委批准，扩大成系，为"两弹"研究培养人才。1958年1月，中央批准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7个原子能工厂和设计所，急需大批人才。10天后，聂荣臻找赵尔陆、宋任穷、刘杰、安东等开会，提出请兵器工业部为原子能工业部选调一些急需的人才，以加快原子弹研制进程。

1958年6月18日，聂荣臻召集苏振华、罗舜初、张劲夫、刘杰、钱学森、王诤、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问题。聂荣臻在会上确定：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等单位共同协商研究，提出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由航委抓总协调。方案很快提出来了，聂荣臻认为可行，即转报中央。8月，中央批准了核潜艇研制方案。以后由于国防科研任务过于繁重，核潜艇研制暂时"下马"，只留少数人继续进行反应堆物理等方面的研究。直到1965年4月，经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重新"上马"。不久，又决定将研制工作的重点，由导弹核潜艇改为鱼雷核潜艇。聂荣臻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始终予以关怀鼓励。"文化大革命"期间，研制工作遇到了极大困难，他及时提出"只能提前，不准推后，要抓紧，要落实"的要求，并批准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要求有关单位的所有人员坚决保证研制工作的进行。1971年，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终于下水试航。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聂荣臻参与验收，并代表中方在验收合格证书上签字，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二机部已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已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加快了步伐。

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由于试验这两种武器的特殊要求，试验基地又必须建在没有人烟或人烟极为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因此，建设试验基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1958年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多次听取苏联专家关于建设试验基地方面的意见。彭德怀一度指定聂荣臻为试验基地建设的总负责人，要黄克诚协助聂荣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年1月下旬到4月，聂荣臻先后4次召集由黄克诚、宋任穷、赵尔陆、刘杰、万毅、陈锡联、陈士榘以及海军、空军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的建设问题。

会议商定了如下几点：1.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从基地选址到设计施工都由这个指挥部负责；2.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设计由二机部负责，勘察、定位和施工由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建成后由军队领导管理；3.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定位于甘肃酒泉东北的额济纳旗地区。以上三点，到5月3日，先后得到彭德怀、周恩来批准。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导弹靶场委员会，黄克诚仕主任。此后，经军委批准，以刚撤回国内的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为基础，组建了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各级领导和办事机构；以志愿军第十九兵团为基础，组建了核武器试验基地的各级领导和办事机构。

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参与施工的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战，1960年，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初步建成； 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初步建成。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航天事业的新纪元。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八届二次会议结束后不久，聂荣臻就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

1958年8月，由聂荣臻主持起草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提到："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的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的技术、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这些话，都体现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决心。但聂荣臻又比较现实。上述报告中提到："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开展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再进而研制卫星及其运载工具等。

9月、12月，聂荣臻先后两次在听取张劲夫、钱学森汇报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在研制卫星方面力争拿出一定的成果，但又要稳扎稳打，狠抓落实。同年11月，为落实卫星研制任务，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同抽调技术力量，组建了上海机电设计院，属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双重领导。

1959年1月，邓小平指示：现在发射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研究任务。据此，中国科学院在向聂荣臻汇报后，确定了以探空火箭练兵的方针，由上海机电设计院从研制小型液体燃料火箭起步，再逐步研制人造卫星。这样，中国第一枚T-7M型探空火箭的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为8公里，于1960年2月首发成功。

接着就研制T-7型探空气象火箭，进展也很快。聂荣臻于1960年4月到上海，先与郭沫若到上海机电设计院看气象火箭。18日晚上，他又在张劲夫、钱学森和上海市科委主任刘述周陪同下，视察T-7型气象火箭地面系留热试车，获得成功。聂荣臻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继续努力，为火箭事业做出新的贡献。5个月以后，首枚T-7型火箭在安徽省某山区发射成功。

1963年，聂荣臻指示将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五院。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为开展卫星预研工作，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

196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了高度达70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导弹、火箭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赵九章、钱学森等又先后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聂荣臻对他们的建议作了批示：请张爱萍、张劲夫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以后国防科委按聂荣臻的意图，提出了1970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获得中央专委批准。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减少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损失，聂荣臻于1967年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共中央批准。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

1970年4月24日，重量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首发成功。

通过这颗卫星，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了中国大地，也传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

1959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第9次常委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组建无线电电子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的建议。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组建这3个研究院。

当时聂荣臻向国防科委领导人提出，空军飞机、海军舰艇的研制，任务很重，工作极为复杂，也需要集中力量才行。军事装备方面，几乎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从导弹研究工作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根据五院建设的经验，应该把各有关工业部和军队的科技力量适当集中起来，形成拳头，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发挥作用。根据聂荣臻的意图，经过近一年的酝酿， 1960年10月，张爱萍奉命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了组建3个研究院的方案。同年12月20日，中央正式批准军委关于建立航空、舰船、无线电电子研究院的报告，由唐延杰、刘华清、孙俊人分别担任3个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建制属国防部，业务由国防科委领导。

至此，军事系统科研方面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主要构架已大体完成，使"两弹一星"的研究和空军、海军、无线电技术方面主要武器装备的研究，在60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聂荣臻常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用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他还说：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来才落后了。因此，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但他又认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上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闭关自守，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聂荣臻在担任航委主任以后，认为确定航委的工作方针也是首要任务之一。所以在1956年4月17日召开的航委第一次会议上，他在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中国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决定以后说：现在中央和军委的决心有了，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针来实现中央的决心，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因为航委的任务很明确，是领导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所以大家的发言，首先集中在是先研制飞机还是先研制导弹上。与会者有些人认为，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航空工业方面已经开始仿制工作，有了点头绪，而且从世界各国的技术发展史看，大多是在航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火箭事业的，所以应该先研制技术上比较容易的飞机，这样做比较稳妥。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先发展导弹，这可以体现"迎头赶上"的精神。聂荣臻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提出：根据中央的方针，中国应该先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导弹与飞机协调发展。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上，先导弹，后飞机。各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各种导弹，我们要"迎头赶上"，也得研制导弹。研制导弹和飞机，对中国来说都是困难的，先集中力量研制技术上更为复杂的导弹，其成果会对研制先进性能的飞机有好处，否则，只能研制性能比较落后的飞机。钱学森等一批著名导弹专家信心十足，在争取得到苏联援助后，研制出导弹是完全可能的。在聂荣臻发言后，会上的意见统一起来了。但"飞机乎？

导弹乎？"的争论，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系统一直进行了三四年。聂荣臻力排众议，坚持先研制导弹，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争论才告一段落。

在会议发言中，大家又比较多地把发展导弹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提请苏联帮助方面。聂荣臻则说：虽然中国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薄弱，困难很大，但从方针上说，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提请苏联帮助，还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既自力更生，又力争外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符合辩证法的思想。

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在第57次军委会议上说：中国要发展导弹事业，"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

聂荣臻说：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这样，会上对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也就肯定下来了。

这次会议以后，聂荣臻在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同时，着手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6月，他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以上专业。8月，聂荣臻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你看是不是可以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还可以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和他们谈判，你先以适当方式摸摸底吧。"李富春立即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导弹模型，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再就是，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理由是，搞这个必须从培养干部开始。

聂荣臻看出，关于导弹技术，苏联政府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国的。但答应培养干部总还是好的一步，应该积极安排。于是，告诉有关方面，努力做好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应选拔具有一定科技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研究生派出"。接受导弹模型的准备工作，也要做好。还要安排好来华苏联教授的生活和工作。

聂荣臻很快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钱学森。钱学森估计了一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至少要七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在中国初步完成导弹的研究工作。这样一来，将大大推迟中国掌握导弹武器的时间。他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援助有限，仍应积极利用和争龋10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天色还亮。聂荣臻像平时一样，仍旧到北海公园散步。夕阳映照在水面上的光斑，不停地跳跃着。聂荣臻背着手，在岸边寂静的小路上散步。秘书在旁边陪着他，不时看看他紧闭的嘴。平时，一边散步，秘书一边和他聊天或谈些工作上的问题。今天和平时显然不同，气氛沉闷。过了老半天，秘书听到聂荣臻自言自语地说：形势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援我们，我们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天渐渐黑了，聂荣臻还在散步。他每天都要走上个把小时，这是他最喜爱的运动。在过连接五龙亭的弯弯曲曲小桥的时候，他的思路基本清晰了。

形势有些像他经历过的一次战斗，那是中央红军俄界会议后的第一仗，攻打天险腊子口。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

第二天，聂荣臻召集航委的委员和导弹研究方面的专家，共同商议中国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最后，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苏联愿不愿意帮助，帮助有多大，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国防尖端事业。虽然，中国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争取回国的留学生、科技人员，还有相当的数量，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方面的设计工作。只要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并采取积极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无非时间长一些。科学家习惯于用精密思维分析事物，钱学森推断：中国当时在空气动力学、推进机、弹体方面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

"诚实约翰"，是美国50年代初研制出来的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没有制导系统，最大射程为37公里。钱学森认为，中国一开始研制这类火箭，就可以把射程提高到200公里左右。①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与发达国家比很落后，但只要认真抓，是能有所作为的。

科学家们的判断，给聂荣臻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1956年10月8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95页。

这一天，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四六六医院的小礼堂，当时已经有200多人在那里就座等他。他们中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钱学森、李强、安东、钟夫翔等。台下坐着的是几十名与火箭技术有关的专家和当年暑期被分配到五院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还有少量的行政工作人员。

聂荣臻首先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聂荣臻接着说，经航委研究，五院的建院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他解释了这个方针的含义，给了与会者以深刻的印象。

接着，李强、钱学森也先后讲了话。

这次会议以后，中国在导弹、火箭的研制方面，开始了艰难而又扎实的步伐。五院的创业者们，不畏艰苦，不辞辛劳，奋发图强，勇于开拓，使各项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发展。

聂荣臻要秘书将他在五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整理成文字。10月12日，他召开航委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①，于10月15日上报给周恩来、彭德怀。

聂荣臻在这份报告中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报告说：钱学森认为，中国在导弹研究方面，较困难的是在自动控制的设计方面，但从国内可以找到科技人员先行研究，还可以自制一套控制设备，利用旧飞机进行试验。报告又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只有自己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也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因此，建议请批准上述方针，一方面争取与苏联谈判，同时积极筹建此项工作（即抽调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人员，组建研究机构，进行基本建设，购置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物样品等。已组织专门小组进行具体规划）不宜再迟。"报告还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具体措施。

周恩来在接到聂荣臻报告的当天，立即批示：即送主席、刘、朱、陈、邓、德怀核阅。拟予原则同意。具体措施责成国务院办，复苏共中央信，请主席批发。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都圈阅同意。毛泽东10月17日批示：照办。

一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方针，被确定了下来。

11月上旬，聂荣臻接连4次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具体措施。在电子学方面，他提出为适应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要从教育、科研入手，在基础研究、元件、器件的研制上急起直追。五院要加快建设，机构设置应该集中，注意搞好内部与内部、内部与外部的协作，机构不要重复；调集技术骨干与大学生，要注意专业配套；加紧对国内外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购买能够买到的仪器、设备、专利或样品。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以后，在苏联专家来华，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批技术资料、实物样品等的新情况下，有些人自力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95页。

更生的观念有所淡忘。聂荣臻不断听到反映：我们有苏联援助了，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主张工业设备可以整套进口，科研设备也可以整套进口，何必自己再费那么大的劲去搞什么自力更生。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倾向，必须予以纠正。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定不到两个月，聂荣臻就对五院和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人说：导弹和飞机工厂的建设，规模不宜过大。因为苏联援助的都是些较老的产品，这方面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船大了不容易掉头。五院要集中力量消化研究已经到手的样品、资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仿制，并且着手自己设计新型号导弹。同时，研究探索固体燃料导弹和冲压式发动机。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目的是为着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力更生的能力。

针对有些人的依赖思想，聂荣臻在1958年5月召开的第七次航委会议上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像风洞建设，不要等靠苏联，先自己着手干。8月，在他签发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把"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并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5条基本经验中的第一条经验。认为这两年的实践证明，这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聂荣臻坚决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后来在苏联突然中断援助时，使中国得以从容处置，没有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