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黄宗英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三联书店的八四年版本,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

傅雷最后的家书
  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散文》以“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展示了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收入了若干新发现的傅雷佚文及傅雷最后的家书。

  据《傅雷散文》一书编者陈子善介绍,收入其中的“《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六十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十四封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傅雷散文》遴选了其中的两封先期译成中文。

  收入《傅雷散文》中的傅雷最后的家书,是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查到的。这是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 Menuhin)的英文书信。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未署写信时间,但陈子善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家书“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应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挚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傅雷散文》所收的这封家书由当时采访傅聪,后来成为“香港第一健笔”的香港经济评论家林行止中译: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疚,只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

  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傅雷之后-施康强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试与傅雷比高-管筱明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多好!……

  许先生是这样译的:

  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啊!多大的痛苦!……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傅雷散文》编后-作者: 陈子善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常为翻译家的荣光所掩却,这当然是很可遗憾的。其实,傅雷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无论是早年的《法行通信》,还是晚年致傅聪的家书,都能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优秀散文之列。傅雷家书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大关,脍炙人口,影响极为深远。傅雷其他许多文学批评、美术音乐评述和译著序跋也完全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赏读,文笔之典雅晓畅,见解之独特精到,同样散发着作者全部的人格魅力。傅雷的散文是卓然自成一大家的。

  本书分为“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以展示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60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十四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现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从中遴选两封先期译成中文,收入本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又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的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 Menuhin)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也未署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很可能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深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和反抗。现把中译转录如下,供读者体会和反思: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

  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仄,祗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

  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毛泽东的)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