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不能算是过上了稳固的中产生活，而是处在中产边缘。由于担心地位滑落，中间阶级的焦虑始终存在。在现存的意识形态霸权下，当现实利益受损之后，当受到资本更深的剥削与压迫之后，他们更容易转向极端反动的立场，更容易相信这立场符合其根本的利益。
作者 | 郑姿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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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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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算中产阶级吗？
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标准实在太多太多。单是粗略地看，就包括收入、净资产、消费水平、职业地位、文化程度、自我评价等划分标准。而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衡量中产阶级的指标也会大不相同。如果按照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来界定中产(年收入3.1万美元)，那么在中国达到这一水准的人显然是极少数——2011年中国个人收入高于10万元人民币的群体只有约3%[1]。
还有学者根据是否能使用私人轿车来界定中产阶级，认为20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大约在1亿左右[2]。而五年后，私人轿车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5倍，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也出现了相应的增长。此外，如果以5万至50万美元的个人净财富为标准，根据西南财大2015年的数据[3]，中国的中产阶级成年人口占总成年人口的20.1%(50万以上的只占1%)。同一标准下，美国和日本的中产阶级分别占37.7%和59.5%，但与中国相比，房产在其资产中的比重会小得多。
在中国学术界的讨论中，中产阶级的比例已达20%左右是一个较为常见的说法。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基准值，将收入介于基准值与基准值三倍之间的群体界定为收入中产，得出2012年其占比为18.9%(上层为3%)[4]。而除了收入外，最为常见的界定方法是依据职业地位来划分，李强教授就使用了“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的方法，给各种职业赋予一个分数，并将41-66分的群体界定为中产阶级，其比例在2010年是19.12%，而67分以上的上层则占5.62%[5]。
那么，哪些职业会被归入中产阶级呢?41-45分的群体包括多类购销人员、营业人员、办事员、行政人员、维修人员、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他们被认为是接近下层的“中产边缘层”，而正是这一“中产边缘层”占据了中国中产阶级的73%，占总劳动人口的13.9%。剩下46分以上的中产阶级，包括更高级的管理、营销、技术人员等等，只占总劳动人口的一小部分，即5.2%。
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
总而言之，即便我们判定中产阶级已至少占我国劳动人口的20%，我们也要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能算是过上了稳固的中产生活，而是处在中产边缘。不论是从职业地位，还是从收入、资产来说，都是如此。年收入10万的家庭可以排进全国家庭收入排行的前20%[6]，但也只能在中小城市过上中产生活，在北上广就非常困难。因此，真正能达到中产基本生活水准的群体其实并不足20%，更别说达到发达国家中产的生活水准了。
毕竟，标准的中产生活不仅要有房有车(房屋还不能太偏远、老旧)，还要在每月还完贷款、日常消费后有所余留。首先要准备的就是用以子女教育的资金，就算不打算买学区房、供不起出国留学，也还要花钱给兴趣班、补习班。否则如何确保自己的孩子不发生阶级滑落呢?作为中产阶级，即便不购买什么奢侈品，日常娱乐消费、外出旅游消费也是要预留出来的。最后还要为养老、子女买房、意外风险等进行储蓄、理财。
这也难怪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特别是“中产边缘层”如此“焦虑”。要实现这些目标，年收入10万是远远不够的，年收入20万还算勉强(这已经进入中国家庭的前10%了)。在中小城市，住房的负担是减轻了，但是高收入的工作却更加难找，要实现年收入10万的压力也不小。这里的“中产边缘层”，也难逃折磨。
那么，读者朋友，请问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排进前20%，算不算标准的中产阶级，抑或是“中产边缘层”呢?
马克思如何看待“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异质化的群体。拥有专业技术的劳动者、中等管理层、农业生产大户、收入较高的个体户、小企业主、收租为生的房东等等，都可以被纳入中产阶级的范围。从日常运用中不难看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一概念更加强调一定的生活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上层”与“下层”，因而其往往与“中产阶层”混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阶级”(class)概念反映着生产关系中的不平等与对立关系，进而反映着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中的支配与被支配。马克思所使用的“middle class”一般被译为“中间阶级”或“中间等级”，这强调了一种政治意涵——这一阶级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在二者的斗争中左右摇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间阶级将日益分化进两大阶级中，其中的大多数将跌落为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金字塔。图片来源：wikimedia
到如今，在西方的主流论述里，“class”中的政治意涵已经被淡化了，“middle class”变成了纯粹反映社会分层的概念。因而，中国的主流学术界索性就将“class”译为“阶层”，自然少了许多“阶级”所伴随的对立、冲突感;同时，政治意义上的“中间”也变成了生活意义上的“中产”。现在，当人们看到“中产阶层”乃至“中产阶级”时，想到的也就是“橄榄型社会”，即两极分化不明显、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和谐社会”，而不再会想到马克思口中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了。
人们的认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与中间阶级自身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中间阶级主要就包括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时也会被纳入小资产阶级之中。在《共产党宣言》里，中间阶级就被描述为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认为会变成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或者“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
的确，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资本集中的趋势。许多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已经发现，所谓创业就是为大互联网公司打工。一个新项目诞生后，为了融资，缺乏资本的他们只能接受财大气粗的大公司的支配。在零售业，一家家小卖部也不断被连锁便利店取代。在农村，除了近郊农民可以凭借征地和出租房屋致富，大多数农民并不能从那一点儿土地上获取多少收入，最多以低廉的租金流转给生产大户和企业。
当然，伴随着资本的空间转移和产业转移，新的产业和空间总能给小资产阶级带来新的生存环境。但资本在催生小资产者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小资产者，特别是当遭遇危机或经济萧条时，小资产阶级的跌落将远远多于产生。随着大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实力的壮大，新产业资本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留给小资本的机会越来越小;同时，地球上还没有被资本主义扩展到的空间也越来越少。总之，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相对规模终归是要更加缩小的。
但是，当今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并不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增多，而是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增多。这一群体构成了所谓“中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在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的分析中，这些“新中间阶级”拥有不同程度的组织资源和技术资源，这使得他们处在矛盾的阶级地位中[7]。
“新中间阶级”意味着什么？
管理人员同时分享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性和利益，两者之间的内在对立使其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在许多工人集体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遭受资方侵犯权利时，可以凭借其组织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能更容易地动员更多普通工人参与到运动中去。然而，他们也是最容易被企业主分化控制的一类人，在谈判中他们最容易妥协，并且可能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后就置普通工人于不顾了。
专业技术人员介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他们往往不掌握生产资料，但他们对自己的劳动过程具有一定的支配能力。他们可以凭借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稀缺性分享到剩余价值，因而他们很容易自我代入资本的角色，为了创造(并分享)更多利润而自我压榨(当然有时也是公司环境所迫)，付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常常多过他们所分享到的剩余价值);他们也更容易将个人的生活处境归结于自身的竞争力，而忽略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
对于这些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而言，他们的收入依赖于对剩余价值的分享，这种分享可能包含着他们向资本争取利益的因素，但更主要还是产生于资本对他们的主动拉拢。这种合作关系使得他们更乐于维护资本积累的繁荣，更容易将普通工人的集体行动视作不努力上进、不顾大局的表现。当然，同样的心理也会存在于普通工人之中，但对这些中间阶级而言无疑有着更深的程度。
那么，这些“新中间阶级”的存在，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判断呢?其实，这些新中间阶级的壮大，无非意味着阶级矛盾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已。
中间阶级的壮大促使了资本积累向消费领域扩展，阶级矛盾在这里也具有了新的形式。资本不断刺激着劳动者的消费欲望，连哄带骗地将中间阶级好不容易分享到的剩余价值又吸收回来;消费者信贷(特别是房贷)在这里既发挥了刺激作用，又发挥了再盘剥一层剩余价值的作用;教育、医疗等再生产领域公共支出的不足，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担负起更多的消费支出。这些正是中间阶级焦虑感的来源，也是无产阶级无力感、被抛弃感的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阶级矛盾在世界体系中的转化。一个国家拥有高比例的中间阶级，意味着该国资本的高度发达。企业规模庞大，自然需要大量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而这一切的条件就在于：该国必须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了足够大的高端产业位置。否则，其经济条件是决不允许存在如此之多的“中产阶级”的。这也就意味着该国生产力必须足够强大，足以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然而，仅仅有高生产力是不够的，或者说，是否能提高生产力也不单纯取决于研发能力。国家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才能确保本国资本提升生产力的成果不被外国资本夺取，才能确保海外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不被外国资本所独占。换言之，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不仅意味着国家不能受他国支配，还意味着国家要在国际事务中享有足够的主导权。
于是乎，世界上就出现了外国资本、本国资本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就出现了国家间彼此争夺主导权的斗争。这些斗争，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斗争的转化形式;为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为了培养出足够的中间阶级，抑制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转而进行这种国际斗争。这种斗争的最终形式，就是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军事干涉。
换言之，“新中间阶级”同样不可能无限扩大，它只会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中占据多数;而“一将功成万骨枯”，要成为核心国家，要维持核心国家的地位，人们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间阶级：保守，还是激进？
理解了国家与中间阶级的关系，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说自由主义者将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是一种幻想，为什么许多中间阶级高度认同所谓的“国家利益”。
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与不好，的的确确与国家有着直接关联。如果国家出现经济、政治动荡，他们脆弱的中产生活将受到巨大威胁——想想房屋贷款就能知道——这甚至使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高度认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遭受国家权力侵害的中间阶级毕竟是少数。既然如此，自由、民主不能吃，更不能拿来还房贷，只不过能满足某种精神需要，何必苦苦追求呢?
然而，中间阶级的焦虑始终存在。他们不太容易将其归结为社会秩序的压迫，也不愿过多苛责自己，只能压抑在心里。而一旦社会上出现“非我族类”，不少中间阶级的紧张神经就能立刻感受到“威胁”，他们的不满就立刻指向这些异己的存在，他们焦虑的情绪也由此找到了突破口。历史上的反犹主义、种族优越论，如今化身各种排外思潮，确有卷土重来之势。
不少中间阶级也能够意识到资本的剥削与压迫，他们也宣称要追求社会进步、“共同富裕”，但认为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社会秩序的稳固之上。这说明他们其实仍不愿放弃资本积累的秩序，只不过想通过国家将其改造成某种形式。与此同时，他们也相信国家争取世界体系核心地位的斗争无可指摘、无比正义。在这种对国家权力的信奉下，“反资本”不过是一句口号。如果再加上排斥异己的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要披着马甲从棺材里爬出来了。
马克思曾说：“中间等级……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人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纽约游行
新中间阶级的职业地位的确没有那么稳固。一个新职业兴起后，资本会自然而然地培育出更多该领域的专业人才，从而使一开始具有较高稀缺性的岗位越来越竞争激烈，越来越无产化;随着管理技术的提高，许多中层管理也成为了冗余的存在。面对经济衰退，他们也很容易跌落。而更为要紧的关键在于：依赖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的中间阶级，终究是暂时的存在，而这种世界体系亦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抛弃这个引发劳动者相互对立的剥削秩序，才能实现真正的长远利益。然而许多人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点。
历史已经证明，保守的中间阶级在面对破产之时，也会展露出激进的一面。然而这种激进未必是革命，反而可能是极端的反动;被抛向无产阶级的他们未必会产生共产主义的斗争觉悟，反倒有可能成为冲锋队的疯狂一员。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使得他们产生坐稳中间地位的幻想，这种幻想比19世纪流行的恢复小生产的幻想要来得凶恶、反动得多。人们的现实体验已然能将恢复小生产的可能否定了，然而要让人们否定国家资本的强大与自身长远利益的一致，单凭现实体验就十分困难。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指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重要。葛兰西为了回答西方社会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8]：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领导权使民众对统治秩序产生真心认同，这种认同当然不符合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它甚至可能与现实利益受损并存。一些人幻想着：中间阶级，乃至于受其影响的无产阶级，在现实利益受损之后，在受到资本更深的剥削与压迫之后，会自然而然地放弃保守立场。这种想象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在现存的意识形态霸权下，他们甚至更容易转向极端反动的立场，更容易相信这立场符合其根本的利益。
葛兰西
要使得这种危险尽可能地减少，我们就必须进行更充分的揭露宣传，将人们凭借个人经验无法抛弃的幻想逐一破除。单靠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阵地战”，自然无法获得根本的胜利，但这却是壮大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必要一环，也是削弱反动力量的必要武器。
参考文献：
[1]http://think.sifl.org/?p=3864;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809313/answer/62418816
[2] http://think.sifl.org/?p=3864
[3] http://business.sohu.com/20151117/n426657041.shtml
[4] 李强, 王昊.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J]. 社会, 2017, 37(3):163-179.
[5] 李强. 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J]. 江苏社会科学, 2017(2):1-11.
[6] 甘犁.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4[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
[7] 赖特. 阶级[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8]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