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章 八月失败前后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①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并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它自然也十分关心。湖南和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但随着也带来一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江西省委在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五月十三日和七月八日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边界情况，并曾在五月间"去信毛泽东、朱德同志，要他们赶快向吉安及赣西南发动，因遂川、永新、宁冈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要紧，但在军事上不如播[采]扩大的策略"。②湖南省委机关在这时曾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四月间井冈山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决定的。五月间，湖南省委逐步恢复工作，并在这个月的下旬派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同红四军取得联系。杜修经在宁冈、永新、井冈山地区了解情况后，返回当时省委驻地安源。六月十五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③，汇报红四军的来历、军队党组织情形和湘赣边界持委的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六月十九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六月十九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中脉力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④他们批评了边界待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⑤但当前的重点仍在"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并没有提出红四军立刻去湘南的问题。湖南省委还派袁德生带着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去井冈山。

袁德生刚走，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在盲动主义影响下，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又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随后，派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待委的两封信，再上井冈山，和杜修经同行的还有派往湘赣边特委担任书记的杨开明。

六月三十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湖南省委写给红四军军委的这封信中，认为驻在湖南的国民党第六军已"恐慌极矣"，"有向赣西附近推进模样，因此与赣西部队冲突己为事实"。

并根据他们制订的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在"占永新县后，立即向湘南发展，与三十、三十三团相联后，帮助湘南党部努力于最短期间发动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群众力量，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然后用全力向茶陵、酃县、攸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暴动相联系。只有采取这样的积极发展政策，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敌人两次'围剿'的形势。"⑥信中断然要求红四军"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⑦决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⑧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⑨事实上，是要杜修经监督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

湖南省委还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待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⑩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不顾客观形势，极力主张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袁德生、杜修经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

七月四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名义，在永新写报告给湖南省委，说明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11)然后，从红军、敌情、根据地，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陈述了六条理由，根据大量事实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12)永新联席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红军间道出击未成。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回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从第二十九团内传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又在下面鼓动群众闹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13)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水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当朱德向士兵讲演时说，"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底下就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

朱老总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

(15)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不得不断然宣布撤销第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红军大队从酃县开往沔渡，仍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

七月十四日，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离开酃县城向东开拔。但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16)红军大队从酃县到达沔渡时，刚一宿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又闹起来，仍坚持要回湘南。"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

(17)红四军中再一次出现混乱。

十五日，为了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19)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当天，红四军军委复议后，仍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坚持作出东进遂川以解永新之围的决定。这时，第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20)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迫使军委改变返回永新的决定，同意第二十九团去湘南的要求。但军委领导这时还有一层难处："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士兵不大愿去。"(21)这时，杜修经怕担当责任，便提出"部队不忙行动，待我去茅坪同毛泽东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定。"(22)龚楚却说："只能等一天，后天就不等了。"杜修经第二天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却在永新。

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污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23)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

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24)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

(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29)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

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当红二十八团开到桂东沙田后，在何长工主持下，召开了营、连党代表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打郴州的教训，严肃批评了把部队拉到湘南遭到失败的错误，许多人要求湖南省委给社修经处分。接着，由王尔琢主持召开士兵代表大会。会上，朱德、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两军会师后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分析第二十八团官兵当前的思想状况和困难处境，沉痛指出前此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把部队拉向湘南的错误。朱德宣布："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

(41)会后，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第二十九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第二十八团，为返回井冈山作了准备。

整编后，第二十八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42)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第二十八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后，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第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敌人。为了拖住赣敌的进攻，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迎击敌人；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彼时敌军势力甚大，计有五团之众，加之第六军的张部及罗定邦亦有三、四团之多前来援助，合计兵力有八、九团之众。我军仅一团人与之周旋二十日之久，围住敌人城市二十里内外，不敢乱动。"(43)后来，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带领第三十一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44)杨克敏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次失败，我们叫作'八月失败'。"

(45)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46)八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九陂召开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紧急会议，研究挽救井冈山根据地严重局势的对策。会议正在进行中，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带着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九陂。湖南省委仍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求红四军"毫不动冶地执行。会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正当会议进行期间，有一个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农民带回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与会者更加气愤，纷纷指责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会议的内容也转入讨论如何扭转局势，避免第二十八团再受损失，决定由毛泽东、宛希先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寻找第二十八团；由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同袁文才、工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坚持斗争。

第二天，毛泽东、宛希先就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从九陂出发，直奔湘南。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泽东。

随后，在桂东唐家大屋召开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宛希先、杜修经等。下午会议仍在进行时，湘军吴尚第八军第三师有两个团在桂东县挨户团的配合下，突然分两路袭击桂东县城，插入城中，将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隔开。

毛泽东和朱德立刻指挥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冲出城去，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打退湘军多次进攻后，为了避开强敌，随即撤出县城，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回边界，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会上还撤销了七月中旬按湖南省委命令组织的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47)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人民的斗争。

八月二十五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向军部报告。

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回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可是，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叛徒枪击，不幸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

王尔琢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牺牲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作战勇敢，又会做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很受敬重。他的牺牲，是红四军的重大损失。杨得志回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48)这以后，红军大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继续向边界开进。

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的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去了湘南，就失败了。"(49)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也曾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部队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50)九月八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回到井冈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黄坳。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杨克敏（即杨开明）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51)"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52)那时，国民党"赣西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营追我至遂川"。

(53)毛泽东、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九月十二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由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再杀回马枪，使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遂川县赤卫队二中队作为后卫，当前卫打响后，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形成前后夹击，实行反包围。

九月十三日晨，朱德作了简短动员后，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地出发。上午十时左右，第二十八团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赣军。打响后，赣军自以为得计，一面还击，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溃退。红军紧追不舍。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的炊事担子都过来了，以为红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设伏的军队迅速向县城移动，实行包围。这时，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县赤卫队二中队突然赶到，冲向敌阵。第二十八团也调转头来，杀了个回马枪，大败赣军，一举夺取遂川城。在遂川筹了一些款，还买了不少布疋和药材。这次战斗，红军以四个营，打败了刘士毅的五个营，"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54)在战斗中，红军击毙了叛徒袁崇全，大快人心。这是红军回师井冈山后的首战告捷。

九月二十四日，赣军李文彬部从泰和赶来增援；同时，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从赣州开来，企图合击红军。红军撤出遂川后，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井冈山上的茨坪。

这时，赣军正在调防，原来驻守在永新、宁冈一带的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调去吉安整编。属于江西地方势力的国民党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接替"两杨"的"进剿"任务，进驻永新和宁冈新城。为了摸清红军情况，周浑元派两名女探子化装后到茅坪打探消息，被当地暴动队员抓获。经过审讯弄清敌军的情况后，朱德决定有意给那两个女探子留下红军大队未归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让她们有脱逃的机会，放她们回去报告。果然，周浑元以为红军大队未归，便派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在营长周宗昌的带领下，会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前来偷袭茅坪。

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朱德在茅坪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布置歼敌计划，决定利用坳头垅有利地形，设下包围圈。坳头垅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山沟中，是从宁冈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在朱德指挥下，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第三营和第三十一团，埋伏在狭沟两侧的高山上；第三十二团袁文才部以少数兵力在沟口引诱周部；第二十八团第一营从正面出击，以便将进入坳头垅的赣军一举歼灭。

十月一日，周宗昌带着六个连，拿着浸过煤油的草纸进入茅坪，准备大烧大杀。当他们全部钻入坳头垅后，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队发起攻击，一营赣军挤在垅内进退不得。这次战斗，全歼赣军一个营，活捉营长周宗昌，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乘胜收复了宁冈全县。这就是二战二捷。

坳头垅战斗后，赣军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

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第二十七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回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55)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

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扭转了"八月失败"后的被动局面，重开了边界割据的新局面。

但当时边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追'。这是王均干出来的新政策。""我们尽量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

(56)

十一月六日，朱德参加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特委委员、军队和地方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还有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六月四日来信，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党的最高机关立即组织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织之，毛泽东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57)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新城召开。到会代表七十九人，除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远在永新执行任务，来不及选派代表参加外，其余各部队党支部都有代表出席。大会历时两天，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重要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了二十二人的军委，朱德为书记（照中央指定），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前委。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58)根据红四军"六大"决议的精神，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这时，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因为根据地内的土豪几乎已被打尽，筹款也有许多困难。连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59)都难以为继。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不怨恨什么人。"(60)当时，在红军中有两首歌谣，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和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背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去挑粮和背粮。来回一百多里地，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有人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61)他还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62)战士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四十的朱德，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让人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担，并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朱军长带头下山挑粮的事迹，在井冈山上传为佳话，战士们编成歌谣赞诵：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那条记录着红军光荣传统的"朱德扁担"，至今仍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朱德也处处作出榜样。他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的心理。陈毅曾对人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部队作战失利退下来的时候，看到部队战士破坏纪律，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指陈毅--引者）立即上去指责。那个犯纪律的战士，不但不听，反而扭转枪头放了一枪。陈毅同志对此气极了，把这事告诉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听到后说：'傻子！打了败仗退下来，战士肚子里饿，违犯了纪律，这时你去批评他，他是不会听的。只有让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来，提出批评才有用处。'由于朱德同志善于带兵，一般作战失利士气低落的部队，经他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把士气提高起来。"(63)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到战士们的敬爱。

14章 古田会议前后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⑦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人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拾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朱德在漳平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当地的工农群众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又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他还召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代表，分别座谈，进行调查研究。

然后，组织了漳平县工会、漳平县农民协会和城防第一赤卫队，并武装了城区赤卫队。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布置跳出外线，出击闽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两批离开漳平。

闽中，是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他有十几个团，上万的人马，还有个可造枪弹的兵工厂。他依仗着人多枪多，霸占着闽中、闽北和闽西二十多个县，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分庭抗礼。(18)当红四军人闽时，他的部队据守在各个县城里，以逸待劳。前委发动党员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群众对作战的意见。"朱德军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不与卢兴邦匪部交战。好在红军与卢部没有直接打过仗，还可以'礼尚往来'。在大田县城附近，朱军长派出信使到卢兴邦司令部，称'借道过境'，卢兴邦这个'山大王'毕竟老好巨猾，怕我们'暗渡陈仓'，借口'本乡地僻土瘠'，没有答应。"(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围攻大田县城不克，又转入永春、福鼎一带。

这时，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温，病员急增，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二十天内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后，国民党当局立即从德化、安溪、华安等地调兵向红军进攻。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调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突然回师到漳平境内的杨美村驻宿。第二天。在当地农民带领下，从溪南后面的打鼓岭发动袭击，一举占领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劻旅一个团，击毙团副一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

红军乘胜前进，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劻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当时，《时报》有一段报导："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余猛袭漳平，宁洋也同时受袭。漳平守军以朱已远去，无戒备，且众寡不敌，应战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复陷漳平。"

(20)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一带活动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个乡镇，近百个村庄。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一律住宿在词堂、庙字、桥亭、市场等公共场所，买卖公平，一律付现款。有时用了群众的东西，群众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钱。有的红军战士用了杨美一家粮店的米，老板不在家，就在墙上写下："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有些红军战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铜板和银毫子。

当地人民群众盛赞红军战士纪律严明。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拾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己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剩八月底，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结束了。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时间只有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那时盘踞在上杭城里的是卢新铭部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是上一年长岭寨战斗中被红四军打败后逃到上杭的。

九月十八日，朱德率红四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余人秘密向上杭运动前进，前委会作了周密布置，同城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要求各地赤卫队配合攻城。第二天，朱德带着有关人员登上山头，仔细察看地形，制定具体的攻城方案。红军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当地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第一纵队攻西门，第二、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纵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攻东门，另一部分赤卫队佯攻南门。

战斗打响时，卢新铭部还蒙在鼓里。当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和土枪进行轰击，同时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卢部分不清真假，只得扼守城池，胡乱放枪。当第一纵队的炮火把守军的主力引到西面后，第二、三纵队立刻在北门发起猛攻。朱德在北门外一个小高地上指挥作战。红军战士架起云梯，翻入城内。当卢新铭发觉中计，调兵增援北门时，北门已被突破，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入城。朱德也随军进入上杭。这次战斗，除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从南门冲出重围逃走外，城内守军全部被红军俘获。二十日，朱德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主持召开了上杭军民祝捷大会。

红四军打下上杭，不仅粉碎了三拾会剿"，而且又为红军争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红四军人数发展到七千人，每个纵队由两个支队发展为三个支队。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蚊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夭，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

正在这时，广东的政治局势又发生重大的动荡。九月十六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鉴于时局的变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21)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22)"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23)"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24)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25)省委还派谢汉秋前去巡视工作。

朱德对进军广东原来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这年四月十五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他又说：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26)但这次福建省委说是中央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而且两广军阀混战的爆发看起来似乎确是一个机会。

这样，他们虽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来巡视的谢汉秋抵达上杭。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前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陈毅去中央未返回四军，而毛泽东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红四军领导力量单薄，希望中央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27)从十月十五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刚进入粤东，有着较强战斗力的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就从潮汕开往韩江上游堵截。红军在广东的第一仗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后，获悉刘安恭指挥的第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人闽以来未有之损失。"(28)在失利的情况下，红四军改变原有计划，转攻梅县松口。这时，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军不得不取道蕉岭，转平顺、五华，以便引诱粤军到赤色区域内加以消灭。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

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对红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间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在次日抵达蕉岭，经侦察得知梅县城内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队。

二十五日，红四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红军人城后，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前委与县委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但第二天粤军三个团突然句梅县猛烈反扑，红军碎不及防，被迫撤至丰顺边界。这时，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东江地区原来留有蒋光鼐部两旅，陈济棠又将蔡廷锴部从梧州调回东江，力量对比红四军日渐不利。

但前委那时又接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于是又决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事实上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红军"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大紧，敌遂凭城死守"，(29)加上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任务，使第三纵队陷入孤军作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小时，仍不能攻破梅县县城。

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原来在上杭收编的俘虏兵大部分逃走了。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失败，首先是由于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想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朱德后来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

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

(30)他还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31)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孤军深入，缺乏群众配合，并没有弄清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红四军大队撤离东江地区，经赣南的寻乌回师闽西。十八日，到达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后，前委写信给毛泽东并告诉他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口头指示的精神，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的健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32)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信向中央报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和东江特委代表也赶来参加。这次扩大会议除同意官庄会议的决议外，更深一层地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认为如不加紧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会议认为："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定能"打破会剿局面"，求得"出路"。(33)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会议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还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在新泉的望云草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毛泽东、陈毅为了解部队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到连队座谈，同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内情况的调查，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各级党代表的会议。

他还带领一些干部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力起草红四军"九大"的决议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他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在新泉整训期间，前委得知国民党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十二月中旬，金汉鼎部再占长汀，向连城新泉一带逼近。前委为了集中力量开好"九大"，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来犯的敌军，其余部队向苏区中心后退一步，以便安全地举行"九大"。

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这时移驻上杭的古田镇。古田是上杭县北部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三条大道与外界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矗前委选择在这里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比较理想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会议地点在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还作了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个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最后，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决议案等。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34)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有毛泽东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红四军"七大"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会前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人们常说的"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35)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导下，红四军内部消除了意见分歧，统一了思想。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这支军队，踏上新的征途。

当古田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步步进逼。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十四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形势非常严峻。朱德、毛泽东决定利用三省军队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打破这次"三省会剿"。

这时，红四军面对一个严重问题：给养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敌人"过年后，即开始分道向赤色区域进攻，红军已定了计划，于最近分别来破敌人，但有一当前人问题，即是全军给养，业己告罄，当此敌情吃紧之际，若不能等数日内筹得一笔款子，??则在闽西久顿，将生困难。"(36)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由古田北进连城，准备在这里筹款。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他附近诱敌，掩护主力北进。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到距古田五十里的庙前时，获悉国民党军队已步步进逼：在长汀和上杭的赣军金汉鼎部准备进攻庙前、新泉；在龙岩的闽军刘和鼎部已向西进至小池和大池附近，准备进攻古田；粤军陈维远部已北进至永定、武平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朱德从容不迫地仍按原定计划率部在一月六日赶到连城，立即着手筹款。两天后，赣军从新泉跟踪追到连城县境，切断了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同暂留古田的毛泽东部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和红四军其他领导干部对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如果红四军在这时离开闽西转入江西，可以迫使这次"会剿"主力的赣军金汉鼎部回援江西。这样，闽西受到的敌军压力便会大大减轻，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可以得到巩固和扩大，对闽西的工作是有利的。而红四军进入江西后，又可以打通闽西、粤北、赣南三角地区的联系，扩大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个分析，朱德在同毛泽东联系后，果断地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移师江西，威胁金汉鼎部后方，调动赣军回援赣南。一月九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宁化向江西急进。次日到达宁化。从缴获的金汉鼎命令中得知，国民党军队这次"三省会剿"计划原来准备分七路围攻新泉，并约定在一月四日同时出动。由于红四军已离开新泉，结果扑了个空。

由于军情紧迫，红四军主力在宁化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向西翻越武夷山，冒着严寒，日夜兼程，进入江西石城县境。在石城，朱德宣传红四军在闽西开辟的大好革命局面，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一月十六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广昌县城。攻占广昌后，已有可能继续向北推进，再克南丰、南城、临川（抚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红四军的目标是尽快打通闽、赣、粤三省的联系，并同中共赣西特委、江西红军第二和第四团会合，朱德决定不北上进攻南丰、南城、抚州，而是向西开赴宁都的东韶地区，准备在这里小憩两日后，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这时，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北进，经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县境，西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在一月二十四日来到东韶地区，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后，参加"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顿时失去了目标。闽军发生内江，纷纷撤离闽西；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把主力撤回赣南；粤军见闽军和赣军都已撤走，也随着撤离闽西。闽西的地方红军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县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就一无所获地被粉碎了。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东韶地区会合后，立刻决定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预定分兵十五天。这是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分兵，各纵队都按照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开展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和第三纵队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先后攻克乐安、永丰。第四纵队发起宁都战役，歼敌三百多人，占领宁都县城，并帮助中共宁都县委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发展苏区。

这时，蒋介石同控制着晋、察、冀、绥和平、津六省市的阎锡山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原大战已一触即发，因而将第七师由江西调往皖北，在江西境内只留下第十二师、第八师两个旅和第五十师一个旅，兵力大大减弱。而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却发展壮大了。一九三0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等地方武装，在东固地区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同年七月改称第三军），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不久改为陈毅）为政治委员，在吉安到泰和一线的赣江两岸活动。红五军主力也由湘鄂赣地区开到赣西南的吉安、泰和一带活动。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促进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在吉安的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朱德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三项任务："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37)为了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原由中央任命的指导红四军及它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的任务，统一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湘鄂赣、闽西、东江地区的工作。同时，调整了前委的组织，由十六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星源五人为常委。红四军成立军委。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由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全面展开分田运动。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次联席会议时说："一九三0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38)根据"二七会议"的精神，在军事行动方面，前委计划集中兵力夺取吉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二七会议"刚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四军由藤田地区向吉安推进，同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会合，准备先占吉水，后取吉安。

蒋介石得知朱毛红军逼近吉安，急忙命令成光耀旅死守吉安，金汉鼎部伺机占领宁都，湘军朱耀华旅开至乐安，戴岳旅在南丰、乐安之间集结。同时，急调湖北的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匆匆赶到江西，在二月二十日到达吉水县城至乌江镇一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形成包围圈，形势骤见严重。

朱德、毛泽东分析了这一态势后，认为红军不宜继续向北推进。吉水地处乌江北岸，不易涉渡。这一带又是当地地主掌握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活跃的地区，红军不便在此作战。于是决定放弃原来攻占吉水的计划，改为诱敌深入、相机歼敌，将全军撤至富田休养待机。唐云山部发现红军向富田撤退，不知是诱兵之计，当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还在原地未动时，便孤军深入，分三路向富田冒进。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开始投入战斗。他们以一部兵力从侧后迂回，牵制右路和中路敌军，集中兵力向进至水南的左路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役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大部，旅长唐云山被击伤，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武器很多。

这是古田会议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后来，朱德在谈到这次战役时说，"蒋介石派唐云山一个旅二十四个连，还附有炮兵来攻我们这样多的人，我们先诱他到了吉安的富田，然后拿一部分兵力；由左面绕包直夏，正面一打就缴了枪了。正在需要枪的时候，又阔起来了，人也得到了补充，迫击炮什么都有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会合，一方面又有人送来这么多财富。"(39)这一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打垮唐云山部以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水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联席会议决定，红军经广昌入福建建宁，取得给养补充后，再看事态变化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根据这一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三月十日到达东固，准备向广昌开进。这时，获悉兴国和雩都（今于都）一带没有敌军。雩都北乡群众正准备攻打上围子里的靖卫团。朱德、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去广昌，而乘兴国、雩都一带空虚之机移师兴国。

到兴国后，又得悉原驻赣州的金汉鼎部已全部调往福建去打地方军阀卢兴邦，赣州空虚。朱德、毛泽东于是决定留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兴国发动群众，红四军准备"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乘虚攻打赣州。但进攻赣州的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本来，"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40)守军数千人，凭险闭门拒守。

三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从东门、南门、西门三面发起攻击。

由于守军顽强抵御，加上城周围有二十余里大河环绕，无法靠近城墙，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只得撤围。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指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又指出："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卢兴邦部--作者注）进占福州。

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41)鉴于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一时无力顾及南方，金汉鼎部主力又已入闽。《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势后，提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以三个月力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赣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时实行分兵的意义："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犯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42)朱德、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经验教训的训令，从这次没有能攻下赣州城的原因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准确；二是对地形未预先观察；三是事先未充分准备；四是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是战场报告不确实；六是不按时实行总攻；七是部分指挥官指挥不适当。训令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召开军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报告司令部。(43)为了实现第三号《前委通告》的分兵计划，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三月二十一日到达南康县的唐江镇等地，第三纵队回宁都发动群众并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唐江镇以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并发布《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要求"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强调："凡违犯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44)这时，赣军金汉鼎部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来进攻红四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经过激战后，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

在大庾，朱德、毛泽东先后召开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庾、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六县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朱德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并建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四月一日，红四军在赣粤边境的梅岭关同粤军一个团遭遇，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于当天攻克粤北重镇南雄。

朱德、毛泽东在南雄得知赣军金汉鼎部发生兵变，认为这是打击敌人、扩大赤色区域的有利时机，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后进驻信丰和会昌。

到会昌后，朱德除指挥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参加在会昌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会见雩都盘古山矿工和靖石的农民三百余人，指示他们组织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会昌县的筠门岭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为了打通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联系，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和寻乌县的红十团，攻克寻乌的澄江，俘敌一千余人。接着又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通往闽西的道路。以后，以寻乌为中心，在江西安远和广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提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45)从此，朱德除指挥红四军外，还指挥红五军和红六军作战。

到五月间，古田会议召开已近半年。为了总结近半年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出红军管理教育的六条原则：第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二，干部要深入群众；第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六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分田运动，赣西南的农村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都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没有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变化。闽西的分田运动早已开始，当红四军回师赣南、迫使国民党军队结束对闽西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于恢担任主席；组建了红十二军，由伍中豪（后改罗炳辉）任军长，邓子恢（后改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三0年五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六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妇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46)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历时半年的转战，扩大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同时，在转战中，发展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为以后实现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3章 向赣南闽西进军

红四军大队返回井冈山后，三战三捷，粉碎了敌军第二次"会剿"。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蒋介石电令湘、赣两省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五个大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①两军会合后，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不久，国民党当局任命何键为"会剿"总指挥兼湖南拾剿匪"总司令，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拾剿匪"总司令，集合六个旅三万兵力，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初从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同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一月四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党组织以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一共开了四天。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大家认为："六次大会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欢踊的接受"，②并决定油印五百份，散发给红四军所到的地方党组织，扩大影响。

接着，会议详细讨论了如何应付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会剿"。

经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后，"前委决定五军守山，四军向赣南发展。"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会议还决定两军合编，将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红四军留下一批干部充实原红五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同时，从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地方干部，随红四军南下，去赣南开展工作。

为什么红四军主力选择赣南作为出击的行动方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许多有利条件：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接，红军能有比较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物产丰富，可以提供部队足够的给养；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由于交通不便，调动和集结都相当困难；大革命时期对这个地区有过较大的影响，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这些有利条件对红军在这个地区活动和发展都将起重要作用。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何键得知红四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

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同时。还颁布了《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提出十大政纲。红四军的"布告"和《宣言》阐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阐明对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政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团结起来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最初的进展比较顺利。部队隐蔽地从井冈山靠江西一侧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路，一面还做群众工作，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④在沿途中，部队得到了扩充。国民党军队并没有立刻发觉这是红军的大部队行动。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主力攻克了大余县城。

他们在大余停留了两三天。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

二十五日，金汉鼎和李文彬就来进攻，"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⑤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遭受的一次重大失利，伤亡达二三百人。

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匆忙地撤出大余，"朱总司令与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很安全地将全军撤向南雄北部的地区前进"。⑥全军分两路翻过大余岭进入广东南雄县境的乌迳集合。在乌迳又遇到一次很大的险情。朱德回忆道："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

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⑦离开乌迳后，红军先到南雄的界址，再折入江西信丰县境。"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所以，"连战皆失利"。⑧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折回江西后，他们在信丰只休息了一夜，便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又遭到了敌军的一次袭击。粟裕回忆说，"最惊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很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半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⑨伍若兰受伤后被俘，受尽残酷折磨，二月十二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对朱德在圳下村突围时的危险状况，还有人回忆道："朱德同志身穿一件军大衣，他身边有个卫士挂了花，不能走。朱德很留恋他，跑了几步，还回来看他。"跑了一里多路，到一条小河边。"因为小桥又软又小，部队涉水而过。这时正是严冬腊月，雪花满地。毛泽东、朱德同志也同战士一样，在寒冷刺骨的水中过了河。"⑩红军脱离险境后，立刻冒着大雪向东北方向翻越过几座大山，在当天（二月一日）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这里的地势十分险要，只要堵住路口，几百人也难冲上去。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召开前委会议。

从大余到罗福嶂的这些日子里，红四军主力一直处在敌军的追击和堵截中，处境十分危险，伤兵也很多。为了准备在遇到最不利情况时部队可以分散行动，前委拟定了必要时将红四军的团改编为纵队的方案。但这只是作为万不得已时的打算，事实上部队还是集中行动的。"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援救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1)离开罗福嶂后，红四军本来准备北上会昌，后来探知国民党军队正在那里集结，便向福建的武平一插。朱德回忆道："后面追赶的敌人以为我们过福建去了。他们也犹豫，因为他们跑得也很疲乏。谁知我们拐了一个弯，一下又折回头，插到江西瑞金。"(12)他们打下了瑞金城，很快又撤出瑞金。在城外，红军第二十八团被优势敌人严密围住，局势十分危急。"朱军长看看大家，指指周围说：'前面有敌人拦住我们，后面有敌人追击我们，我们还往哪里去呢？要是贪生求活，那就等敌人来时交枪投降，屈膝求饶；要是愿意为人民去死，那就干一仗，把敌人消灭掉'。"讲完后，他对四面的敌情进行观察，发现敌军已经合围，没有一点空隙。"'全团一个方向。'朱军长斩钉截铁地说：'一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二、三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说完这些话，他不再下命令，带头向敌人反冲过去。"(13)就这样，第二十八团终于冲出了重围，同三十一团会合，开到瑞金城北二十里的大柏地、隘前一带，下决心在这里伏击追敌。这时，正是农历除夕之夜。赣军刘士毅部，在项山战斗后，对红军紧追不放，一直跟在红军后面，仅差一天路程。

大柏地战斗是关键性的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长期被动局面。

到大柏地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决定利用麻子坳的有利地形，兵分三路，布成口袋阵，准备消灭追来的刘士毅部。粟裕有一段回忆："这时，朱军长，毛委员已发现追击之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孤军突出的弱点，且大柏地地形有利，故决定再在大柏地有计划地打一仗。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二月九日），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

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了又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双方激战竟夜，歼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4)陈毅在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15)大柏地战斗后，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士气大振，后面再没有尾追的敌军，就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筹了款，买了布，补充了给养，每人还发了五角钱的零用钱。接着，向吉安、兴国、永丰交界的东固靠拢。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东固。

东固，离吉安县城很远，处于数县交界的边境，地形险要，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在这里，有着原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独立第四团。这两支红军队伍，是在暴动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的领导人是李文林，全团有六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共八百余人，五百支枪，主要活动在新余、分宜、安福、吉安的延福、吉水的阜田一带。红军独立第四团的领导人是段月泉，全团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当地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16)红四军经历了一个多月脱离根据地的艰苦转战后，来到东固才获得休整的机会。粟裕回忆说："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17)红四军同红二团、红四团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会师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精神。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并赞扬红二团、红四团和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朱德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说打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你们都成了朱、毛"。(18)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会后，红四军向红二团和红四团赠送了一批枪枝，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帮助他们工作。红二团和红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二千银元，还有一部分子弹。衣物。参加这次会师的杨得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19)陈毅以兴奋的心情，即兴赋诗："东固山势高，山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20)不久，一直尾追红军的赣军李文彬部赶到东固，吉安的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势。红四军在东固不便久留。毛泽东、朱德、陈毅研究后，"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21)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又酝酿着一次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月二十一日，桂系军阀赶走蒋介石委派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平，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下令从湘、粤、赣三省调集军队，准备向桂系军阀进攻，在湘、赣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已顾不得"追剿"红军。这是毛泽东、朱德早就预计到的，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容考虑红四军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机会。

闽西，是福建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二八年三月起，先后发生龙岩县"后田暴动"、平和县长乐暴动、上杭县蚊洋暴动、永定县金沙暴动，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恨据地。同年七月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是郭慕亮、张鼎丞、邓于恢。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曾进入福建省的武平。福建省委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廷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22)他们指示上杭、武平、长汀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把当地的军政情况报告红军，"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23)"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是确实的。当时，在福建并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除驻扎福州的海军杨树庄部外，只有几支福建的地方部队：漳州一带的张贞部，闽中的卢兴邦部，长汀一带的郭凤鸣部，龙岩一带的陈国辉部，战斗力都不强。这是十分便于红四军发展的。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掉头向东，经水丰、乐安、广昌、石城，向闽西进军。

三月十一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第二天到达四都。当晚，驻守在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呜派团长卢新铭带领一个补充团赶到四都。十三日凌晨，向红军进行偷袭，遭到红军有力还击。"我军主力乘敌军立足未稳，扑上山头。敌人支持不住，向长汀方向撤逃。这时，朱军长口头命令：'毕营长，追！不要让敌人中途集结！'"(24)特务营营长毕占云马上率领全营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到胜华山脚下的肢溪，方才奉命停下。随后，军部和主力也到达该地。这时，中共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陂溪。红四军军委正要召开扩大会议，段奋夫在会上汇报了郭凤呜部队的情况和长汀县的革命形势：郭凤呜是土匪出身，后来被北洋军阀招抚，北伐军人闽时又投靠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大多是当地的土匪，战斗力极弱，纪律败坏，受到当地群众的痛恨。"经过长久劳累，眼圈都发青了的毛党代表和朱军长，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县委的同志汇报。"(25)根据段奋夫汇报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然后乘胜夺取长汀，消灭郭凤鸣部。

长岭寨山岭绵延十几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十分险要，距长汀城十五里，是进入长汀的必经之路，被称为长汀的天然屏障，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三月十四日晨，红四军分兵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担任主攻，特务营迂回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退路。

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迅速登上主峰，早一步控制了有利地形。"敌人刚刚要上山，我们劈头一打，只用一营人，把他两团赶到河沟里，一打打跨了。"

(26)郭凤鸣亲自督战，组织一支短枪队打头阵，想再发起反攻。这时，整个战场已被红军控制，郭凤鸣的短枪队几乎被红军全部消灭，其余部队也溃不成军。郭风鸣中弹受伤，在逃跑途中被红军击毙。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回忆道："我们刚到达牛斗头附近，枪声已变得稀疏零落，战斗结束了。这时朱军长由对面大步走来，没等我报告，就笑眯眯他说：'郭凤呜给打死了。''怎么？这样快呀！，我感到有些突然。'真的！随后就抬下来。老乡们还要求在城内示众他三天呢！'接着，似命令非命令他说：'走吧，进城去！'"(27)当天下午，红四军乘胜占领长汀城。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红四军进占长汀的情况报告道："红军第四军于三月十四日到长汀，部队共三千余人，好枪一千七、八百支，驳壳一百余杆，手机关八架，水机关四架，还有二、三架迫击炮。红军长官及士兵精神都好，军纪也严肃。""他们到长汀后工作如下：（1）没收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2）帮助工农成立工农会（长汀总工会已成立）并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3）开士兵群众大会，由政治部做政治报告。（4）成立长汀革命委员会，委员九人，民众代表六人，红军三人参加，主席丘潮系同志。革委会分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并组织赤卫队六十余人。（5）由革委会出布告禁止造谣及招募赤卫队。（6）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款子三万余元。（7）收买子弹（不多），招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制军衣四千套。（8）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9）前委与汀委发生密切关系，并经过汀委与上杭、武定县委发生关系，除共同努力做群众工作外，侦探与交通工作都做得很好。"

(28)

长汀是旧汀州府治，是闽赣边境上的重镇，汀州城建立在武夷山下、汀江之滨。汀江是闽西最大的一条河流，经过上杭流入广东，再汇入韩江，从潮汕出海少水运极为方便。所以，汀州又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有几万人口，是官商云集之地，也是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

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闽、粤边境的山区，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富庶的城市。杨得志描写道："街道两旁商店的大门上，搭着镶有蓝边的白布棚，店门口贴着七红八绿的商标、广告，店里面摆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商品，好阔气！但是我们谁也不曾进去。一是进城后领导上重申了纪律；二是我们身无分文；再说也没有逛商店的习惯。"(29)红军人城后，向商界筹借了军晌，购置了布正，用缴获敌人的被服厂，赶制了四千套军衣。"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听说就是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也是头一次得到这么齐全的装备。队伍拉出来，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30)进入长汀后，朱德会见了当地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采纳傅的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后来，傅连暲率领医院中许多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组成红军中的医疗队。

红四军还在长汀附近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粮食物资，分发给当地贫苦民众。

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原第二十八团大部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上原二十八团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于连。每个纵队有枪五百支，一千二百余人。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大队以上都设立党代表。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分散和集中都方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长桶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研究了江西、福建、浙江等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以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31)在长汀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后来经过选举正式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为闽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前委还对红四军下一步行动作了具体安排，计划用十天时间，继续在长汀一带工作；到四月初返回江西瑞金、于都活动；在赣南活动一个时期后，或回闽西，或留赣南，或到吉安方向接近蒋桂军阀的战区开辟群众工作，到时候根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发展而定。会议认为，不管将来的计划如何，"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矗"(32)正是在这种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才会在以后开创出包括赣西南和闽西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月间，朱德和康克清在长汀结婚。康克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我在福建省长汀县结婚"。"我们究竟是哪一天结婚，我此刻已经忘记了。我们并没有举行婚礼。自从结婚之后，我差不多始终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年占领了吉安之后，两人曾分别了一年。"(33)这时，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调集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湖南的争夺，赣南的驻军大部调离，兵力空虚。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长汀，返回赣南。他们在长汀前后共停留十七天。

一直随军转战的张际春评论道："红军第四军自井冈进军，到长汀战斗为止，转战赣粤闽三省边境，走路几千里，大小仗打了数十仗，以大柏地战斗和长汀城战斗为标志，它的胜利为尔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展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先声。"(34)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长汀后，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四月二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赶到瑞金与红四军会合。

在柏露会议上，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自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每团平均两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

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十、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35)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膝代远不得不率部下山，突破敌人三层重围，向赣南转移，他们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先后奔袭于都、安远两座县城，都取得成功。在安远住了十天左右，准备打回井冈山去。一天，"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呜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36)"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37)这时，他们已恢复到有六百多人，四百支枪。

红四军到瑞金同红五军会合后，因为蒋桂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瑞金周围没有敌情，部队得到一段从容休整的时间。四月三日，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在二月七日发出的《给润芝、王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受到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影响，加上二月初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因而对红军的行动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报告"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38)《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各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政策"，(39)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保存武装力量，避免被敌人消灭。来信中还提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40)前委当即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等从实际出发，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消极的，所提意见是不适当的。四月五日，毛泽东为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表明不同意见。复信就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武装割据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作出了概括。并在分析南方数省的形势后，提出要创造革命根据地，造成巩固的赤色区域，夺取江西全省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四、五月间，利用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兵力空虚的机会，红军比较放手地把部队散开，做群众工作，扩大根据地，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朱德回忆道："慢慢发展到江西的宁都、兴国、瑞金、东固，都组织了，到处打开了些土围子，打上豪，分田地。几个月中间转了很宽，沿着兴国、瑞金、东固，工作都做起来了。""打宁都也打开了。这时自己编成三个团，都还打得。

各个团都可以说很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归公，进出宣传都做得很好。譬如我们以前在大柏地打仗，吃了老百姓的东西，这时就去还钱了。

还的方法是自动由老百姓报就给钱。开始以为假的，后来地痞流氓有些冒领的也发了，一下发了三千多块钱到老百姓中间去。"这一次政治影响非常之大，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广大群众，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军队守纪律。"搞了几个月，那时正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作军阀混战的时候。等这混战一过，敌人又来了，不过我们的基础也稳固了。"(41)在兴国、宁都等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这中间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四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于都召开了一次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彭德怀"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42)的请求，会议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五月初，红五军回到井冈山。

五月中旬，形势又发生突变。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以桂系失败退回广西而告终，但粤军徐景唐部仍宣布反蒋，同控制广东的陈济棠部发生冲突，广东战争又起。盘踞在闽西、闽南的军阀也卷人这场混战。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闽西军阀陈国辉率第一混成旅主力，离开龙岩，随驻在漳州的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在五月中旬开入广东，同徐景唐作战。闽南、闽西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先后调走，驻地空虚。而在赣南方面，却因蒋桂战争的结束，原驻赣敌军纷纷回防。为了集中兵力应付这种变动了的局势，红四军从分兵地区返回瑞金集结。

这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又接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专入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说明闽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革命斗争高涨，急盼红军急速重返闽西。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计划，决定趁有利时机，再次人闽，开创闽西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朱德写了两封信，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去闽西。一封信送交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诉他红四军正向闽西进军，要求待委准备策应；另一封信送交上杭地方武装领导人傅柏翠等，要他们在庙前等候，商讨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五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再次大举人闽，向福建的灌田前进。国民党当局发觉红军的动向后，赣军李文彬旅立即紧迫不舍，闽军卢新铭团也在汀江东岸设防拦截，企图迫使红军背水而战，以期全歼。五月二十日清晨，红四军抵达汀江的水口，在当地群众援助下，汇集九只渡船，全部渡过汀江。当敌军赶到水口时，红军已安全进入福建连城境内。

红四军二度入闽和第一次大不相同。过去，闽西民众对红军是陌生的，有些人还因不了解而心存疑惧，但从红军消灭了长期在闽西为非作歹的郭凤鸣部以后，在这一带引起很大震动，闽西的穷苦人民就把红军称为"天兵神将"、"救命菩萨"。因此，红四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烧茶水，送干粮（红薯），青年人参军的也不少。(43)刚刚渡过汀江的红四军，在第二天便离开汀江东岸进到庙前。连南地方的党组织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集中各乡的农民到庙前欢迎朱毛红军过境。

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庙前孔清祠会见上杭北四区地方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在弄清情况后决定暂时不去攻打长汀，而是出敌不意地直取龙岩，再打水定或漳州，甩开李文彬，消灭陈国辉，相机打击张贞，来扩大红军在闽西的影响。为了争取时间，红四军不在庙前久留，立刻向龙岩进发。要求傅柏翠等做好后方侦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进攻龙岩。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接到宋裕和送来的毛泽东、朱德的信后，立刻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通知龙岩、上杭、永定、长廷连城各县县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行动。

红四军离开庙前后，经古田向龙岩前进，在五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到达龙岩城西三十里的小池圩。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的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内陈国辉部的情况。当时，陈国辉的主力正在广东大埔参加对徐景唐的战争，在闽西只留下几个补充营。龙岩城里，只有旅部和特务连。机枪连防守着，兵力不足五百人。前委在会上定下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红四军第一、三纵队沿通往龙岩的公路，从正面奔袭龙岩，第二纵队从左翼占领龙岩城北门外的北山，对龙岩城实行包围夹击。

龙岩，在闽西有着重要地位，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盘踞在龙岩、漳州一带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原是闽南一股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土匪部队，北伐军人闽时，陈国辉率部投靠何应钦。龙岩人民在陈国辉的黑暗统治下，陷入苦难的深渊。有首民歌这样唱道："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消灭陈国辉，是龙岩人民的宿愿。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时许，红四军第一、三纵队占领龙岩城郊的龙门圩，打垮了守敌的第一补充营，紧迫残敌，突破西门，首先攻入龙岩城；第二纵队按计划，占据北门外的制高点后，居高临下，向城内发起猛烈攻击。整个战斗很快结束，"九时占领龙岩城"。(44)这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俘虏陈国辉部营长一人，连、排长九人，士兵三百二十四人，击毙官兵九十余人，缴获机关枪两挺、驳壳枪二十三支、步枪五百四十九支，子弹三十五担，迫击炮弹九担。(45)红四军没有在龙岩停留，当天下午撤离龙岩，继续奔袭张贞部的总兵站永定城。朱德在途中向中央写信简要报告了红四军第二次人闽和首次攻占龙岩的情况说："我们以消灭闽西反动势力发动闽西工作，及参加闽粤赣三省农村土地革命之目的，决于今晚星夜出发袭击永定（永定为张贞总兵部所在）。"(46)当晚，朱德率部到达永定的坎市，住在裕源店。

五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在张鼎丞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城。

当天下午，在赖家伺的后楼大厅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朱德、陈毅、刘安恭、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参加了会议。

二十六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先后讲话。会上宣布成立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会后，军民们响应联席会议的号召，拆毁了永定城墙。

当红四军主力转向永定后，从龙岩败退到漳平、永福的陈国辉残部，在五月二十五日返回龙岩。红四军前委判断：张贞和陈国辉的主力仍在广东，一时难以回援；龙岩城内的陈部，是曾遭红军痛击的残敌，缺乏战斗力；而龙岩、永定的农村土地革命刚刚开始，需要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所以，决定以第三纵队为主，二次攻打龙岩，调动陈国辉主力回援，待机加以消灭；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仍分别留在永定坎市和龙岩西郊龙门一带，继续发动群众。

红四军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同龙岩的地方游击队、暴动队配合，在六月三日拂晓迅速攻人龙岩城内。守军只有一个补充营和特务连，被痛击后逃到漳平的永福。五日，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

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战争的陈国辉，得知龙岩再次被红军占领，大为震惊，日夜兼程地由粤回闽。红四军得悉后，决定暂时撤离龙岩，转攻驻守上杭白砂的卢新铭部的钟铭清团，引诱陈国辉主力回到龙岩，再待机加以歼灭。朱德还派出小股红军，沿途阻击陈国辉的部队，边打边退。陈国辉误以为红军不敢同他交锋，必定要退回赣南。于是，在六月六日上午回到龙岩，(47)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

这时，撤出龙岩的红四军正集中主力，准备夺取白砂。白砂在上杭城东北，是上杭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也是一个大的集镇。当郭凤鸣部主力被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后，团长卢新铭收集郭凤鸣的残部，自任旅长，盘踞上杭。

在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时，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实际兵力只有一个营）驻守白砂，作为上杭的防守前哨。

为了歼灭白砂的钟铭清团，毛泽东、朱德于六月五日在龙岩、上杭交界的大池，召开红军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同时，迅速集结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为攻占白砂进行准备。

七日，红四军在闽西红军的配合下，分三路向白砂进击。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举行抬"定光古佛"的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当红军发起进攻后，钟部仓促应战，纷纷溃退。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火炮二门。钟铭情只带了二十名随从逃回上杭。卢新铭龟缩在上杭城里，也不敢出来活动。

白砂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故意制造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六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沿着通往赣南的大道，开往连城的新泉。他们在新泉休整了一个星期，一面进行整训；一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造成连城南部广大地区的武装割据局面。

陈国辉得知红军开到新泉，更深信红军将撤回赣南。所以，他回到龙岩后毫无戒备。国民党的报纸还吹嘘说："陈国辉班师进剿"取得"胜利"，红军"败退"江西。这时，红四军前委判断消灭陈国辉的时机已到，在六月十八日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地部署第三次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朱德回忆道："群众都组织得很好，城外十里地就有了游击队。我们到离城三十里左右的大池、小池集中，敌人还不晓得就去打。夜晚十一点钟出发，三十里走完将将天亮。敌人一旅三千多人，我们有六千多人，统统用上去。我带两个团在左面，另一个团在右面，切断通漳州的道路，正面按上一个新编成的团。将将天光亮，恰恰完成了对城的包围，敌人出来下操，就打下来。"(48)三打龙岩的战斗在十九日拂晓打响，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攻击从北门开始，伍中豪率部突袭松涛山，抢占了陈国辉设在制高点上的机枪阵地。

北门打响后，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龙岩城南的屏障--莲花山锣石鼓阵地，消灭了一营敌军，为第一、四纵队直取南门扫清了道路。

这时，西门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守军凭借着街道房屋负隅顽抗。

"陈（国辉）部队与郭（凤鸣）匪不同，武器弹药充足，多系北方人，均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匪为业，多是兵痞子，虽然只一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比郭凤鸣强。""这场巷战是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使用兵力多，则施展不开；使用兵力少，我军既没有刺刀、手榴弹，和有刺刀、手榴弹的敌人搏斗，确实吃亏。""这样激战了两个多钟头，虽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战斗进展不算大，而且我军也有不少伤亡。"(49)在这紧要时刻，朱德看清在巷战中逐房逐院地进行争夺，对红军非常不利，立刻传下命令：采劝掏墙挖洞打老鼠"的战术。对敌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陈部喊话。退缩在几个大院子里的陈部终于竖起白旗，向红军投降。

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这时越过河上的浮桥，突入龙岩南门。陈国辉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化装逃出。红四军前后三次攻占龙岩，合计消灭陈国辉部主力两千余人，"共缴步枪九百余支、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六架、手机关四架，陈国辉精锐部队损失过半。"(50)陈国辉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月二十一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由邓于恢任主席。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连城五县，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陈毅为此写下了《反攻下汀州龙岩》的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51)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等在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若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5章 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说，一九三○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①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②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③。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④。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同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⑤。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⑥这两个会议结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己"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⑦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六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十九日又移至长汀县城进行，到二十二日结束，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红军的整编和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六月十五日，正当朱德、毛泽东在南阳开会的时候，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严厉地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又说："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信的最后发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⑧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红四军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这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间的严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停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⑨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⑩尽管如此，朱德、毛泽东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理，尽力避免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11)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当地群众知道朱德、毛泽东将率领红军北上后，在长汀县城南郊举行欢送红军北上大会。"到会的工农群众，达三四万人之多（全县人口二十余万），多数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赤脚、光头，有的持红旗，有的荷步枪，有的带梭标或鸟铳、刀棍，完全武装，红色遍野，成为赤色世界。这天演说的有二十余人，除了朱德、毛泽东和一台湾共产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工农分子。"(12)这次欢送红军北上大会，体现了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并在兴国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当年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的萧华回忆说："一九三○年六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兴国。七月中旬，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帅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镖闪光，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忽然，热烈的掌声铺天盖地，如江潮一样汹涌而起--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政治委员等领导同志登上了讲话台！"

"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

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13)萧华那时刚调到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他回忆到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况："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我对朱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朱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朱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14)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在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训今。"本军团决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15)这里没有说"夺缺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就是说，到南昌附近以后，视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里也是留有灵活的余地的。

按照训令，红一军团即日分三路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涂。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这时，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军已调离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军将领鲁涤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开始进攻，击破鲁部两营，缴枪近二百支，俘虏一百余人。进驻樟树镇后，朱德、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人民，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援。

红军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向东夺取临川（即抚州），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七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在樟树镇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抚州有敌两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涂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6)针对这一情况，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发出西渡赣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务要切实照办"(17)。七月二十六日拂晓四时前，全军团渡过赣江，向北前进，攻占高安、上高等十余县。

七月三十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军躲在城内不还一枪。

向南昌鸣枪示威后，朱德、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发出撤围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18)并命令红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红一军团于八月二日全部撤离南昌近郊。朱德、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顾一切地强攻南昌，不仅难以攻克，并将使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朱德、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巧妙抵制。

红一军团从南昌近郊撤离后，国民党军队不敢出城追击。朱德、毛泽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领导红一军团在赣西北的安义、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丰等县休整待机，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扩大到一万八千人。以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时期。我们大大扩充了红军，聚集资力，组织群众，许多新的村庄加入了苏维埃。"(19)这时，"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20)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长沙。

于是，朱德、毛泽东在八月十日命令各军西出万载。他们也随同总部于八月十二日进驻万载县城，还到县苏维埃住地会见县委党团书记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并指出县委必须在城内发展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发展党的组织，从而把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说明红军不单纯是为了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1)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

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己率领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退出长沙，正在乎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十团以上的兵力主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四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朱德。毛泽东立即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指出："何键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踞文家市（约两团）、孙家缎（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段之间之青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22)命令规定全线总攻击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拂晓。

次日，红一军团根据朱德、毛泽东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进入阵地。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戴斗垣根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日拂晓，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向文家市发起总攻击，一举全歼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步枪一千四百支，水机关枪二十挺，手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等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余支。这次战役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这是红一军团自长汀回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战果比樟树战役大得多。

文家市大捷后，朱德、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到达水和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一万五、六千人胜利会师。这是朱德、毛泽东第三次同彭德怀部会合。

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八月十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并称："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进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23)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24)联席会议决定由这两个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

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三十五人为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实现集中兵力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朱德为候补中央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26)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28)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己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湖南回师江西的途中，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争论。

朱德后来回忆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29)异常紧迫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内部尽快结束这场争论，统一思想。否则，数万红军行动方向不明，迟疑不决，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九月二十八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膝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30)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31)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根据袁州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命令红一军团于次日拂晓由袁州到阜田集中，按原计划攻取吉安。红三军团按原计划经新余向临江一带开进，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的警戒任务。

这天晚上，当部队正在束装待发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八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十月二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祝可是，红十二军经安福向吉安前进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伍中豪中弹牺牲。

朱德异常悲痛，若干年后，他谈到这位先烈时，还沉痛他说：伍中豪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英勇善战，忠实于革命事业，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32)

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十月三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在山前总部向红一军团下达总攻击命令。

命令部队"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命令中还明确规定："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格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33)十月四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一点钟左右，红军攻人吉安城内。朱德也很快进入城内。以后，朱德回忆道：当时，因吉安周围的苏区有很大发展，所以，各地土豪都集中在吉安。到深夜一点多钟进城，土豪一个也未跑掉。红军一打就打到邓英的司令部，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土豪家里。我们先把他们统统看起来，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捉光了。这次的确筹到了足够红军使用的军费，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准备了经费。(34)"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35)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十月七日，朱德出席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的有二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36)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十几天内有一两万工农群众要求参加红军。朱德亲自出城会见他们，向他们讲述参加红军打天下的意义。红一军团在吉安"补增了新兵八千"(37)，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过去地方工农武装虽曾八次攻打过这座城市，都没有攻克。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十多年后，朱德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到吉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忆攻打吉安》诗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

红军速到声威震，

一充名城赣水红。(38)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等的坚决抵制，影响并不大。苏区和红军仍不断向前发展。一九四五年，朱德这样说过："由于立三路线历来对苏区和红军不重视，后来看着红军的发展，虽一再强迫命令，企图利用红军作为其城市暴动投机的工具，但在各苏区或遭着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而各苏区和红军是一贯站在六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执行了和完成了其发展革命的任务。"(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